五十年代的文學造象 :樊善標、陳智德講座記錄

報導 | by  黃敏 | 2021-09-11

《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的《新詩卷一》、《新詩卷二》、《歌詞卷》和《粵劇卷》已出版,兩位編者樊善標﹙散文卷的編者﹚和陳智德﹙新詩卷一的編者﹚於7月14日在香港書展以「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的造像」為題,深入淺出由鈎沉史料分享當時的文學風貌。


樊善標先作開場白:「『造象』可解作名詞,譬如洛陽附近有龍門石窟,裏面的佛像叫作「造象」。『造象』的『造』也可解作名詞,用金屬或石頭等材料雕塑一個形象。我認為今天題目接近後者。到底五十六年代的時空塑造出怎樣的香港文學面貌?又是怎樣塑造的?雖說是五六十年代,但事情總有前因果,因此不能直接由1950年開始說起。一方面五十年代事情要追溯至四十甚至三十年代,另一方面我們看過去的事物總帶有現在思想感情的印記,和當時的人如何看待自己,很可能不一樣,所以我們就要小心了。」


五十六年代的香港:有待互相認識的移民社會


樊善標先整理由中日抗戰到1960年的香港人口流動。抗戰初期香港人口約80萬人,中國城市相繼淪陷,內地人紛紛移民來港。香港淪陷後人口急降,二次世界大戰後又迅速增加,1959年香港人口更超過300萬以上。


「香港變成一個五方雲集嘅地方。抗戰初期來港的,和二戰後來港的,很可能不是同一群人。有些人本來只是打算暫居,但有些因素令他們留了下來。當年他們不知道自己會逗留多久,自然不會有一種好安全的感覺。」特別是一些本來在內地社會地位較高的人,來港後無法從事原來的職業,收入和聲譽都不如之往。其中商人、專業人士和知識分子都有書寫能力,沒法從事原來的行業,自然會寫作維生。他們不但覺得寄人籬下,失落了國民身份,還失去了原來的工作,雙重失落令到他們覺得香港社會裏很多不確定的因素,究竟會不會越變越差呢?


由於來港人數增多,1949立法限制兩地之間的人口流動。雖然仍有很多人偷渡入境,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人口仍然增加,但法令上禁止咗人口嘅自由流動呢,也令到「香港人」成為一個標籤。 「不論喜歡或不喜歡,願意或不願意,在香港生活嘅居民開始有一些共同命運,身份認同便慢慢強烈起來,整個社會有待互相認識。」


樊善標統計了散文卷中60位作者第一次於香港居留的年份,由1948年至1950年期間,有28位首次來港,有7人是再次來港,兩者合共佔全部的58%。1948年前來港的有12個,剩下都是1950年後來港,或不清楚來港年份的。「你可以看到五十年代的香港,基本上是以新移民為主的,這是我最基本的睇法。土生土長,本土認同等,其實都是後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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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的寫作:政治角力、換取溫飽、以及兩者以外


人口變遷以外,當時蘇聯和美國對立亦波及了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樊善標指出幾個重要的現象。第一,美國在香港建立了一個全球人事編制最龐大的美國領事館;第二,美國新聞處出版了很多書刊,譬如《今日世界》、《四海》等;第三,美國亞洲基金會資助了一些出版社,譬如著名的友聯出版社和人人出版社等。 這些美國的文化援助,當然有其政治目的,但亦有一些文化上的成效,這一般屬於廣義上的右派。香港本土仍有左派的文化機構,譬如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文藝世紀這些報紙和刊物,提供了左翼文化發表的空間。

「我們可以說意識形態的對立好像轟轟烈烈地展開,但同時有些人可以藉住寫作來得到溫飽,寫作成為一種可以維生的辦法。除了政治方面,我認為商業亦很重要,香港歷來被叫作商業掛帥的城市,一般人都覺得金錢利益比起其他更為切身。當時寫有商業利益的作品會比較容易賣錢,但並非每個作者都願意寫這些作品,所以他們要除了面對政治壓力,亦有一個商業壓力。」

話雖如此,樊善標反過來提醍和三四十年代相比,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居住環境其實進步不少。「單是僅受到冷戰影響而沒有捲入熱戰,這已經很幸福。冷戰後禁運,香港不能作為一個轉口港,但這又令到香港出現了新的轉變,向工業化發展。總體來看,五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經過40年代30年的動盪,慢慢平靜下來,趨於穩定,香港文學亦在這個過程中慢慢展露一些新鮮的姿態。



難民文學的反思:年邁作家的積極和意志


然而,當時的人不一定完全受環境結構和制度局限。1950年這六十位散文作家最年長的不過60歲,平均年齡35歲,中位數則是33歲,算是相當年輕。一般我們認為年紀較輕的承受挫折能力強一點,因為他們預期還有很長生命,可以開展新的生活。按理來說,年輕作家應比較樂觀,年老的則較悲觀。實際上又是否如此呢?樊善標舉了易君左的散文為例。


易君左當時五十多歲,在內地文學界上有聲譽,1920年代曾和郭沫若和郁達夫共事。他來港後在美國機構裏工作,解決生活困境後亦有用不同的方法維生,例如投稿、寫書畫、任教大專等。他曾經在《香港心影》的序中提到:「香港,你說它是天堂,不見得;你說它是地獄,也不見得。﹙……﹚問題在自己是不是能夠奮鬥、能夠掙扎,度過這若難的年月。」不難看出他是很有意志力的作家,但然意志力當中也反映著香港生活艱難的一面。


樊善標提到一篇易君左寫春節逛花墟的散文,那時除夕他本來打算到花墟買梅花,但當時廣東人認為「梅」字不吉利,基本上沒人賣。「他買不到梅花,見到四週都是桃花,但桃花太貴,左思右想下買了一盆水仙。他很開心捧著水仙,但在巴士途中發現其中一支花莖差不多斷了。他回家後很懊惱,但第二天醒來,發現那水仙開得很美麗,很香。他感受到生命力的偉大,花猶如此,人何以堪呢?這其實是很積極的反應。」


話過頭來,所謂難民文學的印象往往來自幾位特別著名的作家,像司馬長風、力匡等人,反而主要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人。「我們發現有一些較他們更年長的前輩,對於人生逆轉表現得積極正面,繼續用難民心態概括全部五十年代作家是否恰當?我們可以多想一想。」


業餘作者的文學創造


樊善標還分享了幾位散文作者的作品,其中彭成慧的有點特別,因為他並非以寫作為維生。「如果一個作家不再寫作,我們無法在散文卷編選他的作品。但有些人,即使不再從事文化行業,仍然把握住些業餘時間去寫作。當時環境底下,這些有意或無意的藝術創造,其至作者本身也不認為自己是文學家,但仍會有些好作品留了下來,這些也值得讀。


彭成慧1950年時39歲,大學曾修讀西洋文學,亦在上海出版過散文集,三、四十代曾經來港教中學。 香港淪陷又回內地,49年和他的兄弟再來香港,但這次沒有教書,亦沒以文化工作為他的專業,反而和他的兄弟開了一間餐館以維持生計。「年紀稍大的應有聽聞,就是楓林小館。另一方面他仍有寫作,出版作品集,甚至做一些文學雜誌的編輯,這些都是賠本的,賺錢的就是他的餐廳,以及後來開的雍雅山房。他〈藏箋〉一文寫一封他藏匿很久的信,憶述他和舊愛的相合相離,那次分手其實是他多年來的悔疚和秘密,最后終於能夠藉住一篇散文一吐為快。我想這就是彭成慧雖然做生意,仍無法忘情文學的原因,因為文學能給予他一些心靈上的自由。」


有些人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是難民社會,寫的自然就是難民文學了,不然還可以寫甚麼呢?樊善標作結時說:「五十年代香港雖然有很多難民,但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典型的難民心態,即使是懷緬過去,也不必要以否定當下為代價。越讀當時的散文,認識更多作家,反而就越讓我感受到那個時代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人,這是非常有趣的經驗。」


「文學大系」的傳統:一種歷史斷裂的焦慮


陳智德接著補充這輯文學大系的出版原由,其中有著一個延續文學傳統的背景。文學大系的傳統要追溯至1930年,《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輯在1935-1936出版,陣容鼎盛,譬如請魯迅編小說卷,找周作人編散文卷,往後中國大陸和其他華語地區也出版了不同的文學系。


「《中國新文學大系》第一輯的出版並非僅為了賺錢,或作教科書,而是來自一種歷史斷裂的焦慮。」陳智德解釋到,1919年五四運動發展到三十年代時,當時作家發現很多人已經遺忘了五四運動以及其貢獻。 三十年代時劉半農曾提到,「當初努力於文藝革新的人,一擠擠成了三代之上的古人」。「原來進步前衛的文學家,爭取民主自由反封建,相信民主科學,為何在三十年代卻變得保守?這個歷史斷裂的焦慮,就是當時中國文學大系的動力,希望重建新文代運動的傳統。朱自清的〈選詩雜記〉亦可看出這種歷史意識:『我們要看看我們啟蒙期的詩人努力的痕跡。他們怎樣從舊鐐銬裏解放出來,怎樣學習新語言,怎樣尋找新世界。』」


今天《香港文學大系》希望承繼文學大系的傳統,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已有人提出相關的構思,例如劉以鬯和梁秉鈞等。「九十年代以來學界作了大量的香港文學資料整理和研究,例如小思老師、黃繼持、鄭樹森等,我們就再進一步去編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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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十年代香港詩歌的多面性


陳智德認為五十年代是一個變動的時代,香港詩人自覺或不自覺寫出具香港視角的時代面貌,除了奮進和失落的二元對立,更糾纏著更多苦思和掙扎。「香港詩新詩當時有一種現代主義的風格,反而在中國大陸幾乎消聲匿跡,亦即「十七年文學」。當時中國鼓吹以工農兵為主題的無產階級文學,現代派文學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的趣味,反而五十年代臺灣和香港能夠看到現代派的詩人。


陳智德提醍當時也不純粹是現代派,因著當時香港詩人的文化差異,感受往往是分歧相異的。他舉了不同作家的詩歌為例,「例如何達的〈從早晨到早晨〉寫從一個平常的早晨,到一個從「抵抗美國支援朝鮮」角度報導韓戰的早晨,寫出當時奮進的一面;徐訏〈原野的理想〉則以黯淡消沉的語言,將香港視為磨滅理想的地方:


但如今我流落在污穢的鬧市

陽光裏飛揚著灰塵

垃圾混合著純潔的泥土

花不再鮮豔,草不再青


五十年代香港詩人在商業和政治的夾縫中,有時不得不違背本身的文學理念,寫具娛槳性的文字,或過份強調或左或右的姿態。時代低迷,壓抑個性,新詩便成為一種逃循的出口。陳智德舉了楊際光作舉子:「他在《雨天集》的前記寫:『我要闢出一個純境,捕取一些不佑名的美麗得令我震顫,熾熱得灼心的東西,可將現實的世界緊閉門外,完全隔絕。』他的詩較少回憶過去或批判現實,而是另行建造一個觀念上的『純景』、〈水邊〉和〈海濱〉都是其中的反映。這也是另一種對五十年代香港現實環境的回應,對於外在世界的混亂,表達了一種沉潛的憤怒。」


香港五六十年代的詩人並不能簡單以左右劃分,楊際光的純景是一境,徐訏的〈歲尾〉也是一境,力匡的〈燕語〉也是一境。他們傳承了五四文學不同流派,但不僅是重演,而帶著轉化和調整,而更有力地讓後來者承接和更新。五十年代香港新月瀰漫一片新派格律化詩體的色彩,持守寫實主義理念有何達反映社會現實,甚至聲授非洲人民民族獨立運動中的〈難道我的血裏有非的血統〉。至於較著重表達形式的現代主義,亦可見於馬朗於1956年創辦的《文藝新潮》,創刊辭即將現代主義文學形容為禁果:「為甚麼這是禁果?為甚麼要遮住我們的眼睛?」


補充


講座當天,《新詩卷一》剛在書展推出,《散文卷》尚未出版,篇幅所限,本記錄難以將所有提及過的引文,惟盡量記下講者提及的篇章名稱,讀者可在《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出版後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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