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follow me】書寫時代，文學的回音——訪問李智良（下）

2019至2020年，香港經歷持續一年多的抗爭運動，曾經寫滿城市每個角落的標語如今雖被白油漆去，但訊息仍然烙在過路人的眼底。文學從來不是與政治無關，面對重大社會事件，詩人、作家自不然以創作回應，無論直接或間接，這一年間發生的事，都會是寫作者繞不過去的關卡。

然而，怎樣才叫回應社會、回應歷史，是個複雜的問題，距離如何拿捏，寫作者與被寫作者（如角色有原型）的關係，作者的權力等等，不是一時三刻能釐清，再加上，坊間以至學者有其對歷史的紀錄、保存、整理，文學又有什麼位置？

李智良認為作家較強調個人經歷，不一定將「大歷史」納入創作才叫回應歷史，「在這時勢下的真實情感、生活質感、遇到的人和事，我們日常生活很多細緻的感覺，都不是與歷史無關。」鑽進主流歷史以外的縫隙，展開對世界的描述與觀察，都是小說詩歌甚至藝術創作的可能所在。

文學如何回應

黃碧雲於2018年出版的《盧麒之死》引起過廣泛討論關注，當時是2016旺角騷動後兩年而反送中尚未發生，本書圍繞1966年由反對天星小輪加價引起九龍騷動，為首示威者青年盧麒被發現吊死於徙置區單位，死因存疑——「我們都害怕第四可能：「原因不明。」「存疑記錄。」／我們沒有從歷史明白甚麼，除了情感。」（黃碧雲語）「原因不明」四個字，今時今日勾起我們太多聯想。

黃碧雲的書展示她對香港歷史的關注，大量挪用報章、檔案、報告、論文等史料，甚至遠赴英國查找檔案，雖然如此，李智良認為它仍然是「小說感很強的創作」，「她所關注，盧麒及其身邊年青人當中的情感關係，雖然我們稱之為社會事件，但它是由不同人的遭遇，無論是基於理想抑或巧合——有其內在動因——而倦入這場運動，當中有很強的情感面向。」

而使這本書與一般的歷史檔案、紀錄區別開來的，是書中的語言，「小說成功有部分因為她將原本是英文的資料，在翻譯過程中呈現語言上的跳躍，這種語言美感又能嵌入她原本的小說語言中，這已經不是狹義歷史家會做的事，小說家才會想到這樣做。」

「當然我作為讀者，我會期望黃碧雲在這小說中，將每個引用的資料都標明出處，那樣我覺得更加有趣，至少我會很好奇。」在小說中引用二手資料也是李智良的慣常做法，那是基於他對寫作倫理的思考，「如果我只為自己要寫故事，去採訪他人、拿別人的故事來用，當中權力是否平等呢？有沒有令對方都有種……說得偉大些叫『充權』，有沒有令對方的聲音被聽見，有很多考慮我自己還未拿捏到準則，所以會用二手資料，亦會標明出處，有種開放原碼（open source）的感覺。」

香港文學的位置

歷史告訴我們，極權的影響可以滲透到生活每個層面，它首先搗毀的是政治制度、選舉制度，然後是教育，之後可能是出版、語言、文化。所謂「大灣區文學」在近幾年偶有耳聞，文學可能有天也會成為爭奪的場域，智良認為那不全是文化政治的包圍，「商業社會本身的運作已經在把你淘汰，發行商大書店本身就是一條龍操作，在文化領域的佔有率覆蓋率比起獨立出版團體大很多，問題是我們怎樣在這巨大的不平衡中拉近差距。」

智良認為香港文學不能太故步自封，「要跟香港本位的文化歷史論述有更多有機結合，而不只是維持一個自己的文學圈，令到更多人可通過文學找回香港經驗。」智良期望有更多不同經驗能被納入香港文學的體系中，例如少數族裔、文化資源沒那麼強勢的聲音或創作，「香港經驗不是只有廣東話，香港不是只有華裔或白人，如果說寫廣東話才叫香港文學其實是自己限制自己。」

他提醒我們卡夫卡的經驗，一位使用帝國語言（德語）創作的捷克猶太人，「他在德語中是格格不入的，他的語法很奇怪，但正是這種奇怪的書寫方式，某程度好像hack進了主導語言中，令到德語出現變異，這是他成功爆破開的文化空間。有時我覺得香港文學，跟整個大範圍裡的華語書寫，都可以是這種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