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文體與書寫困境——李智良、郭詩詠、張歷君談《渡日若渡海》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1-01-18

睽違12年後,李智良在2020年7月推出新書《渡日若渡海》。早前九龍城書節夥拍香港文學生活館在網上舉辦了講座「時代的文體與書寫困境」,邀請了李智良、郭詩詠和張歷君,除了討論作者寫作的心路歷程以及書中所描繪的時代面貌之外,也對作品的文體作出了詳細的討論,同時也探討了當中的引文、主客體等議題。


李智良的文章描寫了一種處於城市中不舒適、不心安的感覺。在談及李智良難以為自己的書寫進行文體定位時,張歷君指出,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同樣面對這個文體定位的問題。李智良多年前曾為《字花》撰文介紹巴塔耶的小說,文章便論及巴塔耶在1935年創作的小說《天空之藍》(Le Bleu du ciel,又譯《正午的蔚藍》)。張歷君指出,巴塔耶在1957年正式出版這本小說時,補寫了此書的「前言」。在前言中,巴塔耶嘗試追問,自己那些難以定位的「敘述/故事」(récits)或「小說」(romans)書寫得以孕育成形的基本條件或內在經驗究竟是什麼?他認為,敘述/小說「為世人揭示了生命的多重真理」。「雖非必然,但揭示生命各種可能性的敘述往往需要片刻的狂怒,沒有它,敘述的作者可能就無法認識到這些極端的可能性。」換言之,敍述/小說的誕生建基於一個極端的狂怒經驗、痛苦經驗。張歷君注意到李智良在幾個新書訪問中談及自己難以定位的書寫文體時,都使用了「敘述」一詞,所以想進一步了解,李智良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是否也參考了巴塔耶有關「敘述」的思考?但對於智良而言卻不是基於一個極端、短時間的痛苦,而是一種長時間的堆疊,痛苦如慢性病般纏擾著他。「長期生活在香港這個城市中,痛苦就如一個慢鏡頭般一直延長。」在這個他居住、生活的城市當中,有一種不舒適而且與周遭環境野格格不入的感覺,「我難以定位自己與周遭又或者世界的距離是甚麼,難以有安心的感覺和心之所在的連繫。這種不舒適與Bataille所說的痛苦以及狂怒的經驗是否有連結我又不是太清楚,又或者我自己也無法言喻。反而他人的故事會有觸動到我的地方,例如部分文中所提及到的作者,他們與香港人的位置十分不同,種族、宗教、生活的地方都不一樣,而是不斷在國境與國族之間不停穿越的人,我反而在這種經驗裡面找到一種廉價的共嗚,但當然這種共鳴可能是很廉價的一廂情願。」


文體、書寫的思考


《渡日若渡海》由不同時期的文集組成,文章並不是由書的概念出發而寫成的,「我覺得我並不是一個懂得以戲劇化的處境再加上人物,再以人物本身的性格去決定命運,然後推演情節的人,我不擅長這種寫法。」在出版《房間》之後,李智良曾為報章撰寫過一批短文,描寫在香港交通工具上的情景。「因為字數不多,所以難以寫出一個故事性十分強的故事,反而寫了很多散碎、短促的時刻,然後利用這些時刻去打開一些個人的回憶,形成了一種無限延展的時間流的寫法。」李智良又形容,這種寫法其實和攝影的雙重曝光、多重曝光的寫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當中有聲音的轉換,有時候是召喚式的敍事手法、有時則是平鋪直敍、又有時是敍述性的寫法、但又有接近詩的東西、以及各式的引文,他形容這是一種「混雜的寫法」。


書中不少文章都用上了大量引文及注腳,例如〈渡日若渡海〉、〈沙漠〉、〈The night will wait〉等等,這個做法在文學書寫上並不常見。「我覺得我並不是一個有很多故事要說的人,由『我』的角度去說故事的方式在寫《房間》的時候已經完成了,所以我會想像可以在文中納入其他人的聲音,於是把引文直接變成內文,並且以此來觸發情節推動、畫面轉折等等。」


在談及引文和抄錄的書寫形式時,張歷君提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夢想正是寫一本完全由引文組成的著作。李智良因此想起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對古希臘神話中Echo故事的詮釋,並從而點出在回聲、重複、引用和抄錄等蹤跡和書寫中所隱含的「愛的簽署」(signature of love)。張歷君隨後提出周氏兄弟(魯迅與周作人)的例子,與李智良的抄錄、引用方式作出對照。周氏兄弟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比較擅長使用抄錄、引用的作家,他們透過引錄抄寫的過程嘗試去突顯引文或者論點當中的偏見,然後引導出各種偏見之間的互相對話、互相質疑、互相諷刺,與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間離敍事法」相似。參考剛才有關「愛的簽署」的討論,張歷君認為李智良的抄寫、引用與二人截然不同,是透過抄錄、引用的過程貫注作者自身的肯定、或者愛慾。前者著重於反思、批評,後者則著重情感。李智良隨即回應,認為自己沒有在愛慾和反思之間作出劃分和取捨:「書中確實有很多間離效果的東西,同時有一種self reflexive的形象出現,又或者書中的角色是一種人工的存在,例如林諭並不是基於一個實在的人物原型而設計出來的,是一個artificial但同時把這種人工性擺在讀者眼前的存在。但我認同當中貫注了很多情感,我本身不是一個會直接流露情感的人,反而經常會留意陌生人,或者說是對他者的凝視,那種在不同城市中對他人的凝視,是一種不可僭越的距離,同時是一種嚮往與他們連接的慾望,在兩者之間拉扯。」


書中有你、妳、他、她,但沒有「我」,主體與他者的關係,同樣是書中一個每人深思的地方。「『你』是一個我寫作時想像的人,但這個人時不停轉換的,即使在同一篇文章中都有機會轉變成另一個人。」而郭詩詠認為,書中的人物彷彿可以貫通,又彷彿是不同的人,讀者有時可認同於小說人物,有時卻甚感困難;而閱讀主體正是要置身於這種「同/不同」的游移,才可以進入到李智良所描寫的世界。


借鑑實驗電影


在與書名同名文章〈渡日若渡海〉中,李智良描寫了香港與新加坡,郭詩詠就指出「題目已經標示了時間(渡日)和空間(渡海)的問題」,並提出兩個疑問,一者關於寫作技巧:「若果小說不是一種再現的形式,又或者以主人公作為重點去展開的文章,可以如何去處理時間和空間的移位?」另一者關於地域經驗重疊的問題:「如果本土不限於本土,海外又不一定是海外,時間與空間可以如何打開?」


李智良思考片刻後笑言「可能因為我沒有厲害的小說技巧,所以利用了這種散碎和拼貼的寫法。我用的方法就好像實驗電影,用了cross fade、重疊、重曝、jump cut等等的東西,把不同的場景、畫面也好、聲音也好、身體觸感又也好,用一個現在式的形式合併在一起。」隨後張歷君指出這種寫作方式就像本雅明在《拱廊街計劃》(The Arcades Project)中提出的「文字蒙太奇」(literary montage)。他認為,李智良嘗試以兩個地方做一個重疊、疊影的處理,有一種電影剪接下的對照關係,可以是一個新的賞試。而在空間處理方面,李智良喜歡把每一個有關物件、空間的細節都形容得極其細緻,不讓你留有一點的幻想空間。而George Perec是其中一位影響了他寫作手法的作家,「他有一本名為《Life a User's Manual》,講述一座大廈中不同單位的人的交雜,每個房間的佈局、擺設,甚至是咖啡罐上的花紋都會一一寫出來,就像要把世界上的所有細節都要記錄低。」George Perec是當時Oulipo(潛在文學工作坊作坊)的成員,這個群體對於李智良產生了不少影響,「他們對於當時的世界有一種很強的看法,覺得要在文學和文化實踐上提出改變,他們不斷嘗試推進各種藝術的邊界。」


而在地域的問題上,李智良就指出書中所描寫的不單是香港本土的經驗,而是一種全球化的體驗。李智良:「在高度資本主義化地區生活的經驗貫穿整本書,我們在香港的體驗在其他全球城市中都十分容易經驗到,那種與周遭的人既陌生又有些許親密的感覺是一種曖眛的距離。最後,郭詩詠認為李智良提出了一種香港與許多不同地方相關、相通、甚至相同的看法:「書中在書寫一種本土甚至是全球的疏離,呈現了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中,難以擁有一種舒服或者具活力的生活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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