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裡的香港與不再流動的河——陳炳釗、董啟章談《對倒.時光》

專訪 | by  李卓謙 | 2018-08-10

假如時光可以摺疊,今天的香港與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會有甚麼分別?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二十周年劇季,改編劉以鬯《對倒》和董啟章〈對倒《對倒》〉的劇作《對倒.時光》便嘗試將今昔香港作對倒呈現,在光影流轉之間,觀眾穿梭於六七十年代與近未來之時空,《對倒》裡一對經典角色又再活現眼前。編劇陳炳釗與黃呈欣將《對倒》揉合〈打錯了〉、〈大眼妹和大眼妹〉等極短篇故事,重新呈現篤信機偶的淳于白和幻想少女亞杏,同時亦為今天的香港鑄造了另一對對倒人物——深漂(在深圳生活及工作的非深圳人)黃思進與港漂(在香港讀書或工作的非香港人)藍丹丹。


重視生活質感 典型中見不典型


以港漂與深漂作為樣本,是一個無心插柳的決定。起初陳炳釗只是依循董啟章文章裡的設定,寫一對後生男女,「我的座標是說現代人的故事,若再找一個年老一個年輕的,這樣的對倒就太刻意了。」那時他想寫一個經歷過傘運的男生,剛巧碰到一個很久沒見的朋友,一問之下才知他搬了去深圳,「不是甚麼政治考慮,只是他需要工作室,而上面地方比較多。」於是他就決定以深漂為創作對象。


身邊經歷過傘運的文化圈朋友很多,或許大家都有過相似的情緒與反應,本來他也怕這樣的角色定位會太刻板(stereotype),但後來又覺得擔心有點多餘,因為劉以鬯早就示範了他不怕定型,「他以兩個標誌性的人物來說一種生命狀態、社會狀態,其實已給我很大保護罩,只要有足夠冷靜和距離去講一件事,那就不用怕。」他說,「而且典型也意味,他是真實、普遍的,只是我要小心拿捏。」


董啟章認為對倒這概念很難不典型,「若兩個角色都不典型是對不上的,典型是無可避免,但要思考如何在典型中做得不典型。」他覺得以兩個時代作對倒的構思是不錯,人物典型但不會太樣版,能夠感受到兩個人物的生活質感,而不是單純的符號。「將原本《對倒》與現代版並列來是有趣的,儘管它未必刻意去扣連,但至少不覺突兀。」


文學改編劇場的深與淺


陳炳釗改編過不少香港文學,包括也斯的《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和董啟章的《天工開物.栩栩如真》,與長篇小說相比,短篇已經相對容易,「改編長篇有很大程度會扭曲作者原意,長篇小說的結構很複雜,裡面包含作者的視野,而劇場改編長篇必需將篇幅縮減,縮減的過程便會改變了作者的想法,短篇相對上能夠和作者接近一點。」選擇文學作品進行改編時,陳炳釗首先考慮的是作品的視野,「透過故事和人物能否看到背後的世界,簡單來說是一種歷史感、時代感,故事是否曲折精彩都不是重點,而是蘊藏在作品背後的世界是否我想通過我的作品去呈現。」


在反覆的摸索中,他們開始掌握自己的座標——以作品呈現當下社會狀態,以及現在的人如何看「對倒」這概念,「我覺得那種時間的對照和穿越是有趣的,也很重要。」在編寫劇本的過程中,刪掉也不少,他們本想寫黃思進在深圳辦攝影展,但又覺得再說會太「凸章」,而陳炳釗本想再多用《對倒》裡亞杏的部分,但與演員的討論過程中,他們又覺得這樣做太多,所以就成了現在比較簡短的版本,他笑言:「我好久沒排一個戲是這麼短。」(董:「以前無三個鐘都唔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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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模型重塑失落的時光


舞台中央有一個圓形地台,盤根錯節出街巷的紋理,戲初四位主角各自在其上拾起一件模型,有黃思進手上象徵意味甚重的破建築模型,也有淳于白手上用來呈現〈打錯了〉故事的巴士站模型,模型世界與真實世界,本已是一種對倒。董啟章對於模型的印象尤其深刻,「模型令人聯想到劇場空間,原著裡亞杏洗過澡後躺下唱歌發白日夢時,她說自己好像去了片場,在化妝台前幻想自己喜歡的男明星出現。片場佈景其實也是一個模型,非常精緻、美麗,而佈景外面的世界則是雜亂無章。原著都有不少這樣真假對照的設計。」


決定以模型作為創作元素的時候,陳炳釗並不知道劉以鬯也喜歡砌模型。「最初是有點高姿態,我想將整個舊世界化成模型,將它距離化,然後玩一種幻覺狀態,比如我砌出一條很精細的街,再用live cam將它放大,然後在上面行,令大家覺得所有回憶都是虛妄,雖然我覺得是這樣,但太強烈就會變得高姿態,慶幸我沒有這麼多錢(笑),也沒有資源去做,當時模型師告訴我要用一年時間才做得起,也很貴,幸好我們的設計師也喜歡砌模型,他拍心口說想辦法給我們做。」


陳炳釗曾經抗拒模型,因為覺得砌模型總有點戀物,但為著今次創作訪問過一些模型師後,他對模型的態度開始轉變,「那些模型師真的很樸實,好像做手工藝的匠人般,他們付出很大努力,令我開始覺得模型或許只是在鏡頭下被簡化了,其實砌模型的過程很有意思,種種因素令我重新思考何謂戀物,以及我們如何對待物質化的記憶。」以模型重現一個失落的時代,或許少不免有點懷舊,但他卻覺得懷舊也未必是壞事,「懷舊也有複雜的層次,或許我們必須穿過它,才能重新詮釋、掌握失落了的時代。


董啟章認為懷舊很難避免,當你要呈現一個過去的時代,那已經是懷舊。「懷舊往往與消費相關,懷舊感是一種消費態度:不用投入、不需牽涉其中,你只是覺得:『嘩!好正!』。重點在於你是否為懷舊而懷舊,在那即時的懷舊感之後,是否能夠打破或製造一個距離。」那些精緻的模型常常令他覺得不可思議,但亦感受到一種強烈落差——事物的消逝其實輕而易舉,但要重造出那種感覺,卻要花費幾十幾百倍的氣力、心思和時間,「我不知道有甚麼意義,但那種感覺卻很強烈。」


圍困與停滯 當下的時間感


黃思進說今天的旺角西洋菜街就像一條不再流動的河,他奉命拿壞了的模型由深圳回港找模型師修理,但一直收不到上頭的指示,在茶餐廳裡等待到夜深;另一邊廂,藍丹丹在茶餐廳裡閱讀《對倒》,不知應該離開抑或留下,在這裡呈現的圍困感與停滯感,是否就是陳炳釗對當下的感受?「我又不是那麼悲觀,但我想普遍我們現在的處境都有種不知該怎走下去的狀態,另外就是更加清楚香港與其他地方的差異,即使有人說捍衛廣東話,但我們的廣東話已經跟廣州很脫離,種種情況都令我們好像困在一個很小的空間中。」年輕時對於世界的廣闊想像,竟不知不覺被不自由感取代。


「那種圍困感,有部分是自己做成的。」董啟章說,「有時候人愈是要守護甚麼,就愈是縮進去,並將其他東西排除,其實這樣是死路一條。」以前的香港之所以充滿生機,因為以前香港不用守,而是吸,「香港百多年歷史是甚麼?就是吸,不斷吸,甚麼進來都吸,演變成一個開放體,雖不是將所有東西吸納後香港就很理想,香港仍然有很多問題,但她的生機始終是源自於吸。」可是當我們不再吸,開始抗拒,不斷退縮,那種生機似乎就停頓了,「不論是抗拒大陸或西方,大家現在只想守住自己的生活,最後其實是消耗自己,守不住任何東西,因為你已經很虛弱,沒有吸收。」


以捍衛廣東話為例,現在有人開始提倡廣東話書寫,董啟章卻害怕有一天現代漢語會變成外來語,「我不贊成『香港只能用廣東話』這種極端講法,這樣收窄下去,我們的語言會變得很貧乏。」他指出即使是英語也不只屬於英國或美國,每個地方也能擁有屬於自己的英語,「所有東西我們都能擁有,多元才是守護之道,單元是守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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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想或行動 劇場的介入


劇中黃思進曾是社運青年,要在劇場裡呈現社會當下狀態,似乎都不可避免觸及社運。雖然陳炳釗並不打算以劇作探討傘運,或展示任何立場,但也不想完全避而不談,或許在角色身上呈現一種有志未竟的鬱結,便已經足夠。「某個階段的我們都希望藝術能夠介入行動生活,但冷靜去想,藝術在本質上還是默想的成分較多。」陳炳釗引用董啟章在《學習年代》使用過的「默想生活」與「行動生活」的概念,「我們曾經希望影響能即時發生,但現在我覺得應該不是這樣,還是不要直接去想,有時候行動不是處心積累做成,可能是不知不覺喚起的。」


「無論劇場或其他創作形式,都不需刻意回應社會,太著意可能是種局限。」董啟章說,過度沉浸在當刻的情緒,沒有距離的創作,很容易會成為表態,他覺得創作者若以作品表態,「覺得自己做了點事」,這種感覺是危險的。可是,在科技、媒體以至社會的催逼下,人卻時時刻刻被要求作出即時回應,董啟章提醒我們即時回應可能帶來的傷害:「它可能是情緒化的、片面的,另外,太多事情需要回應,也意味你會忽略或遺忘了某些事,陷入不停追趕的局面。」或許,創作的人始終需要沉著,當所有人都在說話的時候,創作人更加要忍耐、等待和細看……


回到《對倒》,劉以鬯以他冷靜的目光寫香港的六七十年代,陳炳釗認為他是刻意捕捉時代的轉折,「比如他寫海底隧道通車,那些狀態他是刻意寫出來,因為他感覺到時代在變,如果不是七十年代初,香港進入一個繁榮的年代,淳于白這個角色可能沒這麼有力,而亞杏這種物質少女,放在六十年代可能唔work,放在八十年代又太平凡。其實香港節奏這麼快,很多東西都過時,我們隔十多年又有一次時代轉折,而不斷重讀這個作品,就是在提醒我們,我們的社會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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