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疫症迫降】失意人在繁盛城──《我香港,我街道》裡的香港街道詩

書評 | by  楊佳嫻 | 2020-04-16

《我香港,我街道》五十四位作家五十四篇作品裡,新詩佔了十七篇,港島八篇,九龍四篇,新界五篇。「街道書寫」在台灣發展也頗茂盛,一般直覺以為是散文,其實地方印象往往由多種、多重文本組織而成,新聞報導、影視作品、例行節慶、社區經營、文學、地圖、繪畫與寫真、地方誌與人物傳記等等,都能提供磚瓦與煙霧,塑造宏觀、角落與氣氛,累積史與景、詩與事。


新詩一般所用文字較散文、小說少得多,又往往騰挪掩映,留白替代說明,即使看似最口語的詩也可能如此,似乎不利於重現地方;不過,詩也因為文體特性,彷彿剪紙,摺起來這裡剪個方缺口,那裡剪個圓缺口,如此這般,看似無理,全幅張開來卻宛妙如小宇宙圖。大抵為了抵銷可能的「疏離」,十七首詩有十五首題目亮出確切地名街名。


這批詩作裡,對於「變化」的注視與歎惋是一大主題。一方面來自於時間之必然,另一方面,也與中港關係與開發主義有關。開放中國大陸遊客自由行十餘年以來,香港鋪租翻漲數倍,沖刷力極強,擠壓老店小店生存空間,那既是集體記憶,也是人情網絡,港味生活的基礎。加上房產商品邏輯下,縉紳化(Gentrification)範圍越來越廣,城市成了一部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這機器不但無法叫停,還有擴張、加固的傾向。


鍾國強〈由禮頓道到加路連山道〉即一再提出時移事往、地在景非的詰問,「曾經有茶餐廳/名為蘭芳/如今是連鎖的燒臘」、「交叉口屹立的電箱/再無九龍皇帝/只有單眼仔通渠/禁止標貼/的繁殖」、「對面久被凍結的資產/忽又成了熱鬧的酒店」,地景與人事的變幻,伴隨著榕樹不斷延展、一代又一代孩子擠讀教會名校,短暫與連續──詩中未曾明言卻隱隱存在著的,是一種朝向未來的悲慨:下一代和我們記住的世界是否完全兩樣?如果我們未曾分享同樣的香港,又怎樣談歷史、怎樣談文化?記憶莫非只是「街上/哪個補過又補的洞」,不願忘卻者成了穴居人;而記憶所繫之處,莫非只能依賴「滴下枯乾/又再生長的文字」?


何秀萍〈那個下午我給舊居寫信──致大坑 兼誌《那個下午我在舊居燒信》三十週年〉一詩,從題目可以看出,大坑舊居如何在她的書寫中成為生活證據、文學起點。她所描繪的舊居,高臺上最多三層樓的建築群,每一幢彼此緊貼,不同人共棲同一個屋子內,「兩家收音機整夜開著/守護彼此隱私/用聲音保護聲音」,而全詩也確實以小聲音串聯著小景觀,左右上下,綿綿無盡,讓詩人可以循索過往,呼應她在詩中所引瘂弦的句子:「整整的一生是多麼地多麼地長……」,整整的一生像是一封長信,寫給舊居。記憶看似繫於舊居,然而舊居已被推倒,藉由書寫──無論是寫信或寫書,證實它的重量。


寫一封長信很花時間,是一樁奢侈。因為城市人多半在路上,於有限、分配好的時間內盡最大可能。城市看似多變,其實依循著一定邏輯,重複又重複,如張愛玲〈封鎖〉開頭提示:「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裡鑽出來的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就這麼樣往前移——柔滑的,老長老長的曲蟮,沒有完,沒有完……。」鄧阿藍〈呼呼青山道青山公路〉以在馬路上塗白漆線的路政署油漆車,帶出都市人貧血面孔、機件般作息如何磨損,「車聲中長路伸展更快/似加速的行人電梯/仿若要將行得太慢的人群/急急運到青山醫院」,這是著名的精神病院,呼應詩人「呼呼」和「青山道青山公路」節奏裡的的體感與速度,更連結現代講求效率,深恐落隊,不歇止追趕所催生的外躁與內鬱,盯著那抽長了又縮短的公路白線,沒有完,沒有完。


周漢輝〈幸福與詛咒——致屯門河傍街〉寫普通靜好的「你倆」和依賴毒品的「他」街道上交錯對望,但並非勸世,而是反思:過得安穩,因為骯髒物都由其他管道承受了,「沿街撐傘俯望河道偶想有沒有/兩岸住家包含你倆的排泄物」,通過反襯也得來撫慰,「繁庶市面需要流通廢水汙河/幸福需要詛咒像你倆需要他」,原來還有更差,我已算幸福,尚有餘裕憐憫。「你倆跟他一樣喜好黑暗/想起來倒沒有相逢於戲院」這兩句尤其富有意味,或許生活本身就提供了足夠黑暗,何須赴戲院特地享受?


街道記憶連結個人,連結社會與經濟,當然也連結政治。九龍Waterloo Road中文名為窩打老道,同個字常譯為滑鐵盧,在中文裡已經變成失敗的同義詞。同一個戰役,英國聯合其他國家打贏了,香港街道取了這個名字,乃慶祝勝利,而非悲悼英雄。陳麗娟〈窩打老,的道〉不僅調侃、說明了不同譯名帶來的曖昧,也藉此一與戰爭有關的路名,犀利諷刺「舊朝代」與「新朝代」。「朝代」比「時帶」更彰顯了政權與治理之本質。窩打老道行道樹始自舊朝代,卻「被新時代的地磚/圈在小小的泥洞裡」,於是樹根把地磚爆開──「無謂再壓抑」的只有樹嗎?是否也包含了這城、這城裡的人?以「新朝代的語言」讀出這路名,有些彆扭罷,「當然夾硬來的話/『來吧我甚麼都應承──』」,「我」(香港/香港人)甚麼都應承嗎?這句歌詞出自葉玉卿當年以豔星身分所唱的電影主題曲,充滿性的誘惑。把(前)殖民地陰性化、妓女化同時傳奇化、物化,從官員到小說家都難免作此想,詩人口吻看似佻撻,其實硬核烈焰,「我甚麼都應承」,無論港英或中國,不都是「夾硬來」的嗎?一早已預設了你什麼都應當應承,你的義務,多麼榮幸。


面對政治,廖偉棠〈東澳古道,或東涌哀歌〉則從另一角度想:新朝代與它誤解或濫用的那個古代在當代同享一個名字,東澳古道承載的歷史感,正好用來指出這點:「東涌河水潺潺/拾蜆者仍依此道往返/往返於擊壤的那個中國/與伸出珠港澳大橋的那個中國」。傘運、反送中、防疫戰之後的香港,由於當政者的愚昧,兩個或複數的「中國」作為基本認知,是否正在消亡?


烈日無可迴避的目盲時代,白衣人或喬裝的黑衣人深入地方鑿出鮮血,地鐵受到徵用,載運的不是民眾而是鎮壓者;不必封鎖時封鎖,應當封鎖時持續開放為壑。誰在替香港畫路上白線?誰正重設路標?盧勁馳〈東涌達東路〉的想像朦朧又精確:「尖礪的管風琴,錯體的馬/透明的高聳建築/從對岸的大橋冒起/世界一片空寂。」空寂之中,「我說我們/不如繼續走下去?/反正除了穿越/根本再無路可逃」,繼續走下去,讀取我的街道,遍歷我們的香港,失意人未失憶,在繁盛城還有任務。




*題目取自鄧阿藍〈呼呼青山道青山公路〉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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