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俠世界的大象(上)

其他 | by  馬國明 | 2019-11-04

中國大陸「大國崛起」,對象牙製品的需求急升,導至非洲的大象大量被獵殺。大象是陸地上體形最龐大的動物,英文有”the elephant in the room”的說法,比喻一些不可能注意不到的事物。金庸武俠世界裡亦有一隻大象,但金庸去世後,所有稱讚的言詞幾乎用盡,但似乎仍沒有人注意到金庸武俠世界裡的大象。眾所周知,金庸的武俠小說首先在《新晚報》連載,後來轉到金庸自己創辦的《明報》。那個年代的中國大陸視武俠小說為怪異之說,被全面封殺;至於台灣則實施戒嚴令,不可能自由創辦報章。

金庸的武俠小說得以面世,首先得力於香港的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這一點實在十分顯淺,沒有人注意亦不值得挖出來討論。這裡煞有介事地提出來討論是因為香港根本就是金庸武世界的創作泉源,嚴格來說《書劍恩仇錄》不配武俠小說的稱號,跟金庸其他小說比較,武功在《書劍恩仇錄》裡根本可有可無。這部不配武俠小說稱號的小說其實是一部政治狂想曲,小說的主角陳家洛雖然武功高強,但他最厲害的武器是作為「紅花會」之首,手握乾隆皇帝身世秘密的證據。紅花會的計劃卻不是要推翻乾隆,取而代之。紅花會只是要威逼乾隆更改國號,以漢人的名義繼續做其皇帝!

乾隆身世的秘密或許來自民間傳說,但紅花會的政治則未免過於天真。即使乾隆真的由漢人父母所生,而他自己對此亦深信不疑,但更改國號,以漢人名義統治便必須鏟除整個滿清皇朝的統治階層,即使有紅花會襄助也十分困難;更何況紅花會不是要求乾隆「反清復明」,在一家一姓統治天下的歷史格局下,乾隆改以漢人身份統治後,怎樣應付「反清復明」的力量?《書劍恩仇錄》這部政治狂想曲未免太過脫離中國的歷史現實吧!但這部狂想曲寫於香港,在那個年代讀者也僅限於香港。中國大陸的歷史悠久,但香港由開埠到金庸寫《書劍恩仇錄》時不過一百年多一點,沒有甚麼歷史現實可言。以金庸的識見當然知道在中國大陸根本不能寫武俠小說,在台灣則不可能創辦報章,唯有香港這塊由不是一般中國歷史裡的異族統治,但華人佔了人口百份之九十九的土地才可以享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假如統治香港的異族像乾隆一樣,身世是個秘密,可以威逼改以漢人身份統治,豈非完美!換言之《書劍恩仇錄》這部脫離中國歷史現實的政治狂想曲,在香港的歷史境況裡則有另一番滋味!

假如《書劍恩仇錄》過於脫離中國歷史的政治實況,緊接《書劍恩仇錄》的《碧血劍》則完全切合中國歷史的格局。主角袁承志是明朝一代大將袁崇煥的兒子,袁崇煥被多疑的崇禎處死後,他的下屬除了極力保獲袁承志這位忠良之後,還安排他學得一身好武功。但在小說裡,袁承志空有一身好武功,卻無所作為。他曾單獨面對崇禎皇帝這位殺父仇人,但竟然不知所措。在忠君才算愛國的歷史格局下,金庸的描述完全切合中國歷史的實況。面對殺父仇人,袁承志不知措,那麼對自己父親致力擊敗的敵人又如何?在小說裡,袁承志試圖刺殺當時極力進逼明朝的滿人領袖皇太極。他輕易找到皇太極的居所並成功隱藏在居所的屋頂上,他亦因而發現皇太極是一位勤政愛民的領袖,最後他打消了刺殺皇太極的念頭。當李自成起兵討伐崇禎皇帝時,袁一度寄望這位草莽之夫,能開創新的局面,他的希望當然落空;小說的結局說袁承志最後選擇遠走他方,而他的目的地是南海的一個小島。小說的結局容易令人猜想金庸筆下的南海小島是指香港,但即使香港是自古以來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但在崇禎年代,遠在北京的袁承志不會知道香港的存在,不應過份解讀。

由於《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的主角空有一身好本領,卻無從發揮,因此這兩部金庸早期的武俠小說讀起來頗為沉悶。不過在《碧血劍》有一段小插曲,在《碧血劍》這部小說裡這段小插曲對小說而言可有可無;但這段小插曲卻是整個金庸武世界,像山泉一樣突然湧出的泉眼。這段小插曲寫袁承志遇上原本是對付清兵,但被崇禎調動來對付李自成的洋人火槍隊。小說寫袁承志和同行三數知己在客棧用膳,適逢鄰座坐著一名西婦和兩位軍官,另外還有一名狐假虎威的翻譯。袁承志的同行不滿該名翻譯,對他略施小戒。洋人卻不好惹,隨即還以顏色。這一段敘述值得翻看原文:


年長的軍官向袁承志這一卓人望了幾眼,心想多半是這批人作怪,拿起卓上兩隻酒杯,忽然向空中擲去,雙手各一枝短槍,把兩隻酒杯打得粉碎。袁承志等聽到巨響,都嚇了一跳,心想這火器果然厲害,然他放槍的準頭也自不凡。(《碧血劍》頁458)*

(* 本文所引之金庸作品全據1975-1981年間,明河版之金庸作品集。)

這一段文字說單是隆然的槍聲已把一眾英雄嚇得一跳,小說接著說袁承志力勸眾人少生事端,因為以火槍的威力,必會做成傷亡。小說一方面帶出西洋槍砲的威力,另一方面則避開槍砲和中國武功的正面交鋒,而且由袁承志親自指出當年袁崇煥戰勝努爾哈赤,實有賴洋人的大砲。西洋槍砲的厲害,即使是頑固保守的晚清士大夫也不得不承認。但金庸寫的是武俠小說,既然在《碧血劍》這部小說裡,他恪守明朝崇禎年代的歷史格局,沒有牽強地寫中國武功高手無懼西洋槍砲,但會否有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這段小插曲對小說的情節可有可無,為甚麼要寫?假如金庸還健在,他自然會有他自己的解說。不過一部作品面世後便有自己的獨立生命,帶出的意義必定比作者本人的想法更豐富。

假如金庸的武俠世界跟同期的武俠小說作者,如梁羽生、古龍等相比,屬另一層次,那是因為他寫武俠小說的同時,意識到另一世界。在這個世界裡武功不但無用武之地,而且武功建基的種種理念和價值觀都已消失殆盡。如果金庸的武俠世界令人讚嘆不已,那是因為金庸深明空有一身好武功也未必能有所作為之餘,更令人心寒的是武功賴以存在的歷史條件正逐一消失,他竭力建立的武俠世界就是為了重新確立武功賴以生存和大放異彩的歷史條件。

上文把《碧血劍》裡武功高手與西洋槍砲相遇的情節比作金庸武俠世界像山泉突然湧出來的泉眼,因為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之後寫成的三部曲《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金庸的武俠世界有如從天如降,這三部曲雖有明確的歷史背景,但既不像《書劍恩仇錄》過於脫離歷史實況,又不似《碧血劍》那樣緊守當時的歷史格局。其實《碧血劍》跟《書劍恩仇錄》可謂一對患難兄弟;兩位主角空有一身好本領,卻一事無成。至於陳家洛和袁承志如何練得一身好本領更完全沒有著墨。假如金庸的作品停留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的層次,人們是否仍然稱讚不絕?

在這兩部早期作品裡,武功根本無用武之地,但二者之後的三部曲《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郭靖、楊過和張無忌如何學得或練得絕世武成了小說的重要情節。在後三部小說裡,金庸的武俠世界假如確是從天而降,那便無跡可尋。但如果這三部曲展現的武俠世界是金庸在創作歷程中,靈感有如山泉般突然湧現,那湧現的泉眼便必須深究。為甚麼《碧血劍》裡武功高手與西洋槍砲相遇的情節就是金庸武俠世界像山泉突然湧出來的泉眼?

《碧血劍》的一段小插曲說那位年長的軍官「放槍的準頭也自不凡」,使用槍械最好有人指導,起碼保證不會錯手傷人,至於「放槍的準頭」,勤於練習便可以了,毋須名師教導。即是說人人都能使用槍械,事實上在實施民主體制歷史最悠久的美國,攜帶槍械是憲法保障的權利。相反要練得好武功,必須名師指點,更何況「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學習射擊可以純粹為了興趣,習武則須同時接受背後的整套價值觀。《碧血劍》裡武功高手與西洋槍砲相遇的情節代表兩套絕然不同的社會組織和價值觀念的相遇,西洋槍砲不僅表示西洋科技比中國先進,更說明社會組織的差別。使用槍械的技術十分簡單,幾乎人人可以使用。美國槍械泛濫的一個原因在於人們相信自由攜帶槍械反而對弱者有利。中國文化卻素來強調權威主義,即使是武功這種流傳於民間的技藝亦浸淫著濃烈的權威主義成份。槍械人人可以用,武功卻不是人人可以學。即使學,但由於資質的分別,或師承的分別,差異極大。武功高強者,隨時可以以一敵十;甚至像《神雕俠侶》中的郭靖、楊過,一人力敵千軍萬馬,但任你槍法如神,亦難以一敵十。

由於《碧血劍》完全沒有描述袁承志怎樣練得一身好武功,兩套絕然不同的社會組織和價值觀念相遇的情節只是一段可有可無的小插曲,但觀乎之後的三部曲,主角學武的情節不但是小說的重要情節,而且學武的過程更是迂迴曲折,除了牽涉江湖恩怨,更牽涉兒女私情。不要低估兒女私情在金庸武俠世界的重要作用,這裡說的不限於《神雕俠侶》那句「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中國武功絕對是父權主義的產物,各種武功均為個別門派專有;各門派的掌門人擁有絕對權威和權力,門派裡的人必須服從。雖然武俠小說裡的個別門派全屬女性,但「一日為師,終生為父」這句話卻完全抹殺女性也可以為人之師。

假如跟同時期的武俠小說相比,金庸呈現的武俠世界額外奇特,那是因為在《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和《倚天屠龍記》這三部曲裡,郭靖、楊過和張無忌能練得一身好武功,女性的作用甚為關鍵。《神雕俠侶》固然說得明白,但若非黃蓉的刻意安排,郭靖怎會學得「降龍十八掌」?雖然張無忌為了治病,鑽研醫書,無意中學得「九陽神功」;但後者只能令張無忌立於不敗之地。多得懂波斯文的小昭,張無忌在秘道裡學得明教的「乾坤大挪移」,因而能以少林派的武功招式打敗少林派的「龍爪手」。


不少人認為《神雕俠侶》寫情令人盪氣迴腸,回味無窮。箇中因由卻無非因為楊過和小龍女之間,既是師徒關係,也是親暱的情侶,但兩種關係不能兼容。當二人聯手,以古暮派的「玉女素心劍」打敗金輪法王後,黃蓉把小龍女拉到一旁,曉以大義。黃蓉告訴小龍女,楊過跟她聯手打敗金輪法王,前程無可限量。但假如楊過真的娶小龍女為妻,便必定被天下人恥笑,大好前途亦會盡失。《神雕俠侶》寫一向不問世事,不知人情世故的小龍女竟然聽從黃蓉的勸告,斷然不辭而別,離開自己朝夕相對,兩情相悅的楊過。假如《神雕俠侶》沒有寫這段與小說人物性格不相符的情節,楊過和小龍女便不會變成相愛卻不能相見相聚的苦命鴛鴦了!以二人的性格,大可不理會世人的目光,返回不見天日的古墓,長相廝守!小龍女在古墓長大,不懂人情世故,黃蓉對她䁱以大義,按理小龍女應感到莫名其妙!事實上,小龍女不辭而別並非因為希望楊過能建功立業;她只是覺得外面的花花世界會較適合楊過。小龍女深愛楊過,事事為對方設想,這不是甚麼情,而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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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向小龍女䁱以大義的黃蓉,自己是個離家出走的少女,遇到郭靖之後,完全不避男女有別,跟郭靖一起上路。她年紀長大後,性格變了?變得十分世故?離家出走,不避嫌跟郭靖上路的黃蓉是《射雕英雄傳》的黃蓉;勸小龍女離開楊過的黃蓉是《神雕俠侶》的黃蓉。雖然同一人物,但在兩部小說裡需要扮演的角色卻是判若兩人。《射雕英雄傳》裡的黃蓉是金庸武俠世界中絕無僅有的女性角色,這裡的黃蓉幾乎完美無暇。她十分聰明,而且詭計多端。但遇到郭靖後,她的心思完全放在怎樣促使生性魯鈍的郭靖能成大器。她知道洪七公十分饞嘴,於是費盡心思烹調洪七公喜愛的菜式。當後者被打動後,她要求的便是教郭靖「降龍十八掌」。她離家出走,因為父親黃藥師,外號「東邪」,是個難於相處的人;更何況黃藥師的野心直接令黃蓉年紀輕輕便喪母。黃蓉出走的根本就是個破碎的家庭。

從父權主義的角度而言,《射雕英雄傳》裡的黃蓉接近完美,起碼她沒有像梅超風那樣,背叛黃藥師。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裡,就只有《射雕英雄傳》裡的黃蓉,既聰明、有主見,而且詭計多端,但卻完全臣服在父權主義之下。金庸寫了這麼多武俠小說,為甚麼只有一個女性人物符合父權主義的準則?那是因為在金庸的武俠世界,在《射雕英雄傳》這部三部之首已像神創造宇宙萬物一樣,一口氣便完成了。在《射雕英雄傳》創造的武俠世界裡,跟武功共生共存的父權主義,除了得到重新肯定,還找到一條新的出路!《射雕英雄傳》有一段旁枝,這段旁枝跟小說的主線關係不大,但卻是金庸武俠世界的基石;這段旁枝詳盡交代武功如何達到最高的境界。

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裡,《九陰真經》的武功是武學的最高境界。這部武學「聖典」的出處卻頗堪玩味。一方面《九陰真經》的武功並非出自任何派別,另一方面它所記載的不但揉合了各個門派,而且更汲取了蘊藏在中國文化諸多經史典籍裡的武功。換言之,它是集合傳統士大夫文化和民間市井文化的大成。《九陰真經》的故事見諸《射鵰英雄傳》裡郭靖初遇周伯通一節,由周伯通轉述。故事說徽宗政和年間有名黃裳者因奉命印行天下之道家典籍,將爲數共五千四百八十一卷之道家經書全部讀遍,因而悟得武功,成了高手。這裡雖然只是說黃裳讀遍道家經文,但眾所週知,自漢朝以來,科舉考的是儒家典籍。黃裳既爲宋朝官員,又被委以重任,熟讀經史子集是不言而喻的。因此讓黃裳透過閱讀而得武功的典籍絕不限於道家,起碼還有儒家的典籍。黃裳閱讀而悟得的武功也就至少集合了儒家和道家的精華,這種儒道合流的象徵意義呼之欲出;這裡更值得探討的是閱讀悟出武功的意義。早在《書劍恩仇錄》裡,便有陳家洛從《莊子》庖丁解牛一文悟出武功的情節。閱讀是知識份子的專長,閱讀而悟出武功似乎意味著武功知識化。但是甚麼知識?西方的知識份子和中國俠士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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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武俠小說不可缺少俠士。俠士的形象有點像西方的知識份子,二者都是抱打不平,主持公道。但像伏爾泰這樣的西方知識份子,主要是爲著一些抽象的理想,爲著一些在他們心目中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而奮鬥。更重要的是,對他們來說,這些理想或真理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他們的目標亦是要令到所有人理解和認同這些理想或真理,換言之他們的工作是普及化。中國的俠士則是介入具體的事件裡,他們替人解決問題,但卻不可能教人自己去解決問題,因爲他們的角色無可取代。俠士用的武器是刀劍,他們只是以暴易暴。西方知識份子用的是知識,他們試圖以理來易暴。西方知識份子的傑作是啓蒙運動,而啓蒙運動的重要標誌就是狄德羅為首所編彙的百科全書。

《九陰真經》在很大程度上是武學的百科全書。黃裳悟得武功之後並沒有立刻寫成《九陰真經》,他的生活亦沒有因爲懂得武功而起了轉變。他依舊做官,直到後來奉旨帶兵剿平明教。過程中黃裳跟武林中人結怨,被人圍攻,負傷潛匿於山洞中。爲了破解仇家的招式,他居然獨自在山洞裡潛修四十餘年。在這段期間,他的仇家差不多死光了,他的仇亦報無可報。感慨萬千之餘,黃裳埋首把其畢生所學寫成《九陰真經》這部武學奇書。《射鵰英雄傳》這部小說雖然沒有解釋爲甚麼《九陰真經》是武學的最高境界,但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黃裳從一界書生變成武功高手,是因爲他讀遍儒、道兩大傳統的典籍,他的武功也就是儒、道兩大傳統的融匯。《九陰真經》所以是天下最高的武功,爲的就是集合中國文化兩大傳統的高手黃裳,花了四十多年的時間苦思破解武林中人的招數後寫成。這部武學奇書堪稱是百科全書,它既融匯了中國主流文化的精粹,亦吸納了民間的智慧。整個民族,無論上層或下層都參與其中。《九陰真經》的武功也就是民族融匯和整個社會動員起來的成果。

這點卻否定了《九陰真經》是武學百科全書的說法。百科全書只是把各種學問,各家各派的說法一條一條羅列。任何百科全書都一定是百家爭鳴,不會嘗試把各家的說法融匯一起。狄德羅的百科全書旗幟鮮明地反獨裁、反權威。編彙百科全書旨在提高民智,是體現民主精神的重要一環。黃裳匿藏四十餘年多的目的,卻是要破解人家的功夫,《九陰真經》不是羅列各家各派的武功,而是統攝了各家各派,一如秦始皇滅六國,漢武帝罷黜百家一樣。事實上,在《射鵰英雄傳》裡,《九陰真經》不但沒有造福武林,還挑起一場浩劫,人人都想據爲己有,以便獨霸武林。這點亦是不少坊間流行的武俠小說的共同題材,《笑傲江湖》更以此爲故事的主線。

換言之,中國武功是不可能知識化,武功知識化比儒家思想現代化恐怕更要困難艱巨。知識是人人可以掌握的,學武功不但要視乎學武者的資質,還決定於洪七公這類武功高手是否願意傳授等偶然因素。金庸的武俠小說號稱新派,但在學武的情節上卻擺脫不了舊有的框框,武功始終是一小撮人的專利。武俠小說是中國特有,而武功作爲強調精英主義,事事訴諸權威(如革命的舵手,改革總工程師等)的中國文化的象徵是最貼切不過了。讀聖賢書而悟得武功一方面是儒弱書生的狂想,但另一方面卻入木三分地刻劃了儒生以天下爲己任的背後是一個自視極高,無所不能的自我。

《九陰真經》的故事雖然滲透著精英主義,雖然這部秘笈是黃裳以一人之力寫成的,但亦淸楚地帶出了這樣的訊息:上下團結一致的社會自然可以發揮前所未有的力量。這種理解無疑是把武功政治化,但這正是金庸武俠世界裡,武功作為隱喻的關鍵。金庸的武俠世界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這兩部武功無用武之地的小說後,在《射雕英雄傳》騰空而出,關鍵在於重新肯定父權主義之餘,還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一開始,金庸的武俠世界就是為了解決武功無用武之地的社會形態。金庸的武俠小說和政治的關係,不限於《笑傲江湖》對政治的全面否定。金庸的頭兩部小說嚴格來說是政治武俠小說,政治是主,武俠是陪襯。《書劍恩仇錄》寫的雖是一個反清組織,但它的政治主張卻與中國歷史裡眾多反清復明的組織絕然不同。紅花會雖然反淸,卻沒有主張復明。讀者只需拿《鹿鼎記》裡的各個反清組織和紅花會比較,就可以看出後者的政治主張不只脫離一家一姓的狹隘思想,更直指十九世紀歐洲,以語言、文化、宗教等因素,來塑造民族認同的民族主義。假如紅花會的政治錯在過早提出,《九陰真經》作為隱喻提出的政治卻是及時雨。西洋槍砲不但令中國武功無用武之地,更嚴重威脅與中國武功共存、共生的父權主義。《九陰真經》作為隱喻,指出透過整個社會總動員,武功可以達到最高的境界。最微妙的是整個社會總動員的過程,完全掌握在中國傳統精英的手上,可謂魚與熊掌兼得。

有關《九陰真經》的敘事出現在《射雕英雄傳》裡絕非偶然,相關的敘事看似旁枝,但《射雕英雄傳》的故事緣自江南七俠和丘處機之間的約定,雙方各自教導郭靖和楊康這兩位忠良之後,待二人長大後,安排二人比試,看誰教的徒弟出色。江南七俠和丘處機之間的約定雖然出於一番好意,但卻絕對是父權主義的作風,這個約定完全沒有考慮郭靖和楊康二人的意願。郭靖在大漠長大,得到成吉思汗的厚待,除了跟成吉思汗的兒子拖雷結拜為兄弟,還跟成吉思汗的獨生女訂了婚約。江南七俠千里迢迢,專誠到大漠尋找郭靖,並帶他返回中原的情節,一方面顯示父權主義有其溫情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射雕英雄傳》沒有交代郭靖本人是否願意離開,尤其他的母親李萍並不打算跟隨兒子一起離開。

楊康的情況更生動,在《射雕英雄傳》裡,楊康是個認賊作父的壞傢伙,但他出生於金人的王府,在王府長大,享盡榮華富貴。他的母親包惜弱誤信自己的丈夫已死,下嫁傾慕她的金人太子完顏洪列,也就不會跟楊康提及他的真正身世。當楊康重遇生父楊鐵生時,他像任何人一樣,接受不了。《射雕英雄傳》對楊康沒有寄予絲毫同情。對父權主義而言,認賊作父的人罪大惡極,沒有絲毫寛大對待的餘地。若非父權主義介入,郭靖肯定長居大漠,而楊康則做其金人王子。若非父權主義介入,根本不會有《射雕英雄傳》。在這部小說裡,父權主義不但重拾自信,而且找到新的出路;西洋槍砲對父權主義的威脅更一掃而空!《射雕英雄傳》裡有段情節清晰無誤地說明這一點。

這段情節見諸郭靖跟隨成吉思汗遠征,並一度全情投入蒙古攻打金國的計劃裡。後來郭靖與成吉思汗決裂,隻身逃返中原,《射鵰英雄傳》描寫郭靖返回中原後,馬上陷入一次嚴重的身份危機裡。表面上,這個危機是因爲郭靖有感於學武只會做成更多殺傷,「恨不得將所學武功盡數忘卻。」(《射鵰英雄傳》頁1506)內裡的原因其實更複雜,身份認同的問題便是其中一個主要因素。郭靖問自己:「拖雷安答和我情投意合,但若他領軍南攻,我是否要在戰場上與他兵戎相見?殺個你死我活?」(《射鵰英雄傳》頁1504)郭靖雖爲漢人,但長於蒙古。拖雷是他的結拜兄弟,成吉思汗更把獨生女許配與他。因此,郭靖最終成漢人的民族英雄其實有點戲劇化。其中的關鍵在於危急關頭時,他終被洪七公的行徑所點化。這段情節的寓意昭然若揭。

故事說正當郭靖迷惘之際,遇見丘處機。後者告知「二次華山論劍」一事,並結伴前往。上到山後發生了一件事,即時解開了郭靖心中的死結。事緣鐵掌幫幫主裘千仞早年殺了周伯通和瑛姑所生的兒子,瑛姑趁著「華山論劍」群雄赴會的時機,找裘千仞算帳。郭靖、黃蓉、周伯通等恰巧在場,裘千仞自然不敵。在無路可走之下,裘千仞說了這樣的話:「若論動武,你們恃眾欺寡,我把個兒不是對手,可是說到是非善惡,嘿嘿,裘千仞孤身在此,那一位生平沒殺過人,沒犯過惡行的,就請上來動手。在下引頸就死。皺一皺眉頭的也不算好漢子。」(《射鵰英雄傳》頁1526-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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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千仞的說話取自約望福音第八章1-11節,金庸武俠世界裡的人物懂得從新約聖經取材為自己脫身,再次說明金庸創造他的武俠世界時,同時意識到另一世界,一個不以父權主義先行的世界。這段約望福音說法利賽人把犯姦淫的婦人帶到耶穌面前,要耶穌定罪。耶穌答說,誰沒犯過過錯,就先扔第一塊石頭。結果人人走開,耶穌亦寬恕了婦人,但叮囑她不要再犯罪。從父權主義的角度,犯姦淫的婦女是罪無可恕的,但耶穌卻寛恕這樣的婦人,豈不是挑戰父權主義。在《射雕英雄傳》裡,裘千仞說畢,眾人面有難色,遲疑不決。眼看裘千仞得機脫身之際,洪七公突然出現;並聲稱自己一生殺了二百三十一人,個個都死有餘辜的,他可以理直氣壯地鏟除裘千仞這等江湖敗類。

吳靄儀女士多年前在她的報章專欄裡已指出洪七公這種自命包青天的做法非常可怕。(見吳靄儀《金庸小說的男子》一九九五第七版頁123)從現代的法律觀點而言,是否罪有應得是要經過具體的法律程序審裁,不能由一個人單方面決定。金庸求學時,學的正是法律;這點顯淺的道理豈有不知。正如吳靄儀女士的專欄文章指出,洪七公這個角色雖然是大義凜然,但卻不是板起面孔,不近人情的長者。小說十分人性化地寫他極之饞嘴,又寫他被黃蓉哄得心花怒放;總之是一個既慈愛可親,但又是個恪守原則的長者。其實不只是長者,《射鵰英雄傳》借丘處機之口,指出即使在二次華山論劍裡,洪七公的武功不是天下第一,天下豪傑之士,仍會奉他爲天下第一,原因是在當今高手裡「只有洪七公幫主行俠仗義,扶危濟困。」(《射鵰英雄傳》頁1507)洪七公正是人們景仰的俠士,武功又高,心地又好,又溫情,又公道,正是父權主義推崇備至的人物。《射雕英雄傳》說連洪七公這樣一個溫柔敦厚的人亦加以斥責,難怪作惡多端的裘千仞,頃刻間感到無地自容,羞愧之餘便想縱身一跳,跳下萬丈懸崖。

從劇情發展的角度而言,裘千仞的一百八十度轉變未免太突兀,但耶穌對父權主義的挑戰則消失於無形。不過,裘千仞的態度怎樣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郭靖「這些日來苦惱他折磨他的重重疑困,由此片言而解,豁然有悟。」(《射鵰英雄傳》頁1530)這裡所說的片言自然是洪七公對裘千仞的責斥。因著洪七公的言行,郭靖領悟到「武功本身並無善惡,端在人之爲用。行善則武功愈強愈善,肆惡則愈強愈惡。」(《射鵰英雄傳》頁1537)郭靖悟到的道理其實極之粗疏,細心分析時是站不住腳的。武功高強殺傷力愈強,郭靖自己就有錯手傷人的經歷。武功不可能是中性的,就如核子彈不是中性一樣。我們更知道在《笑傲江湖》裡,《葵花寶典》的武功被嚴厲批評,因爲它是害人的武功。《天龍八部》的吸星大法同被批爲邪門不要得的功夫。

在武功的問題上,金庸是前言不對後語的,但問題不在於金庸言不由衷,而是在金庸武俠世界裡,武功作為隱喻必然會出現的問題。班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指出隱喻有別於象徵,後者的意義淸晰自明,象徵和它所代表的事物之間的關係是完美和諧,而且更是永恒不變的。隱喻卻只是作者自己替事物加上意義,中間的關係並不清晰,亦不穩定。但這不是由於作者有意把意義隱去,如《紅樓夢》提到的「甄士隱」;而是因爲作者既然可以自行替事物加上意義時,任何事物都可以賦予某種特定的意義,事物本身的意義亦告含糊了**。其實金錢就是一種隱喻,因爲人們可以把各種不同意義賦予金錢身上。事實上,一張一千元面額的鈔票作爲紙張的意義,和一張二十元面額的鈔票的分別微乎其微,雖然二者被賦予的差距是五十倍。

**(見Walter Benjamin,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London, Verso 1977. Pages 165-167.)


在金庸的武俠世界裡,武功只是隱喻,不同的小說對武功賦予的意義亦因而有所不同。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武功是裝飾品;在《射鵰英雄傳》裡,武功則是社會總動員產生出來的力量的一種寓意。這股力量十分巨大,需要套上韁繩。郭靖和《九陰真經》都是這股力量的不同代號,雖然套在二者的韁繩並不同,作用亦有別。

郭靖的武功淵源跟《九陰真經》同樣複雜。郭靖的教養加入蒙古因素,《九陰真經》的部份用梵語寫成。《九陰真經》險些被毀,郭靖亦一度要忘記學得的武功。但二者雖然與社會總動員息息相關,但卻代表著總動員存在的不同危險——失控或冷漠的回應。防止失控就要限制動員的層面,正如王重陽得到經書後,自己不學其中的武功,亦禁止門人學習。郭靖生性遲鈍,失控是不會的;怕的是不夠積極主動,需要不停鞭策。但誰來鞭策?由於郭靖的資質有限,他的眾多師傅都沒有要求他幹一番事業,就連黃蓉亦沒有期望他在事業上會有甚麼作爲。丐幫出現危機,黃蓉果斷地挑起丐幫幫主的擔子,想也沒想過讓郭靖擔任。但最後郭靖成了大英雄,黃蓉就只是小妖女。誰人鞭策郭靖成爲民族英雄?


不是洪七公,也不是任何人,而是整個中國文化的父權主義。本來郭靖就像千千萬萬身處低下層的中國人一樣,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極之有限。但洪七公怒斥裘千仞一幕扼要地陳述了中國文化的要義。很多人都喜歡把西方文化形容爲罪咎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是羞恥文化。其實羞恥是假定了罪咎,沒有罪咎應該不會感到羞恥,所謂橫眉冷對千夫指就是了。但罪咎和羞恥之間確是指出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犯了罪,如無人知曉,不存在羞恥,只會有焦慮。

另一方面,實際的社會運作,如趨炎附勢的社會,就會令到貧窮變成羞恥(笑貧不笑娼)。羞恥往往是在社會不公的扭曲下產生的。現成的例子,是不能負擔自置樓宇的,被譏爲無用、沒本事而感到羞恥;而譏笑別人的人本身當然是坐擁巨資,身家豐厚的。羞恥文化的形成,也就要假定完美無缺的人格並不難達到,而中西文化的差距亦在這裡。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影響,從原罪的角度來看,人與生俱來就是不完美的,只有超越人的位格的神才是完美的。即使本是神,但甘願降生爲人的耶穌亦有軟弱的時候,亦同樣感受到魔鬼的誘惑。中國文化則認爲只要有決心,人是可以達到完美的地步。

在政治制度上,西方文化重視制定不同的機制互相制衡,確保不完美的人不能獨攬大權。中國的政治制度則建基於完美的人獨攬大權,即使事實屢次證明沒有人是完美的,尤其是獨攬大權的人!

《射鵰英雄傳》裡的洪七公卻是完美的,因爲他從沒殺錯一個人。他的聲明卻是建基在循環論證的謬誤上,他殺了二百八十一人,這二百八十一人就成了他從來沒殺錯人的佐證。但當他殺第一個人時,他憑甚麼認爲自己不會殺錯人?更根本的問題是,人是否有權殺人,不管是否殺錯?這是耶穌發出的質疑,也是希望忘記武功的郭靖的疑惑。在中國父權至上的文化裡,這個根本的問題並不存在。中國自漢朝以來表面上是獨尊儒術,但行的往往是法家那種單從統治者(同時是大家長)角度來看待問題的制度。甚麼寧枉毋縱、殺一儆百是歷代統治者(包括現今的中共政權)樂意採用的管治手段,雖然這些手段明顯是視人命如草芥。

表面上,儒家和法家是兩回事,但儒家將聖人治國作爲統治者的典範,實際上是替法家開路。像洪七公,一出場頓時把一個拉鋸不下的形勢扭轉過來。洪七公是否真的如他自己所言,從來沒殺錯一人這點根本無從證實,但做出的效果卻是顯然而見。法家思想正是抓著這種聲勢(即使是虛張聲勢)所做成的效果。郭靖也是因著這種聲勢才將先前的疑慮一掃而空。郭靖的疑團消失後,《射鵰英雄傳》安排他先後跟黃藥師和洪七公兩大高手比武。結果郭靖都能與兩大高手打個平手,而二次華山論劍亦草草收場,誰是天下第一亦不了了知。但很明顯郭靖是最大的贏家,他從此擠上前列高手的隊伍裡。

接著故事安排他做了民族英雄。其實,郭靖早已知道蒙古南侵的意圖和路線。很奇怪,郭靖返回中原後對此隻字不提;他似乎忘記了,要勞煩《射鵰英雄傳》在故事快將完結時安排一對大鵰帶來華箏的書函,這才提醒郭靖蒙古南侵之事。從情節發展而言,這是敗筆,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射鵰英雄傳》亦不只在於說故事。武功這種徹頭徹尾父權主義的產物,在《書劍恩仇錄》和《碧血劍》都是無用武之地,但金庸這位一方面寫武俠小說,另一方面創辦報章,並經常親自執筆撰寫報章社評的作者,比任何人都更深刻體會到推崇父權主義的中國文化面對的挑戰。他的解決方法是創造他的武俠世界,讓飽讀詩書就悟得武學,是秀才也是武夫;西方文化不能解決的問題,放在中國則消失於無形。

下回:金庸武俠世界的大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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