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歷史在電光幻影中——陳慧X陳滅X顏訥:「虛構的,微小的,歷史:從文學電影觀照香港」講座紀錄

報導 | by  飛 | 2023-02-16

「我在學廣東話的時候,課程有一個特殊的安排,裡面有兩週的時間去學習香港電影的對白,這是學習其他語言時不會有的經歷。」主持人顏訥如此為這場講座拉開序幕。


電影,無疑是香港文化重要的一環;香港電影的黃金時代,記錄了無數歷史故事,亦與香港文學緊密扣連。本次活動在2023台北國際書展舉行,兩位書寫香港文化的作家陳慧和陳滅擔任講者,並由台灣作家顏訥主持,來談談文學、電影和歷史如何勾勒出香港獨特的輪廓。


電影與生活息息相關,身兼作者及電影編輯的陳慧首先分享自身創作與電影的密切關係,「沒有電影的話,我的小說也不可能有後來的面貌。不單只是因為劇本寫作讓我建立起與文字的關係。在我們長大的過程中,電影一直是很重要的東西。我向學生說到,現代人的人生是蠻壓縮的,我們有很多東西也是二手的,而二手的部份有許多是從電影拾獲而來。我們在遭遇人生的事件之前,已經在電影中獲得很多體驗。」電影就好像提供了彩排的機會,為人生種種的可能性帶來想像。



從四十年代的香港電影談起


陳慧分享,最早期四、五十年代的粵語長片,都是由連載小說改編的。


「當時的晚報是十分流行的,還記起我爸回家時都會帶一份晚報回來,當時劉以鬯的《對倒》也是在晚報連載,不少南來文人來港後也是透過創作賺取收入,受歡迎的連載小說自然被電影改編。」後來,隨著電視機在七十年代普及,影視節目成了香港人的主要娛樂,「以前的影集跟現在的韓劇不一樣,集數只有十幾集,當時武俠題材的影集都有五、六十集,每到晚飯的時候大家都會看電視,公共屋邨都縈繞著《書劍恩仇錄》的聲音,公映的那二三個月中,你會不斷聽見《書劍恩仇錄》,就像包圍著你一樣。」


影視創作的養份就這樣深深地扎根於香港的語境意識上,使電影和文學千絲萬縷的纏繞。


八十年代起,香港經濟起飛,城市的面貌急速變遷,陳慧憶述台灣友人到訪香港的經驗:「朋友覺得很驚奇的是,附近蓋住綠布施工的建築物,竟然可以在數週化成嶄新的大廈,整個香港八、九十年代都是在經歷這樣的變化。香港並不像台灣有那麼多咖啡廳,香港情侶的活動經常都是去看電影,後來我發現一些年紀比我小的女生,在談到她們自己戀愛過程的時候,都會記得分手的時候是看哪一部電影的。」可見,電影不單只代表了一個時間點,更反映了香港人的生活形態。電影與生活如此緊密相連,也就無怪乎陳慧自然而然,便把電影寫進了她的小說裡面。


「台灣的創作者在標注動時性時常用重大的歷史事件,譬如九二一大地震;但在陳慧的小說《弟弟》中,就以電影《無間道》去描繪了角色在時代中的處境。」顏訥談到,相較於台灣創作者,香港創作的述事中更常以電影作為回憶的索引。


對此,陳慧回應,《無間道》是在2002年這個有趣的時間點上映,當時香港正在經歷經濟衰退,接著2003年SARS來襲、香港盜版光碟盛行,《無間道》卻取得了令人驚喜的票房,「而我把《無間道》寫進小說,是因為它預示了cyber(網路)時代的開始,2002年後出現了陌生的景象,像是中國遊客免簽證自由行,或是中國和香港合資拍攝的電影。」


「無論是電影或流行曲也好,流行起來必定有背後的原因,因為它反映了城市中無法言喻的情緒。」2003年歌曲《好心分手》大受歡迎,取得了各大電台的榜首,「《好心分手》中有句歌曲『求求你放開我』,我們這一句話到底是要跟誰說呢?」陳慧直言,《好心分手》正反映了當時公眾對行政長官童建華及其施政的不滿,而後來2003年董建華報稱「腳痛」,辭任行政長官。



香港電影說出歷史的方式


香港創作確實蘊含著豐富的社會情感,陳滅回應,電影有著在香港語境中作為集體回憶的現象,這句話的意思是:每個年代都有具代表性的電影,例如提到八十年代我們便會想到周潤發的《英雄本色》。而即使《無間道》不是以歷史作題材的電影,但仍在時空軌跡中有著一席之地,香港電影與歷史的關係,更可以延伸出更複雜的問題,「不一定是電影反映歷史,電影有時候也可以作為歷史的回想,對歷史的回憶在電影的呈現上往往有不同的層次。」


根據文學、歷史和電影的關係,陳滅提出四個不同的角度來分析:第一種,是「實寫歷史」的電影。譬如《胭脂扣》敘述三十年代香港塘西風月史,這類的電影有反映歷史的意圖,「電影敘述歷史採用一種民間的角度,有別於官方的歷史宣傳,為歷史提供了不一樣的敘述。」已故的學者張美君博士在《幻魅都市》一書研究香港電影,也提出香港電影作為一種「日常歷史」(Alltagsgeschichte),能夠對抗主流意識下的「後設敘事」(meta-narratives)。


陳滅再補充,由梁普智執導、陳冠中編劇的《等待黎明》(1984)亦屬於第一種類型。《等待黎明》以1941年香港淪陷為背景,其中周潤發飾演的一角,表面上為了生存為日軍擔任翻譯,同時私底下又提供反抗勢力經濟援助,刻劃出「漢奸」的歷史原貌,對其混雜的身份進行脈絡化的正面處理。混雜身份的角色穿越許多經典的香港電影,這背後其實隱藏的是香港人對多元身份的焦慮情感──經歷過主權移交的香港早已埋藏對身份認同的危機感,而對多元身份的矛盾情感便移置到電影敘述中隱現。


第二種電影,對歷史進行「虛寫」,產生歧義和想像,為歷史轉化出不一樣的意義。例如《八彩林亞珍》(1982)重寫了當時女性知識份子的故事,顛覆了七十年代影視節目對女性知識份子形象的假設。七十年代的影視節目嚴重矮化了女性知識份子,當中林亞珍是經典的女性知識份子角色,被描述成不修邊幅的、奇異的。而電影敘述則嘗試打破社會的刻板印象,背後推手是本土知識份子,以人文情懷的角度,說出香港不一樣的故事。


拍攝當下出反映當下的時空,而題材卻並非談歷史本身的,便是第三種電影。五十年代的代表有《細路祥》,電影中孤兒細路祥與弟妹相依為命的故事,側寫出當時資本階段對勞工的剝削以及基層之間的互助。同時《廟街皇后》(1990)中張艾嘉一角從被迫下海的性工作者,在香港廟街打滾成為老鴇(媽媽桑),細緻刻劃出廟街的人際互動,表現出當時社會現實。對此,陳慧補充道,另一部由陳冠中編劇的《花街時代》(1985),也記錄了六十年代灣仔酒吧,彼時越戰時期香港成了美軍的補給基地,積旺了灣仔的娛樂事業。


最後一種類型是年代的「經典名作」,雖然電影本身沒有反映特定的歷史,但在日後卻成為集體回體,甚至某程度上取代了歷史敘述。《監獄風雲》(1987)便是箇中典範,片中梁家輝與周潤發飾演的角色聯手挑戰不合理的監獄規範,顛覆傳統正派與反派角色的定位,以英雄式的處理敘述主角的故事,當中的反建制意識投射出社會對政府的不滿。


最後,顏訥總結,以「看電影」來說,跟誰看、在那裡看,種種因素也會影響電影的觀影體驗。而在香港文化中,電影和歷史的關係造就了長年的文本互動,體現了電影中的民間敘事,作為台灣的讀者,也能夠從中體會到香港社會變遷的急迫。


香港人,其實正是透過創作,嘗試去保留記憶、對抗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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