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影展】《DAU. Natasha》:對藝術倫理的思考

影評 | by  劉建均 | 2020-03-16

一直政治議題掛帥、在寒冬中舉辦的柏林影展迎來70大壽,以及新的藝術總監。不知是否真的「新人事,新氣象」,今屆似乎口碑載道。主競賽單元的導演幾乎都享負盛名或炙手可熱,整體評價也不參差。不過真正的亮點在一部叫《DAU. Natasha》(Ilya KhrzhanovskiyJekaterina Oertel導演,2020)的電影,它掀起較常見於康城影展的兩極評價。


導演Ilya Khrzhanovskiy本想拍攝一部關於蘇聯物理學家Lev Landau的傳記片,但逐漸地擴大構思,結果項目演變成彷如《真人Show》(“The Truman Show”Peter Weir導演,1998)、《腦作大業》(“Synecdoche, New York”Charlie Kaufman導演,2008)般的宏大實驗計劃,搭建真實還原30-60年代的蘇聯場景並挑選出400人生活3年。《DAU. Natasha》是14部長片的其中一部,Natasha亦是這個世界的個體之一。其實本片有波蘭道德焦慮電影的影子,特別像《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Andrzej Wajda導演,1977)主演Krystyna Janda榮膺康城影后之作《冷對千夫指》(“Interrogation”Ryszard Bugajski導演,1982),同樣是一個求愛的女人突然面對極權審訊,期間飽受折磨。


NatashaOlga工作於蘇聯秘密科學研究所的食堂,Natasha過着Jeanne Dielman式苦悶生活,嚮往美好愛情,可是愛過的Blinov性格卑劣,自己亦跟年輕貌美的Olga出現多次衝突,兩人總在工作過後酩酊大醉並歇斯底里地爭執。一天NatashaOlga的邀請出席派對,結識了負責一項實驗(影片帶點後設味道,電影本身都是具風險的實驗)的法國科學家LucLuc是個溫柔的男性,二人言語不通(Olga做半桶水的翻譯,穿針引線)但產生了好感,醉酒後展開一夜情,Natasha卻因此要被特務Azhippo盤問而墮入深淵。


DAU. Natasha》備受爭議的地方在於虛實的模糊,NatashaOlga的醉酒戲、她跟Luc的性愛戲以及她跟Azhippo的審訊戲中「理應」暗示、借位或假扮的情節恐怕是如假包換、毫無保留的,令一些觀眾感到冒犯或困惑,質疑這部電影是否有違「道德」——這樣的「戲劇情節」和「假戲真做」是否對女性的施暴(其實劇組沒有劇本;主演是否被強姦和性侵犯了)?演員是否淪為實驗工具而被非人化了?演員是否真的全天候被監控?人們有否必要再度體驗蘇聯極權統治(生活與藝術的邊界;戲劇情景、項目構思應否存在)?倘若要談論本片的道德問題,我想起碼要從兩個角度切入——作品文本、製作過程。個人認為本片是一部充滿悖論(paradox)的電影,是否道德其實還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觀眾有些質疑是不無道理的,但也令我質疑時代真的進步?


從作品文本的角度切入,《DAU. Natasha》本身是一部相當道德的電影,展示個體被極權蹂躪的過程,控訴極權的不人道,女主角視為愉悅並從中重拾自信的情慾關係被極權視為十惡不赦,她還被逼說成自己是被逼的,政權才不關心她真正的想法,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不惜無情地剝奪個體話語權。如果道德批判基於女性角色受辱情節,這是否過分武斷了?如果此等凌辱行為可能或的確在極權國家上演,合乎邏輯甚或現實,導演出於道德潔癖拒絕展示,是否真正的不道德?導演拍了這部電影,沒有提醒觀眾別忘黑暗日子的意義嗎?當然有別於《冷對千夫指》,蘇聯現已倒台,成為歷史,Khrzhanovskiy有利用歷史大書特書之嫌?


觀眾要是認為《DAU. Natasha》中的情節被誇張化、嘩眾取寵,這其實是不止於道德的判斷,涉及個人的經驗和分析,並非絕對答案。另一方面,藝術沒有必要符合世俗規範,同時人性是複雜的,二元對立的是非判斷往往簡化了人性。《烈女本色》(“Elle”Paul Verhoeven導演,2016)中Michèle在被突襲和強姦後不但沒有報警,反而試圖跟強姦犯玩攻防戰,卻也百無禁忌地做了諸多令人咋舌的事情,她的個性獨立自主、無所畏懼之餘毋需觀眾同意、同情。步入中年,Natasha記恨身邊的人事,害怕自己年老色衰並渴望愛,相當合乎情理而非對女性群體的輕蔑。在性愛場面中,她不算被物化,情慾是自主的,Luc亦是被她灌醉的,跟Luc做愛對她而言是歡愉的;在受辱場面中,她本來有尊嚴,只是手無寸鐵,始終單靠一人之力抗衡不了國家機器,審訊突如其來、過程尊嚴喪失體現了她的無力感。戲劇情節固然駭人,但呼應文本而非空洞的噱頭。


我相信比起《殺上癮》(“The House That Jack Built”Lars von Trier導演,2018)、《金手套虐殺事件》(“The Golden Glove”Fatih Akin導演,2019)這些真正極具挑釁性的連環殺人犯電影,《DAU. Natasha》的故事和場景都沒有足夠令人鞭撻的理由,一來其實不算新鮮,二來創作理據是富說服力的。在高舉「性別平權」和「個人主義」的年代裏,愈來愈多觀眾反而站在道德高地審判、攻擊電影,沒有放下既定觀念、以個人的角度詮釋電影文本,同時受到資本影響,不是刻意地表現自己的品味曲高和寡,就是作為被餵飼的觀眾力捧商業大片,它們如何消費弱勢社群、把暴力娛樂化、灌輸保守價值、透過續集吸金,只要舒服、心安統統都不重要。Chantal Akerman的作品夠女性主義了吧,但多少觀眾嫌《珍妮·德爾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1975)悶,而他們對電影抱有既定觀念,何嘗不是對女性敘事的不公?


然而從製作過程的角度切入,那豈不是不人道的事情也在銀幕上演?導演要對一些事情作出批判,方法卻是自己對演員做一次?諷刺的是,善待動物組織(PETA)為《殺上癮》中剪斷鴨腿的情節辯護,表示連環殺人犯的人格發展往往就像影片主角先從虐待動物開始,而且「鴨腿」是以矽膠製作而成。這樣審視的話,其實《殺上癮》反而很道德,換言之鼓勵創作者透過科技深刻挖掘人性、塑造逼真畫面而不傷害任何生物,精神上也是道德的。電影道德往往關乎真實性和科技發展,Michael Haneke作品就是例子。作為剖析影像媒介和人類暴力的名家,他常運用畫外空間,透過簡約克制、刺激想像的方法來營造戲劇張力,偶爾卻試圖呈現令人不忍直視的視覺意象,動物作為人類世界的犧牲品或受害者,有時牠們在影片中是真的受傷或死亡。


在《快樂終結》(“Happy End”2017)中,無愛、心靈扭曲和沉迷社交媒體的少女Eve先後毒死倉鼠和母親,並以社交媒體直播,觀眾看的正是其手機直播畫面和文字。我們作為觀眾必須承認單以影像而論,倉鼠的畫面的確比母親的畫面更震撼,倉鼠必然是真的死去才產生這樣的視覺衝擊力,視覺效果仍然有技術的局限,但那是不可或缺的關鍵情節,母親的死亡必然是假的,因為我們不相信劇組為拍戲殺人,始終人命是終極的道德底線。我未入場觀看《DAU. Degeneration》(2020),可是據聞最大的爭議正是一場宰豬戲。人命是命,其他動物的命難道就不是命?不過話雖如此,殺生不是人類出於需要一直在做的事情嗎?在創作中如此對待動物合乎道德與否,是否只建基於文本需要以及藝術價值?


DAU. Natasha》沒有虐殺動物情節,動物在本文是例子,亦是引子,作為本片悖論的思考點。人和動物作為演員不同之處,在於動物不懂「演戲」,牠們的一切行為和反應必然是真實的,哪怕是被人引導、訓練出來的。人類演員以成為角色為目標,卻始終有虛實概念——是枝裕和等導演不讓兒童演員讀劇本,思路其實回應這點,就是想孩子的心態保持純真(pure, innocent),捕捉他們對場景的直覺反應(intuitive response),假戲真做就是演員本身意識戲劇是虛構的,只是不惜把它變成現實。拍一場死亡或被殺的戲,演員懂得模仿而不用為作品犧牲,被傷害、侵犯的場景中演員假戲真做合乎道德與否,就是看演員的意願——導演有否強迫、設局?他們是否知情、同意甚或提議?


《巴黎最後探戈》(“Last Tango in Paris”1972)中導演Bernardo Bertolucci和主演Marlon Brando私下決定在強暴戲中以牛油作潤滑劑,為了捕捉Maria Schneider作為女生而非演員的真實反應不跟劇本走,令Schneider感覺被強姦了,這正是導演設局和演員不知情的情況。《DAU. Natasha》中導演要演員完全信任,拍攝也不跟劇本走,但Khrzhanovskiy指演員有權在任何時間停止演出,是擁有自由意志(free will)的。演員Natalia BerezhnayaOlga Shkabarnya亦未表達後悔,願意承受這段「生活」所帶來的恐懼和愛。與其作出道德指控,我們是否應該欣賞導演和演員的勇氣?我反而想知道飾演極權爪牙的Vladimir Azhippo有否接受史丹福監獄實驗(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般的精神折磨,而史丹福監獄實驗守衛是受到Philip Zimbardo的指導而非自然而然地變得邪惡的。Azhippo若情緒不穩,有否可能因為自己「入戲太深」?


Khrzhanovskiy設立龐大資料庫,要求演員在生活習慣、說話方式、衣着打扮、貨幣使用等方面都跟隨蘇聯的模式,演員卻似乎不是毫無自主權,所謂剝削是自願的情感冒險。除此之外,角色被羞辱和剝削,甚至演員假戲真做,不代表演員也被羞辱和剝削。Abdellatif Kechiche作品便是反例,《接近無限溫暖的藍》(“Blue Is the Warmest Colour”2013)對很多觀眾來說都是扣人心弦、超越了性取向的愛情故事,但Kechiche脾氣極其暴躁,拍攝時間極其漫長,某個性愛場面花了10天拍攝,演員的「fake pussy」實乃「real pussy」的模子。她們如教科書般把所有性愛體位都做齊了,鏡頭角度是毫不節制的男性凝視(male gaze)。形式作為帶觀眾觀看的方式,電影文本其實同樣存在問題,加上《Mektoub My Love》系列的風波,Kechiche拍片的倫理問題更加值得商榷。


Adèle ExarchopoulosLéa Seydoux都認為那是一段可怕的日子(“Thank God we won the Palme d’Or, because it was so horrible.”),她們沒有預想到簽約後等同賣身給Kechiche“But once we were on the shoot, I realised that he really wanted us to give him everything.”),面對原來演員沒有自己要的完全信任,Kechiche不作溝通和鼓勵之餘強迫她們奉獻,演員不想打傷對手亦要服從命令,受傷後仍然要如常拍攝,性愛真槍實彈與否其實分別不大,演員沒有個人生活可言。《DAU. Natasha》拍攝現場也許更加刺激,BerezhnayaShkabarnya也許較能吃苦(Seydoux因為感到自己像妓女不快,但Berezhnaya以前正是一位性工作者),她們和導演卻似乎清楚自己在做甚麼事情,合作關係反而相對健康。從電影的成品審視,導演和演員有約法三章,形式和內容是頗契合的,其他《DAU.》電影有否意想不到的亂局就不得而知了。


Khrzhanovskiy指自己沒有偷偷摸摸地錄影或錄音,電影是以35mm菲林拍攝的。單以電影語言而論,觀眾很難判斷演員是否、如何被全天候觀察,畫面根本不是偷窺監控錄像,是跟着演員的手搖鏡頭,不及Kechiche的作品剝削,跟Haneke合作過《你玩得起,你玩唔起》(“Funny Games”1997)、《巴黎怨曲》(“Code Unknown”2000)的攝影指導Jürgen Jürges在《DAU. Natasha》採用較少特寫鏡頭、較多長鏡頭,他在男女演員對手戲有兼顧雙方,不是只顧消費女性身體。有趣的是鏡頭偶爾失焦,但這樣的技術失誤添加實感,令人確信演出不跟劇本走的即興性質(improvisation)。然而剪接顯示調度經過一定構想、設計(導演對空間的運用,以及分鏡、走位的可能性,考慮現場拍攝條件,具一定靈活性),那必然是在搭景前就想好了,心思可見一斑。


#MeToo的確在某種意義上為女性伸張正義,Harvey Weinstein被判有罪入獄23年就是明證,不少人卻愈來愈self-righteous,印證歐洲人對女性身體再成為禁忌的憂慮。「道德樣板戲」對我們了解人性沒有幫助,我們也別以為現在的生活比蘇聯的好。一群人甘願體驗極權的夢魘匪夷所思,可是現代社會亦存在各色各樣的監控,可能是隱藏的,可能是我們視而不見的。《DAU.》項目是存在爭議和悖論的,但意味着存在價值毋庸置疑。


Alfred Hitchcock非禮、傷害、恐嚇Tippi Hedren,《鳥》(“The Birds”1963)就不是經典?Roman Polanski被多宗性侵案醜聞纏身,《An Officer and a Spy》(2019)就沒有資格獲獎?Woody AllenDylan Farrow的往事撲朔迷離,我們應該先封殺他以支持女性權益嗎?衛道、平權人士對《DAU.》項目口誅筆伐,反映時代進步還是退步?藝術倫理的問題沒有絕對答案或每人各有答案,評論作品緊扣文本至為重要。《DAU. Natasha》光是讓人思考女性在時代和電影中的位置這點,已經足以載入電影史冊。



導演:Ilya KhrzhanovskiyJekaterina Oertel

主演:Natalia BerezhnayaOlga ShkabarnyaVladimir AzhippoAlexei BlinovLuc Big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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