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遇上好時光:書與人的故事》——照我思索 可認識「人」——對沈從文先生的片斷回憶

書序 | by  陳萬雄 | 2023-11-13

照我思索 可認識「人」─對沈從文先生的片斷回憶


從1980 年8月認識沈從文先生,到1988年他去世,整整八年間,每次我到北京,大都會約同沈從文先生的親密助手王㐨先生和王亞蓉女士登門拜訪。八十年代初中期,我的主要工作是編輯事務,上京的次數固然多,每次停留的時間也較長,常有機會去拜候沈先生。上了沈家,不管有事無事,談正事還是閒聊,總耽擱好幾個小時。當時不懂得珍惜,未曾記下來,所談內容不免淡忘了。但是一些記憶還是深刻的。


頭一回見到沈從文先生,就令我感悟了文學的本質。


首次上京,其中一項工作是將剛剛出版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樣書帶給沈先生。在王㐨先生和王亞蓉女士的引領下,來到前門東大街的沈家。一進門,穿着便服的沈先生從廳中的床沿上下來,一邊忙着找他的布鞋,一邊忙不迭向我們打招呼。團團的臉滿綻着笑容,神情稚樸而帶點腼腆。說話輕輕的,不帶一點酬世味道。倒是濃厚的湘西鄉音,要王亞蓉女士穿插着說明。王女士說明時,沈先生總是含笑望着我們,眼神帶着感情,神態活像個稚童。


面前大名鼎鼎的沈從文先生,給我的最初印象:純真、誠摯、和悅、自然。剎那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古話,從心裏蹦跳出來。作家與作品間連帶着的文學本質,似乎一下子也透露出來。日後,與沈老接觸多了,讀他的著作多了,了解他也多了。到現在,要概括我對沈先生的認識和感覺,還是初見時所得「赤子之心」的印象。人的直覺有時很玄妙,也很準確。在此以前,沈先生的文學作品,我讀得不多,興趣也不濃。關鍵是對他的文學思想境界認識不深,不懂得欣賞文學作品似平凡中的卓越、似平淡中的波瀾壯闊的道理。自己的興趣是近代思想,連帶對近代文學的認識,總傾向從史學的角度去閱讀、去理解,這是唸歷史的癖性。不自覺地,也對文學性質的理解變得狹隘了。


一個生長於湖南邊陲之地,整日與大自然打交道的野孩子,青年時代混跡於龍蛇混雜的軍旅;忽然靈光閃動,隻身遠闖人文薈萃的北京,浪跡於文學園地。三十歲後名氣漸顯,奠定在文壇的地位。中年由作家而晉身大學教壇,一身而兼作家、教授和文學刊物主編多職,享譽日隆。1949 年後打入另冊,離開文壇,擔任故宮博物院的文物講解員,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午門樓上轉了十年,學了十年」。幾十年陰晴不定的政治空氣下,他長時間絕跡於文學界和教壇,苦心孤詣,自甘寂寞,從事文物的研究。這樣曲折的人生過程,這種甜酸苦辣的閱歷,在沈先生的行止容貌上,竟然沒有留下任何應有的世故和滄桑的印記。年過古稀,仍然一派純真,真是不可思議。這種純真,沒摻入一點造作,又不同於長於富貴、少不更事、不通世務的天真。沈從文先生保持着的,原是一顆赤子之心。


頃刻間,我明白了,只有這樣性靈的人,才會成為頭等的文學家。沈先生頭一回給我的感覺就是一個天生的文學家。舉止以外,他談事情總像講故事,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幾十年間,見過不少不同的文學家,再未有人給我留下近似的印象。想像中的曹雪芹,也應該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會飽歷世變滄桑,窮途潦倒,仍意氣岸然,鍾情山水,遊於眾藝,才會寵辱不驚,成就《紅樓夢》這樣的人性刻畫深刻而仍滿溢性靈的偉大作品。


八十年代開始,我猛然醒覺,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別有天地,自此躑躅尋覓,至今不休,沈從文先生便是啟蒙者。


我參與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的出版,已是後期的工作。中國向以「衣冠王國」自居,但是,不要說普通人,縱使人文學科研究者,對幾千年的衣飾流變,各類織染技術、紋樣藝術,可以說是不甚了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具體內容和見解,不僅讓我大開眼界,而且,該書主題雖云研究中國歷代服飾,涉及的卻是中國文明史的方方面面。沈先生通過服飾的研究,同時疏解了中國文化上不同層面的諸多問題,提出眾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該書對我最大的衝擊,是啟動我轉換研讀中國文化歷史的觀念,領悟了「雖小道亦有可觀焉」的道理。一直以來,我們所關注的文化史,其實是中國學術思想史,或者是中國哲學文化史,而非能籠罩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全方位揭示文明進程的文化史。


與沈老聊天,時時可聆聽他從物質文化方面去認識中國文明的見解。現今仍清楚記得,大概是第二或第三次見沈老,晚飯後,在他們位於朝內大街吉兆胡同的研究室,沈先生聯同王㐨先生和王亞蓉女士,為我們幾個門外漢,透過投影器,演示剛剛挖掘出來的江陵戰國文物。當晚,沈老興致勃勃,為我們解說。他的全情投入,相信就是十年故宮午門上作講解的樣子。雖然我對文物的認識仍是模糊,但因沈老一晚的講解,對春秋戰國時期楚文化的發達,對楚民族與楚文化構成日後中華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印象深刻。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如何摶成又如何壯大的問題,自此在我腦中縈繞。


當晚與沈老的不少對話,都記不住了。其中一問一答倒還是記得清清楚楚。我問沈老,何以衣飾紋樣,在戰國時期的楚,其藝術已臻這麼高的水平?沈老回答,這樣的服飾紋樣的設計者,不是日後我們所理解,是出於一般工匠之手,而應是出於當時的高級知識階層,是當時文化藝術的最高表現。看過了楚的衣飾圖案,聽了沈老的話,我衝口而出說,我們以往讀《史記》「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一語,曾理解為楚人有着南方之強的特性,有復國的決心,強調勇武。現在才明白,這句話的背後原來是文化的自信。這樣的一個晚上,真是當頭棒喝,從而使我理解到中國文化史絕不囿於文獻,絕不能局限於文化哲學的範圍,而是自有更寬廣的天地。這是啟牖我日後走上要從物質和藝術文物等諸方面,要從眼所及的事物和山川環境,去認識中國文明的途徑。這是一種觀念上的開竅。我們檢閱沈老的著作,自五十年代,他已不斷著文倡導「用文物知識和文獻相印證,對新史學和文化各部門深入一層認識,才會有新發現」,「五百萬卷書若沒有人善於用它和地下挖出來的,或始終在地面保存的百十萬種不同的東西結合起來,真的歷史科學是建立不起來的。」(〈文史研究必須結合文物〉,1954年10月)


同時,沈老竭力鼓吹「古為今用」,要讓文化藝術普遍深入社會大眾,以讓傳統文化藝術轉化成新工藝。他這種種見解,放諸五十年後的今日,依然振聾發聵。與沈老談話內容雖多淡忘了,但是如何保護好中國文化,如何令中華文化藝術讓更多人認識,一直是沈老所關心的話題。沈老是近代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同時也是一個卓越的學者。大多數人關注他由文學轉向學術的理由,但我個人更重視兩者間他在思想精神上的匯通:對人的自然生命、民眾真實生活的終極關懷,對根植於生活的思想感情和文化藝術的執著。從這裏,我們就容易理解他自撰墓誌銘「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的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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