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懼》:極端意識形態之惡

影評 | by  劉建均 | 2019-11-29

電影大師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第10部作品《白色恐懼》(“The White Ribbon”2009)面世10週年了,卻依然富警世意味。「一個理想或原則變成意識形態時,它就變得危險。」納粹主義已經成為歷史,但國族、宗教的極端思潮仍可見於世界各地。我們不應掉以輕心,而且應該時刻小心。


一位年老的小學老師回憶和梳理往事,一個德國北方小鎮在一戰前發生一連串匪夷所思的事故。深諳影像媒介暴力的漢尼卡這次無法玩影像的後設遊戲,卻巧妙地運用說書人的敘事方式呼應時代背景,黑白影像因帶距離感而擺脫自然主義,保留了他對影像媒介的態度。小學老師不肯定這些是否事實之全部,作者和觀眾跟敘事角度在某程度抽離。一些風景鏡頭極美,黑白影像,一片雪地,但其純淨放到故事語境中也令人驚慄。


醫生騎馬回家時被綁在兩棵樹之間的繩子絆倒,一位農婦在男爵的鋸木廠踏破腐朽的地板摔死,佃農為生計不追究,兒子Max卻氣憤難平,在豐收祭典搗毀男爵的包心菜田洩恨,誰知夜晚男爵兒子Sigmund被人綑綁和毒打。一段日子過去,穀倉被燒,助產士的智障兒子Karli被人綁在樹上和虐待,面臨失明。一連串事故令鎮內人心惶惶,但其實鎮內一直上演着暴力,只是面相不盡相同,而且眾人默許罷了。除了肢體,階級、性別、世代、言語也見暴力,密不透風,全鎮瀰漫恐怖和肅穆的氣氛,愛不至於消失,然而不是稀有就是扭曲。


孩子夜歸,牧師「愛之深,責之切」,既不准全家吃晚飯,也說盡務求孩子難堪的訓話,翌日晚上鞭打KlaraMartin作體罰,讓妻子為他們繫上白色緞帶。白色象徵純潔,牧師希望他們洗清罪惡,但說穿了就是要令他們有罪疚感,時刻提醒他們有多不潔,所有小事都被說成十惡不赦,孩子慾望飽受父權制度壓抑。本片作為群像故事,觀眾可以見到各個家庭上一代都習慣向下一代施以(冷)暴力。另一方面,女性地位極為卑賤。助產士是醫生情婦,傳言Karli是他們的私生子,但她曾經墮胎失敗,令他成為智障,醫生只當她是洩慾工具,並對她極盡羞辱之能事,甚至想輕薄女兒Anna,犯禁亂倫。男爵面對夫人去意,在言語間宣示威權,也只關心她有否跟情夫上床,無視她受不了鎮內各種仇恨。


孩子聯群結黨地偷窺和偷聽,加上一些蛛絲馬跡,一連串事故的始作俑者是誰,其實很快呼之欲出。自私、冷漠、虛偽、專制……成人各種醜陋面相(根本就是衣冠禽獸),孩子全都放在眼內,但心知這些束縛和秩序如何牢不可破,遂寄託精神在理型的「神」身上,奉行一套絕對價值,懲罰違反這些信念的人,納粹主義也就逐漸萌芽。漢尼卡在劇作結構上交疊神秘事故和孩子處境,暗示全片主題但不直接道破,純潔之盡頭便是惡、猜到是誰所為卻又不能查明令人心寒,此絕活也見於《偷拍》(“Caché”2005)。此外,一些孩子也正在見證和探索死亡,Martin在橋上欄杆行走、醫生幼子Rudolf對於死亡的疑問、佃農兒子Kurti揭開亡母的面紗……這些段落不論影像還是語境也極精彩。


牧師苦心經營鎮內秩序,可是一切只是假象罷了,Klara拿剪刀以十字架形狀插死他的愛鳥(最有力的鏡頭之一),令他驚悉威權教育只種下仇恨的惡果,而且不敢直視現實,生怕一切毀於一旦,一直義正詞嚴卻只好屈服於女兒,面對老師對孩子的指控也只能反過來嚴詞警告老師,名譽面前道德不值一提,助紂為虐令暴力的雪球越滾越大,孩子在教堂閣樓唱着巴哈的聖詠遂多了驚慄感,聖詠和惡行形成了強烈對比。首個歌詠畫面是教堂閣樓之全景鏡頭,彷彿告訴觀眾事故的行兇者「遠在天邊,近在眼前」,但鎮民不知道,可謂細思極恐,至於劇終畫面是教堂全貌的遠景鏡頭,孩子彷彿位置超然,他們建立新的秩序,長大後成為納粹主義社會的中流砥柱。


在這樣一個述說自我欺瞞、充滿謊言的德國北方小鎮故事,本片影像為文本賦予宗教性和象徵性。牧師大發雷霆一場,其中一個畫面牧師站在左邊(前景),妻子站在右邊,KlaraMartin站在後方的門邊(後景),其他子女來回地吻父母的手,構圖元素豐富之餘準確刻畫權力關係。豐收祭典一場,其中一個畫面男爵一家和牧師並列地站着,清晰勾勒權力核心,男爵和牧師掌控經濟和信仰的話語權。牧師為步入青春期的Martin自慰再次「小事化大」一場,其中一個畫面繫着白色緞帶的Martin流淚,身後牆壁正掛着一個十字架,道德規條對人性慾望的壓抑溢於言表。


漢尼卡不少電影都細思極恐、冰冷鋒利,只是本片比較內斂,沒有《偷拍》那種可以令全場尖叫的鏡頭,可是存在不少貌似簡單的高難度鏡頭。漢尼卡不是首次拍動物受苦的畫面了(因人類比動物「優越」),但醫生墮馬一場需要極高執行能力和後期製作技術支援。Martin在橋上欄杆行走有一個仰視遠景鏡頭(接近老師視角)和一個運動鏡頭(老師見狀直奔後Martin下來),其實是相當危險的。穀倉被燒整個段落,漢尼卡展示兩家孩子望向現場的反應,牧師孩子一方鏡頭設在室內(窗外可見熊熊烈火),管家孩子一方鏡頭設在室外(火光倒映在窗戶上)。


漢尼卡作為對影像媒介極自覺的作者,透過長鏡頭和畫外空間來減少對觀眾的操控和延伸空間的方法也見於本片。醫生墮馬重傷住院,Anna在樓梯間安慰Rudolf,期間聽到聲音,靜靜走入大廳,隔着窗紗看到其他孩子,整頓思緒後把窗門打開,整個鏡頭一氣呵成,畫幅、景別靈活多變。牧師母親準備好白色緞帶後找KlaraMartin以進行牧師的體罰,Martin在另一房間靜候,Klara則從上層走下來,他們開門後見其他孩子已經在大廳內,隨後Martin要自己拿鞭,並在進房後關上門,觀眾只能聽到鞭笞和慘叫聲,卻更心寒。失眠的Rudolf撞破醫生和Anna父女亂倫一段,燈光設計匠心獨運。


《白色恐懼》採用黑白攝影,探索法西斯主義之起源,但漢尼卡倒是罕有地散播希望的種子,像一抹和煦的陽光,如老師和Eva的戀愛、牧師幼子Gustav的善良,世界還有一絲暖意,只是始終稀有,正如上文所言。漢尼卡師法羅拔·布烈遜(Robert Bresson)和英瑪·褒曼(Ingmar Bergman)的黑白影像,刻畫上世紀歐洲的暗流湧動、極端思潮形成過程。遺憾地國族和宗教的集體主義正在世界不同角落上演着——大國民族/種族主義(中國「赤納粹」、白人至上主義)、伊斯蘭教恐怖主義……這是很當代的議題。世人需要保持警惕,以免信念變成危險和野蠻的意識形態,很多事情本質只在一線之差,一念之間。



註:《白色恐懼》當年榮獲康城影展金棕櫚獎,評審團主席正是伊莎貝·雨蓓(Isabelle Huppert——《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2001)領銜主演,但筆者確信本片是當年最佳電影之一,亦經得起時間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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