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樺專欄：閃爍其辭】那些艱難與珍貴的異質，值得被歷史記住

我像大部分的香港人那樣心情不好，時常欲言又止。這的確是個壞時代，極權挾疫症降臨，無論如何香港不能免於焚燒，仍然保有人性的人好像只能在低氣壓下掙扎，與許多人和事告別。但沒有書展的今夏，卻迎來了數位朋友的創作成果，在勉力的灰色之下，仍然增添了幾抹異樣的色彩。我默默地看著他們的創作成果，終於心裡很肯定：他們就是壞時代的好收成——在黯淡的時代裡，有人持續做他們堅持的事，值得被歷史記住，而且我們作為旁觀的讀者與觀眾就已得到力量。

那些創作的朋友們

謝曉虹的《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是她盤桓多年的長篇小說，算起來可能醞釀近十年。這段時間倘若有什麼大型計劃，謝推卻時都說，想把長篇先寫完。由第一本驚艷天下的短篇小說集《好黑》以來，謝直接跳過了中篇而寫長篇（當然期間還寫了大量短篇），秉持著她的魔幻寫實風格，以及對於現實那種若即若離關係的持續思考，在迷離魅幻的小說語言織錦中，我依然感受到謝那烱烱清晰的目光——那是由梳理佈置曲折的創作與現實之脈理而來，輕巧翻轉一切不可能之物。

李智良十二年前的《房間》同樣是多次獲獎，期間聽過他的其它寫作計劃，至於十二年後才有短篇小說結集《渡日若渡海》。這本書是文學館出版，理論上我是責任編輯，知道出版過程的一些細節故事。智良一度想用另一個四字書名，我說保持原來就好，因為「渡日若渡海」直述了某種艱難（可聯想為生活與書寫的），而同時兩個「渡」字的重複製造了行動的節奏感，讓人感受到生命的微小力量。因為這樣難，能夠出版就已經很好了——其中一位推薦者何倩彤在提交推薦語後說，謝謝把這本書做出來，我想就是許多讀者的心情：能夠看到智良的書，就已經很好了。（當然智良說，他渴望看到更多的評論。）

【無形・偷】寫作即僭越，渡過他者的海洋——專訪李智良《渡日若渡海》

張歷君曾在深夜，傳來三個封面問我哪個好，我說都差不多啦，學術書只要焦點清晰，又帶出理論味道非止歷史研究，就已足夠——為什麼常問我不成問題的問題？回想他首次跟我說起要出版瞿秋白研究的博士論文，已是好幾年前的事，總是在急步走向巴士站時侃侃而談，好像明天就要出版似的。張歷君總是難的，他在我面前授課或講述論文，是從來沒有完成過他的所有ppt，這就不說了；李歐梵教授在書中前言說，張歷君堅持以「雙方面的辯證法」來重新表述瞿秋白，比如寫瞿作為革命先烈，也要從相反方向的瞿氏佛教思想去推敲，這種方式對於一般讀者及學界人士也是複雜難明的，張還要加入不少西方文化理論來說明研究的出發點，益增困難。有一位論述也很艱澀的作者向我慨嘆，這書當然是好的，但也看出學院的桎梏太委曲他了。如果這是人生的一個階段，希望張可以得到釋放，回復金身。

江記的《離騷幻覺．序章》短片終於在八月網上首映，是文藝界朋友圈中盛事。《離》從創作、海外獲獎、眾籌、出版設定集等一步步走來，乃是作為本土動畫界的標誌，自許提撕士氣，團隊總有著動漫式的熱血，像紅日發放金箭。但我是做策劃的人，心覺整個計劃之難，也絕對可以用上「渡日若渡海」的比喻，實在好驚他們像安達充的漫畫《h2》，漫長的青春長征，打到甲子園反而一頁就完了。而終於面世的短片，則完全不負觀眾期待，聲色之鮮艷（嘉芙蓮的福利線我收貨），畫面再造港味之紛繁，空間變形之激烈，都是感官與想像的盛宴，一再讓人嘆息叫好說值得等。甲子園是遙遠的目標？還是我們每一個突然到達並且滿足的當下？《男兒當入樽》也終結於湘北戰勝山王，就可以了（touch wood）。

【文藝follow me】江記展覽「蜃樓水月」：城市裡的死亡不會被掩蓋

他者的書寫與文本的信仰

而這四個創作，尤其令我作為同代人都感到心弦共振的，有兩點。一，我樂見這些朋友，都像我們早年所學，而持續一種「他者的書寫」。哲學家韓炳哲慨嘆，在網絡製造的同質化的時代中，他者已經幾乎消失。「他者」並非只是「弱勢」，而是無法言說自身，亦無法被主體完全穿透，會搖撼主體存在，埋藏主體深刻的欲望與恐懼的不明對象，凝視他者，時常會將主體的空無反擲至主體自身。謝曉虹的音樂箱女孩，就設置為一個作為他者的慾望對象，說話、按自身意志行動都需要曲折的學習，而謝讓她在最後作為令人血脈沸騰的少女浮屍出現，讓文本與社會運動在慾望的生長與死滅之間，找到了連結點。李智良在數個訪問中都陳述了對於表述他者的困難，他所寫的大量無面目、無表情、口吐無聊話語、在城巿中無法找到自己位置的人，應可讓同道人認出一種他者書寫的美學。被張歷君重新表述的瞿秋白，有著大量「革命先烈」這個符號無法涵蓋的溢出特質，作為革命先烈原來也可以是被權力表述的「革命」的他者。謝、李、張三人都與社交媒體的網絡文化保持距離；江記比較熟悉網絡，《離》的類型特徵更讓其「他者美學」色彩較為沉潛，但我看，相對於色彩斑斕的畫面，《離》重要人物的面容總是平板無表情的——更別說主角祖是一個沒有記憶的被廢置機械人。

這四個作品都讓人感受到寫作／創作的森嚴、精巧、艱難、膨脹，而我則將這些理解為四位作者對「文本的信仰」，這是我所謂的「同代人共振」第二點。在現實生活以壓迫、誘惑、瑣碎、分岔、剝離的各種方式籠佈之下，他們依然覺得生命、創作、觀點、論述要在文本即作品中完成。當一切推廣、大部分詮釋都依賴外在現實、社會時事的連繫來推動，他們依然相信文本與文本間的對話、美學符號系統的變幻與重置、一切都須經變幻再造而不能直接放入文本。我無意貶低任何希望直接指涉現實的創作，這間中的差異不過是美學信仰的差異，在一個艱難時代不應互相否定。但在一個虛構消失、現實呈壓倒性的時代，有人背離主流來堅持自己創作的方向，我感到衷心的敬佩，他們沒有喪失最初的美學教養，也沒有放棄對現實的關懷，因為後者本也是前者的一部分。

「他者的書寫」與「文本的信仰」，或者都可被視為與時代主流不符之物。七十年代創作者邁入中年，常有「過時」的自嘲。但用最誠實的方式講，他們或者成為了時代的異質，但也在用他們的方式持續革命。儘管並非同樣的敵人，對抗時代的主流，與對抗極權的輾壓，所需要的可能是同樣的精神韌度。那些時代所未能溶解的異質，他日可能就是香港整個文化寶貴的留存。當然，這四本作品，都非乏人問津之作；本文委實希望，我們在收藏捧讀這些作品時，同樣讓自身的異質被作品發掘出來，並讓我們看到更多樣而詭趣的解讀。先鋒如果能夠完成，乃在於受眾的釋放與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