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的文學，文學的夜行」——羅貴祥《夜行紀錄》分享會紀錄

香港作家兼學者羅貴祥近月在台出版短篇小說集《夜行紀錄》，早前（28/5）於一拳書館舉辦「夜行的文學，文學的夜行」——《夜行紀錄》分享會，由作者羅貴祥、小說家董啟章、中大中文系教授黃念欣對話，三人罕見同台，羅貴祥笑稱敘「開卷樂」、《講話文章》的舊情。寒喧之間，羅貴祥感恩聚首一堂，能夠從學者與作家的不同角度，以文學為本位高談闊論。

筆下人物的必然與偶然

董啟章欣見羅貴祥再次以小說家形象回歸，同為創作者，他非常關心「寫小說」的母題，好奇「勝哥」一角的塑造——首次閱讀《夜行紀錄》，他便已毫無疑問接受、相信「勝哥」確實存在，呈現出一系列紮實且成熟的小說。小說創作不能只寫自身經歷，小說家須尋找感興趣、認為重要的某些身分及際遇，嘗試把握或了解其人物。這樣則衍生一個問題：自我的局限，對於陌生的身分所產生的距離感，或以「他者」面對人物的時候，如何令角色立體呈現於小說中？

「小說研究的方法很多，不同作家的處理手法亦有異。角色成型躍然紙上，讀者，甚至作者亦難以追溯如何造到這種效果。」黃念欣認為，憑空想像並無說服力，故必須資料搜集。她從〈秋刑〉、〈小麻繩〉中的「勝哥」一角聯想起黃碧雲——其筆下的中產角色帶細微的真實感，但這種效果反而並非由資料搜集構成。羅貴祥因學者身分多年來不斷進行資料搜集，但他亦坦言「人」的資料搜集其實不太可行，例如角色的職業可透過資料搜集的形式慢慢掌握，但其工作環境卻無從稽考。他分享教學生涯中，學生往往借筆下的角色表達自己的想法，使角色淪為工具，而非視作為一個「人」去創作，缺乏代入角色處境想像。香港社會屬不斷交疊的狀態，例如隨便到一個街市商場便可觀察到不同階級的人，這樣的環境與生活經驗，十分有利小說創作。

董啟章言研究角色的資料搜集並沒有客觀指標，需要作者摸索。有些人花很多時間為角色做research，卻未能消化內容，寫出來卻像研究成果，小說被破壞，或不成立。《夜行紀錄》成熟的地方在於恰到好處，人物自然且具說服力，令讀者猜想羅貴祥的創作是經過搜集與研究，但閱讀時卻不見其痕跡、不帶干擾性。董啟章笑言當然這是後設的興趣。

文學與夜行

近年我們經常面對「黑夜」一詞，大多以「黑夜」呈現「光」的所在，黃念欣並不認為羅貴祥「以小說做學術」，學院生活與創作可以互相交疊，但她亦好奇羅貴祥的學院生活是否屬於創作的「相對面」令小說存在。我們經常將「黑夜」與「光」視作一種對立，以「黑夜」呈現「光」的所在。羅貴祥認為並非如此：人們常把光明與理性、知識劃上等號，而文學則處理潛藏的慾望、人心的複雜性等日常生活中看不見的「非理性」，與黑夜的本質相似。當夜行或夜晚的意念與象徵進入文學的範圍，其實不一定相對光明。「她相信看不見，不是沒有真實存在」，並非愈黑暗，才看見光的所在，反而黑暗中大家「漸行漸近」。

董啟章於羅貴祥早期創作中已察覺他擅長以意象呈現人生或文學裡充滿明暗的意識：羅貴祥少作《慾望肚臍眼》裡〈愛吃宵夜的二哥和夜光錶〉一篇多以「甬道」代替「通道」，以「甬道」表達黑暗的所在，像是一條黑暗隧道引領讀者到達某個時空或空間。小說結尾以敘事者通過地鐵「甬道」作結，就像人們需要一條黑暗的隧道、與夜行相似的狀態，這些意象處理均處於有意識或無意識之間。

黃念欣則言《夜行紀錄》令她回歸九十年代小說藝術的閱讀經驗。首篇〈豫讓〉重寫《史記．刺客列傳》的故事，調動角色關係——纏繞在惺惺相惜與復仇之間。讀者解讀此關係會變得危險和敏感。一場社會運動也好、一個對立的狀態也好，羅貴祥透過刺客式小說提問人與人之間複雜的關係，以夜行、潛行 ——最核心的活動開展全書。羅貴祥的資深讀者表示，若編輯以輯二的小說作本書的開首，則容易被不太熟釋羅貴祥的台灣讀者群定位為寫實小說家。〈豫讓〉一篇當中的性別意識、變化令小說的遊戲性頗強，與其他悲劇小說互相碰撞，豐富小說層次。

【無形・到底拖延過甚麼事】文學需要關心人——訪《夜行紀錄》作者羅貴祥

「水」的意象

「近年我們對水的意象並不陌生。《夜行紀錄》中除了大家所關注的『黑夜』外，『水』同為我們常提及的意象。『如水』也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也好，『水』其實屬一個危險的提醒。」黃念欣提及《夜行紀錄》透過水的意象使讀者衍生不同想法與思考。輯一〈走房〉、〈滅道〉、〈同舟〉、〈牧魂〉充斥著「水」的意象，如〈走房〉提及土地問題；〈滅道〉、〈同舟〉、〈牧魂〉則言「水」可帶領我們到哪裡，透過文字一步一步進入我們的生活經驗裡。輯一是閱讀輯二的準備，就如羅貴祥當教授寫論文的日子，在小說中屬於一個十分重要的存在。他的學術生涯、家庭生活，在小說創作均佔一個重要的位置。

「水的現象有兩面，一方面可謂生命的泉源，為人們帶來正面的方向，但水亦同時帶有毀滅性，這種兩個面向的意象是痛苦的。」董啟章感覺「水」的意象在《夜行紀錄》中尤其強烈，如小說中出現「海洋」、「水」、「溫泉」，人們為了與水共存，他們學習游泳，甚至造船。但是「船」又衍生出意外如 「撞船」、「沉船」，甚至洪水、溺水，或水炮，可成為武器的一種。到底「水」會為我們帶到更好的境地，還是會被淹沒或毀滅？對於這一系列的意象與題材，羅貴祥認為人們往往忘記「水」的本質，但他並非有意探究人與水的自然關係，小說中的一切均自然發生，並非刻意編排或創造。

文學與紀錄

在七十年代以前的嚴肅文學裡，以小說記錄社會事件並不是一個必然的立場。嚴肅文學處理這些題材會有特別的考量，並非理所當然的事：新聞擔任「紀錄」一職，小說創作則處理新聞以外的題材。《夜行紀錄》在台出版，我們亦恰巧遇上「紀錄被消失，新聞被改變」的時代，台灣讀者與香港社會事件終隔一層，也許會抹平本書的閱讀層次。羅貴祥直言並無意圖透過《夜行紀錄》作社會事件的紀錄，亦無能力作紀錄，只是借紀錄性的手法，表達作者的看法、對事件的回應，透過文字製造新的行動與感應。

「以小說的形式寫社會事件，我並不以『紀錄』概念去寫，而是以『回應』思考自身與社會事件的關係。如真相屬於複雜、變動、多面向的，其實難以紀錄。」董啟章認為，若以文學作為「紀錄」的渠道，創作者須有自覺「紀錄」並非一塊透明鏡。文學創作必然帶虛構成分，這種方法或許經歷改造，或產生不同層次與距離。「回應」則較為主觀，面對事實或真相作回應，也許會繞過一圈，以自己構造的方式回應。黃念欣提及〈夜行紀錄〉的紀錄片導演梓楠憑《壞時代真心記》獲紀錄片大獎，但他並不感到快樂，於是他去夜行，從夜行中找到紀錄的方法——「盲目不是完全看不見，卻以為自己能夠看見」看不見的，並不代表沒有真實存在。黃念欣以〈夜行紀錄〉小說結尾「那是邊界，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提問，邊境與光的微妙關係，恰如文學的特質，以文學方式呈現出紀錄的不同可能，實屬難得。

沉桴於海，幽道其變——羅貴祥《夜行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