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眾聲號」團隊——感動到一些人就可以，繼續做值得做的事
港台節目《鏗鏘集》今年經歷停工，節目內容亦多次被無故抽起，前監製李賢哲與其他編導離職後，以他們的方式繼續紀錄香港人和事，另闢新平台「眾聲號」，分別製作關注社會時事的《眾聲集》，以及側重人物對談的《冒號開引號》。轉移陣地，繼續傳承，《冒號開引號》監製Dora與《眾聲集》編導Fanny，分享她們與團隊如何延續《鏗鏘集》的精神，在變幻的時局，繼續紀錄香港日常。
「點解好睇，是要真誠」
離開港台，沒有了體制的框架，在新平台可作更多嘗試，無奈社會環境所限，紅線難以捉摸，任何題材與訪問內容，都有可能變得敏感，Dora認為現在製作節目的最大局限，來自時勢。「局限並非來自我怕些甚麼，而是整個世界不同了，現在很多人唔想講嘢，就算對方答應受訪，可能很多事情唔敢講，或者講得唔詳盡。其實運動之後，要找嘉賓都有困難。但也不至於要censor自己，我們一直都是以專業的角度作衡量。」雖然新平台的兩個節目，定位皆非要以勇者姿態挑戰時局，Fanny坦言今時今日製作節目，也要顧及受訪者的安全，即使他們願意無所不談，節目播出前也會再三思考。好像《眾聲集》第一集，以「末世公民」為題訪問鄒幸彤，然而計劃趕不上變化，原本約好的訪問，也因對方被捕而提前結束。「身處這個時勢，很多與社會政治有關的東西，都沒辦法不去觸碰，但我們知道能在新平台繼續做，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也不想稍瞬即逝，會很bear in mind並非要衝出來挑戰時局。經歷2019年，整個社會令我們的題材都偏向政治，但其實以前《鏗鏘集》也有做人物關懷的題材，之後我們也會夾雜在節目當中。」
節目播出兩集後，網絡上也引起不少迴響，《冒號開引號》頭炮找來伍家朗與盧覓雪對談，亦為節目帶來了一個好開始。要做好這類對談節目，Dora覺得最重要是能讓嘉賓與主持擦出火花。「其實每次都沒有心目中的A配B，而是本著去找有趣的人這個想法。我們很著重主持的input，從第一輯到現在，每次定好主題後，主持人都絕對不會是讀稿機器，節目好睇是因為主持投入，觀眾覺得他們所問的問題，與其身分很相稱，亦與過去的經歷有關，這樣會來得比較natural。」看似簡單的操作，但團隊背後所費的功夫，卻非三言兩語可以說明。如何令對談節目變得獨特，除了借助大量的資料搜集外，讓被訪者在現場真心而觸動地重述往事，Dora說還得須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我們希望做到的訪問，是關於那個人獨特經歷的故事，對方講得返裡面的領悟。講就好易，但有時可能準備得好好，若被訪者不在狀態，或者主持問不到，也得不到想要的效果。」
當坊間的訪談節目多不勝數，要突圍而出，Dora認為關鍵在於訪談予人的觀感，是否夠真。其中一個她很喜歡觀看，並經常作為參考的媒體素材，是在紐約街頭蒐集故事的企劃《Humans of New York》。「那些交談對象，全部都是不認識的人，但為何這些訪問特別好睇，因為被訪者講到人生一段很獨特的經歷，即使遠在美國發生，我在香港也會睇到喊，證明一個有human touch的故事，是無分國界的。」這種從被訪者身上，找到共同的通感並感動觀眾，也是Dora希望在對談節目做到的效果。「點解好睇，是要真誠，如果是個真誠的訪問，我相信觀眾一定會想看，現在是個大家很care是否真誠的時代，MIRROR點解會紅，大家已分析過一萬次，因為他們夠真。市面有很多訪談，但多以輕鬆娛樂為主，如果某些人能夠分享他的經歷，讓大家知道原來仍有人走過這些路，我覺得已經很療癒，希望觀眾看完會開心，也會感到溫暖。」
為求拍到真摯的訪談內容，團隊事前都會做足準備功夫，然而拍攝現場太多事情無法預計，Dora說「每次都係博一鋪」，並由此談及她製作第一輯《鏗鏘說》，至今仍教她印象深刻的訪問。「某次我去做yoga，落堂後老師跟另一同學聊天，說起為何會來做yoga，原來他讀醫要考試，經常覺得自己很蠢，然後他說：『呢排有個訪問，自己一想放棄就會去睇，每次睇完又再返去溫書。』我知道他說的，就是我們製作的節目，亦令我覺得無須感動全世界，只要幫到一個人走過某些路，已經很好。」這集名為「醫者的初心」的節目，在該輯《鏗鏘說》也是很常被談論的一集，製作團隊與被訪者梁慧康，重看當年訪問片段，對方回憶廿多年醫者生涯的真摯，鏡頭外亦令人動容。「醫生受訪的那刻，現場已很感動，我們沒想過他會說得這樣好，而他又願意交出心來分享經驗，現場也能感覺到特別容易撻著的氣氛。」
紀錄意義非在當刻，而是再之後
「不要懷憂喪志，讓我們再一起試試。」這是《眾聲號》監製李賢哲在節目開播前，於社交平台的寄語，也是他與戰友們在通訊軟件的群組名稱。作為《眾聲號》的靈魂人物，監製李賢哲帶領前《鏗鏘集》團隊，過渡到這個網絡新平台，繼續紀錄當下的時代。雖然此刻李賢哲並不在香港，但Dora與Fanny說他每天都跟團隊保持緊密聯繫，運作模式跟以前《鏗鏘集》時代相比，分別不大。「因為我（Dora）是《冒號開引號》的監製，相對簡單，風險也較低，我告訴他有甚麼訪問人選，他亦不會太理；但因為他是《眾聲集》的監製，involve程度亦較多，會參與傾故仔、睇片等，（製作流程）其實跟以前差不多。時間方面，是要與他捉緊，但始終現在我們出片不算密，就算他不在港，事情還可趕及處理。」科技發達，隔空也可遙距指揮節目的運作，但面對香港風高浪急的變化，每天與李賢哲在群組裡通訊的Dora與Fanny，都說很能感受對方身在異地，因時差而感受的那種無奈。「有段時期，每朝都發生很多事情，邊個邊個畀人拉咗，記得李賢哲離港那天，正是教協解散的日子，我完全感受得到，他每天起床拿著電話的崩潰，看過一大堆message，原來個世界又差咗。」
《冒號開引號》監製Dora，《眾聲集》編導Fanny則在鏡頭以外受訪。
最初《眾聲集》與《冒號開引號》的構思，是每個月各播放一集，後來如監製李賢哲所說，「在具體討論拍攝題材時，很快就碰上時效性、新聞性等新聞學的基本問題」，與團隊經過討論並調節後，節目暫改成每三星期播放一集。如何填補每集之間的疏落空檔，Fanny說曾經考慮過製作短片，但團隊始終覺得「long form」的製作，才是他們最想展現的方式。「當初我們也有想過，是否可以分成三條十分鐘的短片來發佈，迎合觀眾，不過我們還是想一氣呵成，始終講故仔的方法與整個鋪排都不同，帶出來的感覺也會不同，也是我們想stick to的東西。」以往有整個電視台作後援支持，所得資源自然比較充裕，現在轉型網絡製作，幕後人員亦有所減省，縱使資源不及港台年代，Dora仍然有信心能保持節目的質素。然而，網絡生態總是難以估計，製作付出的心力與觀眾反應，經常不成正比。觀眾有多重視團隊背後的心血，也是Dora很關注的事情之一。「如果我畀少好多錢，但都有這兩個人對談，觀眾肯唔肯，其實我不知道，這刻我們還在摸索網絡觀眾，是否value這些額外之物，但如果我們還有空間，都希望提供比較靚的視覺觀影經驗，始終品味也是一種抗衡。」轉戰網絡平台，投進媒體經營的新世界，Dora與Fanny說有很多東西，他們仍然處於摸索階段，但在尚未要為演算法服務前，先做自己認為值得做的事情，對他們來說更為重要。「當要思考有乜新嘢可以做，就覺得自己好像甚麼也不懂，因此常常會有種危機感，世界仲係咪需要我哋，但與其適應演算法，不如問清楚這是否自己想做的事，是否這個社會需要的東西。釐清這些問題，遠比要做個juicy好爆的節目更重要，至少此刻我們覺得仍然有紀錄的需要，就先做我們認為值得做的事情，真係唔work再算。」
亂世之下，紀錄片更有存在的價值。曾經參與製作港台節目《鏗鏘四十年》的Fanny，重溫不同年代的歷史檔案時，覺得當中最能觸動自己的，是當初某些可能只為meet deadline而製作的故事，原來紀錄了某個很特別的場景與時刻。「除了自己喜歡做之外，原來也並非只為我自己，可能紀錄了時代很重要的事，或者一個人很重要的經歷，這些東西過咗就冇，只有當刻才有這種感受，五年十年後再看就很有意思，無論歷史重演也好，自打嘴巴也好，自我實現也好，意義並非在這刻，更大的意義是再之後，無論是誰拿來再看，都是個很重要的記錄，這也是我為何要堅持投入做紀錄。講真，做咗唔會改變到世界，但能放在歷史長河裡，紀錄片的吸引之處亦在於此。」
能在新平台延續這份精神，固然值得鼓舞，然而Fanny與Dora對媒體生存的前景，同樣偏向悲觀。「與所有人的想法都係，行到幾多行幾多，對我們的意義是要好好珍惜，做盡佢，你永遠不知道能否做落去，也不知道自己還可以轉化幾多次，始終每次進化與轉變，都需要耗費不少力氣與勇氣。」對於「眾聲號」的未來方向，Fanny說只能先做好當下，看看將來能否擦出新的火花，再行到另一條路。這種想法，亦如Dora對《冒號開引號》的願景般，紀錄社會之餘，亦期望能溫暖大家。「有啲嘢你唔畀我做，那就繼續做我們仍然可以做到的事情。其實這些東西，我們一直都有做，因此也無須覺得很委屈，未來可以繼續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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