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反詩人陳家坪:用紀錄片撿拾「孤兒」語言

專訪 | by  黃潤宇 | 2019-03-04

「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蟣蝨,面目多塵土。」我們依稀記得漢樂府詩中孤兒的痛苦,但浸淫於電子消費、跨國旅行等現代化生活模式中,誰還能想到仍有數量龐大的孤兒群體,每天都在臭味撲鼻的地獄、在永恆的死亡線前掙扎?

201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有71.2萬孤兒,其中62.2萬散居社會,狀況不明;而如今可能因太過驚人,我們無法找到一個確切的數字,甚至漸漸遺忘了他們的存在,這或許比兩千年前的狀況還要糟……棄嬰年代,詩人何為?重慶詩人陳家坪選擇擔起攝影機,用五年時間觀察及還原河北省一間天主教孤兒院的生活,從而鑄成紀錄電影《孤兒》。上個月他把電影帶來香港,看完後,我眼前只浮現四個字:觸目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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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兒》紀錄電影海報,結尾是《最後的晚餐》般的一幕


在中國,孤兒是自生自滅的天使

放映會次日,與陳家坪相約在他下榻的沙田酒店。我們選坐在咖啡廳最角落的沙發椅,還是沒躲過身後一批批遊客來往熙攘。他們都操著中國各個省份的口音,旁若無人地呼喝對方,這讓眼前的詩人顯得更加冷峻,而從他口中彈出來的「川普」(四川口音普通話),在對比之下也意外覆上一層宗教感。

其實陳家坪沒有宗教信仰,只是在朋友介紹下知道了河北永年的天主教孤兒院,幾次拜訪促使他拍成了《孤兒》。片子的主線內容非常簡潔——穿插呈現孤兒院的日常、神父四處奔波、信徒虔誠唱詩,沒有強烈的敍述意識,就連開頭的為教友送葬場景也帶著一份恬淡。「我想處理一種日常性。」陳家坪平靜的語氣下潛藏憂慮,「現在的人很難想象,從北京開車過去才三個小時,就有這樣一個地獄一樣的地方。而在那裡孤兒真實恒常地存在著,這些都並非偶然事件。因此我們必須更加重視:是否應該允許他們以那樣的方式存在?他們又能否過得更好一點?」

是的,在中國,孤兒基本上是自生自滅的狀態。政府想加以管控,不希望孤兒問題由民間機構處理;人民不信任政府,若逼不得已要遺棄小孩,也沒有哪個部門能讓他們安心寄託。唯一放心的地方只有天主教孤兒院——在他們的宗教中殘障兒童是天使,他們的存在也是上帝的存在。「其實孤兒的那種狀態也許更健康,更接近一個人的真正生命。」陳家坪感歎道。可當人們將孤兒視為負累,也正與單純背道而馳。

身體所限,孤兒院中的人大都或趴坐著、或匍匐行動。拍攝過程中,陳家坪特地選用了殘疾孤兒視角,以平行或者低於殘障人士的鏡頭觀看這個世界,藉此代入他們的世界之餘,更想體現出我們應敞開、平常地對待彼此,而不是愈隔愈開的意念。也有觀眾提出從電影中看到了「死神視角」,陳家坪對這個意外發現很是認同:「對孤兒來說,他們最大的威脅就是死亡,沒有人照顧的話死神馬上就會降臨。」鏡頭是貼心的,更是冷酷的,但昭示現實還是為引起善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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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兒》放映片段



逆反詩人,拍攝尚未誕生的語言

全片最特別的地方,是後半節忽然加入意識流的手法,畫面在墳墓前凝神的神父、瀕死的老母親、一望無際的原野與雷雨間不斷切換,與之前的寫實風格形成強烈反差。

「有人覺得這一段完全不必要,但我自己卻最喜歡這裡——人在冥想的時候總會出現自由的、即興的思維,墳墓、大地蒼茫之景,也與神性很接近。」詩人鬆坦的語氣,仿佛在幫助收拾著記憶中零散的、暴烈到不太自然的畫面:「幾個畫面交織,通過語義疊加,表達神父懺悔與孤獨,到最後燈打開,一切就像一場夢,他又回到了凌晨起床的日常生活。我想說的是神父也是孤兒,面對老人、面對墳地,他也處於無依的狀態,這是一種意象的處理。」

「這是很詩人的思考方式呀?」問罷,我們一起大笑起來,果然跨界自有其魅力所在。原本的家當是怎樣都不會丟失的,對於陳家坪而言,那就是詩性的語言。他說曾有朋友把《孤兒》拿給北京電影學院的張獻民教授看,張獻民看完片子後意味深長地問道:「世界上真有這麼好的人嗎? 」後來見過面,知道了陳家坪另有詩人身份,才恍然大悟。

還有個十分有趣的現象,即全片前二十分鐘幾乎沒有一句對白,字幕也只有簡單的「神父」、「孤兒」、「修女」之間不斷重複循環,這在紀錄片而言是非常罕見的,但卻是陳家坪當導演後逐漸修煉的成果。2000年開始做網絡學術頻道,一次關於北京外來人口的田野調查,意外打開了他的影像創作之路。「最開始,我覺得受訪者說的話每句都重要,於是全都拍他們講話;後來發現這樣子拍,觀眾看不過三分鐘就會關掉。直到現在我才慢慢體會到,能看明白的東西就不要跟別人講了,《孤兒》這片子我也是用逆反思維。」

「那可真夠逆反的啊!」回想起觀看時對那段漫長沉默的狐疑,我們又不禁大笑起來。

儘管陳家坪仍然在意自己「非科班出身」,但也坦然接受了自己「以文字思維構建影像」的方法。因此,這部片子也有更深一層的、關於語言的思考:「海德格爾講語言的存在,指出生命是由語言構成的。孤兒沒有正常的表達能力,他們使用的是尚未形成意義的語言,而未被識別的語言恰巧處於最自主的狀態。孤兒的存在,就是那樣一種語言的存在,這部片子中我想呈現的就是這樣一種生命狀態。」

與神父唱歌、信徒交談不同,陳家坪反而想要追溯起點、呈現與孤兒的生命相契合的、最原始的語言,也是詩人在履行他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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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當日,詩人、紀錄片導演陳家坪


孤兒狀態,時代命懸一線

經過現實重現、經過語言探討,身為知識分子的陳家坪也透過記錄、嘗試揭開時代的精神面貌。八九過後,帶著理想主義而來的人們開始迷惘,內部空虛之時,信仰得以進入。當時不少知識分子如劉小楓翻譯了很多基督教文本,也引領不少人走向信仰的維度。但信仰真的來到了嗎?陳家坪對此顯露出深深的懷疑。

「拍這個片子我並不只是想講孤兒院,而是想講這個時代處於孤兒狀態,命懸一線。」

「就是現在這個時代嗎?」

「對,就是我感受到的這個時代。」

說到底,片中的孤兒原來是指出時代的處境——一種絕望、殘忍、需要救贖的處境。「孤兒需要拯救,神父也需要拯救,現實的無奈,都從他的精神面貌中呈現出來。你可以看到從孤兒到信眾,他們充滿迷惘、麻木的表情,他們兩眼無神空洞,又很天真執著。但是信仰真的進入他們內心了嗎?他們真的有信仰嗎?」再回想片中的、甚至生活中所見的人們的眼神,不禁感到荒涼,「如果是充滿信仰的人,當然是兩眼放光,但他們不是這樣子的。從中我感受到一種類似西方中世紀的狀態:那時人們愚昧野蠻,同時充滿天真。一切剛剛發生,上帝是否真的進入了我們心裡,都是需要我們一再感受的。」

然而這決不是絕望。陳家坪提到,拍攝中他曾詳盡訪問過一位修女,她出生於相對富裕的省份,但因著信仰到永年縣孤兒院服務上帝。孤兒院環境惡劣、無時無刻散發出的惡臭,令她無法克服生理上的不適,更開始懷疑是否自己對上帝不夠虔誠。於是她開始每天祈禱,不是希望離開,而是希望能克服厭倦的情緒,繼續留下來。

「一般而言,我們由自己喜歡事物構成生命狀態,但這種愛追根究底是愛自己;而修女的愛是超越自我的,她嘗試克服障礙、再把那些厭惡的他物當做自己的生命一樣來對待,最後戰勝了自我。我覺得這是一種真正的愛的力量。」在無神論的極權國家,在信仰剛剛降臨的時候,誰人不是孤兒?面對蠻荒,道阻且長,但誰都無法成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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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潤宇

《無形》編輯。青年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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