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percase Print》：對極權殘害未來社會棟樑的銳利回溯

羅馬尼亞影壇可謂人才輩出，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除了Cristian Mungiu、Cristi Puiu、Corneliu Porumboiu這些知名導演之外，羅馬尼亞影壇在10年內出現3位榮獲金熊獎的新晉導演。Radu Jude就是其中一位，而且他和Adina Pintilie似乎決意走出自己的路。我未觀賞新作《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2021），但在上屆柏林影展看過《Uppercase Print》（2020）。

影片講述1981-1985年之間羅馬尼亞少年Mugur Călinescu因為抗爭先後受到逼害以及離奇死亡，而且採用實驗色彩較濃厚的技法探討。那是壽西斯古（Nicolae Ceaușescu）時期，冷戰與獨裁的氛圍籠罩羅馬尼亞社會，他的父親是一間工廠的裁縫，他的母親是一間百貨公司兒童服裝部的售貨員，二人離異，他跟母親過着單親家庭生活。他喜歡聽音樂，母親給了他一台收音機，但意外地令他接觸Radio Free Europe（美國國會出資，電台總部在慕尼黑，鼓勵被禁資訊自由流通）的節目，被波蘭的團結公會衝擊。

他意識到自己國家問題叢生，問同學借白色粉筆，夜晚走上街頭寫下抗爭字句，包括「我們不能接受國家的污穢和不公」。他的行動招來秘密警察的問話和監視，父親認定他有勾結外國勢力，否定他的獨立思考，母親強調自身職場壓力、孩子健康狀況，希望透過求情帶他脫離險境，但他最終還是入罪。後來專心求學的他始終無法擺脫監控，直到離奇死亡為止。

影片是一齣文獻劇（Gianina Cărbunariu劇場作品改編），採用真實材料敘事，戲中現實主義色彩消弭悲劇英雄色彩，故事焦點從而回歸公眾以及生活本身。擺脫歷史劇的做法容許導演更順理成章地引入「旁枝末節」，一向被視為削弱戲劇張力的「旁枝末節」跟主線互補和碰撞，令觀眾對案情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敘事策略上的另闢蹊徑帶來荒謬效果。

劇組在廠景內搭建如問答／辯論比賽的多面表演空間，角色對着鏡頭打破第四面牆，拍攝家庭對話方面嚴守構圖對稱原則，營造間離的儀式感。除了主角現身說法，我們亦可以聽到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政府部門、區內街坊等不同持分者的說法，從而拼湊案件原貌，並繼續聚焦於社會群像而非個別人物。全片最具悲劇色彩的場景都沒有失焦，主角站在寫滿文字的偌大黑板前一旁接受一群老師批鬥，可是佈景有如教堂，十字架的中央位置掛着壽西斯古肖像。獨裁領袖就是上帝，意識形態就是信仰，文字對國家是大殺傷力武器，控制國民思想須從教育入手。

主角離奇死亡之後，廠景出現墳墓佈景，父親訴說人們不敢直言主角是個英雄，不少秘密警察亦有出席喪禮，母親訴說秘密警察在案件後繼續纏繞，更指有傳主角是死於幅射的。鏡頭一轉，我們見到坐在佈景後的幾位秘密警察，畫面似乎參考了《最後的晚餐》（‘The Last Supper’，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90年代），父母遂跟他們對質。

秘密警察的回應是叫父母冷靜地說話，並在父母拂袖而去之後偷換概念自辯——不是「虐待」（mistreatment），而是「保護」（protection）；不是「監控」（surveillance），而是「情報」（information）；不是「虐待」（abuse），而是「改革」（reformation）；不是「令他被邊緣化」（marginalisation），而是「令他重新融入」（reintegration），試圖為招募少年告密者陷害主角開脫，強調不用強制方法（coercive methods）令人在正確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

他們說是因為壽西斯古說不要政治犯，所以主角才免受長達15年的牢獄之災，難言「懲罰」（punishment），只是「防範」（prevention），他們對自己的惡行沒有「悔恨」（remorse），現被定罪也認為做法有「智慧」（intelligence），還說這種「政治壓迫」（political repression）罪犯當中「9成的人履行職務」（90-percent did their jobs），只是處理「最次要問題」（most minor issues）的「中介」（intermediary），說穿了這種心態跟「惡之平庸」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如出一轍，以忠於國家的誓言作擋箭牌，態度始終理直氣壯、推卸責任，主角離奇死亡是社會的共業。

影片另一高明之處在於採用檔案錄像，並跟演出交叉剪接。檔案錄像補足劇場式的佈景設計缺乏的真實感，直接展示1980年代的羅馬尼亞社會面貌，令儀式感與真實感互相交織，影片製作相當經濟。導演所採用的檔案錄像可謂包羅萬有，包括輕娛樂、新聞短片以及政治宣傳片，而且部分錄像跟案件的關係根本／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碰撞出一種詭異的觀影效果，一來我們不難發現意識形態宣傳幾乎無孔不入，二來日常錄像與間離演出之間存在誇張的差異——主角抗爭字句對於市民而言可能只是一宗新聞，或無形中被國家機器操控的媒體淡化。

由於不大熟悉羅馬尼亞歷史，我不肯定每段檔案錄像是否都有意義，導演的創作思路到底是隨意還是縝密，作為外國觀眾偶爾審美疲勞，不過首尾呼應可見導演立意，影片開首呈現一段「檔案錄像」（不知是否偽紀錄片），兩男一女在電視錄影廠讚頌壽西斯古，但讀稿機沒有文字時就無法照本宣科（接着引述傅柯（Michel Foucault）、Ion Stratan），影片結尾呈現主角的真人肖像和抗爭字句照片，而這些真誠的說話只換來了極權對主角的逼害，對比既諷刺又悲涼，批判極權食子文化。Radu Jude視角既銳利又富想像力，一面緊貼時代脈搏，一面積極回溯歷史，是不容忽視的新晉作者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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