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閱讀日專題】版權之難：還記得馬奎斯對中國的怒吼嗎？

2018年尾，一條重磅消息振奮出版界：2019年1月1日開始，95年前「黃金年代」出版的逾十萬本名著物的版權即將到期，其中包括偵探小說女王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的《名探白羅之高爾夫球場命案》、歷險小說家巴勒斯（Edgar Rice Burrough）的《泰山與金獅》等。屆時公眾可以自由翻譯、刊印、流傳這些書目，而Google也表示會將這些名著變成電子版本，與公眾分享。

所謂文藝創作的版權年限，也有其固定的計算方程式：版權的有效期，等於作者的剩餘壽命再加五十年。而總有兩群人在苦等作家的版權年限——讀者和出版商，因為經典作品帶來不僅是知識，還有經濟效益。


《百年孤寂》山寨公案，馬奎斯怒了

中國作為山寨大國，盜用、濫用版權的案例屢見不鮮，因此獲得暴利者也比比皆是。最近被大陸封殺的獨立歌手李志，這幾年一直專注於與盜用版權者「搏鬥」，其中包括主流音樂平台，還有當紅綜藝節目。誓要維護原創者權益的後果，是引來一批涉及侵權歌手的「腦殘粉」們的瘋狂罵戰，實乃怪象。

其實早在1990年，在中國就發生了一起舉世矚目的版權公案。當年拉美魔幻寫實代表人物馬奎斯到訪中國，發現書店到處都陳列著各出版社擅自出版的《百年孤寂》、《霍亂時期的愛情》等作品，深感憤怒，並決絕地留下一句：「有生之年到死後一百五十年，不會將自己作品的任何版權授予中國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尤其是《百年孤寂》。」

然而在版權意識薄弱的中國，這句話並沒有起到甚麽效用。1993年，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百年孤獨》全本未刪減版，依然是沒有獲得作者授予版權；且不論這本書對中國文學界起到怎樣的影響，它依然出版商行盜版之實的證物。此後，在中國，《百年孤寂》一直以盜版形式流傳至今，有人曾羅列過這本書的出版次數——

2000年，台海出版社宋鴻遠譯本出版；
2001年，遠方出版社以及內蒙古大學出版社譯本出版；
2003年，西苑出版社潘立民譯本出版；
2004年，人民日報出版社仝彥芳等譯本出版；
2004年，吉林大學出版社譯本出版；
2005年，中國戲劇社李文軍譯本出版；
200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內含《百年孤獨》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作品集》⋯⋯

每年出一次新（盜）版的現實，佛擋殺佛，正若無其事地在馬奎斯的怒吼上踏過。直到2011年，北京「新經典文化」發行公司以超過一百萬美元的價格，獲得馬奎斯版權代理人Carmen Balcells之授權，並與南海出版社合作出版了「唯一正版」的《百年孤寂》。然而就在隔年，中國戲劇出版社又擅自出了一本《百年孤寂》，此書在購物網站「當當網」自由出售，於是以上兩者立刻遭到南海出版公司的提吿，要求索賠100萬，大眾也因此上了一堂重要的版權課。

（新經典發行、南海出版社出版的《百年孤獨》，是全球首次中文授權）


活在侵權年代，何去何從

如果不是從事出版業，盜版書這樣的侵權行為，聽起來還很遙遠；然而在智能產品快速發展的今天，其實只影一頁《百年孤寂》書照放上IG，就已經造成一次侵權。那麼你一定想反駁：「拍照po文不過是純粹分享，咁都唔得？」港大法學院的Alice Lee李雪菁教授，著力於研究版權問題多年，聽到這樣的問題時她會告訴你：「只要make a copy，就是侵權行為；第二步就要看你的行為是否在條文中被豁免，如果沒有，仍可能會被起訴。」

Alice憶述，九七回歸前，香港須擬定一套本土的版權法例：「九七前後，影印機開始普及，當時的版權法因由影印或手抄兩種複製方式，有相應不同的條文。但現在影印機已經很落後，抄寫更是不可能，大家都用電話、電腦。從前影片要用VHS錄影帶錄製，現在都是網上傳播了。」

2005年，一位名為「古惑天皇」的網友，在互聯網上以BT種子的方式分享了三套電影，被起訴並判處三個月監禁。這單案子也成為香港首宗對網絡盜版採取法律行動的案件，轟動一時。「古惑天皇」分享電影，並非為了任何商業用途，純粹是與其他網友共享資源，但這樣的行為並沒有在版權條例中受到豁免，因此上訴無門，只好自吞苦果。「現在BT都不流行了吧？更不要說VHS錄影帶了。」Alice打趣道，「今天我們有雲端串流、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這些在九七年都是不存在的。可今天我們使用的，仍是九七年的版權條例，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有版權修訂條例——正因如今我們在社交媒體做的任何舉動，條文裡一概沒有提及。」


（Alice Lee；攝影：陳祖頤）


版權修訂，惡法還是護身符

2011年、2014年，政府兩次提出《版權（修訂）條例草案》，阻礙重重；這份草案也被安上了「網絡廿三條」的別稱，意指草案的通過將會危害港人言論自由。版權條例修訂諮詢會上，Alice全力闡述大部份國家都在推行的Right of Communication，希望香港也能與時並進，拓寬新的豁免範圍，奈何兩次都以失敗告終。

「只能說，兩次時機都不湊巧。」談起這件事，Alice仍有不甘。2011年時維反國教前夕，2014年則正逢雨傘運動，當時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極低，認為在這樣的時間點推行版權條例修訂，政府定當別有目的，卻忽視了不修訂法例會帶來更多「侵權不被豁免」的後果。

「很多做二次創作的人士，藉由改編電影海報或相片來針砭時弊，於是擔心政府修訂條例有其他動機。但事實上，修訂版權條例時，我們也提出四個被豁免的形式，包括：『戲仿作品』 （parody）、『諷刺作品』（satire）、『滑稽作品』 （caricature）及『模仿作品』 （pastiche），因此多數藉改圖來諷刺當局者也已在豁免範圍內。」Alice指出，當時反對的聲浪是希望能豁免所有二次創作、保證創作者不會因言入罪，但始終修訂版權條例時還是要考量原創者的權益，保障他們的作品不會因為二次創作的出現，而受到聲譽或銷量等方面的影響。

始終修法、執法與法律管控者，三者角力而難以協調。我們看得見Alice等法律人士，對更新版權法的渴望與篤信；同時也能預見政府可能會藉法例修訂之名、行言論自由管控之實的後果。修法者如何將豁免條例修訂得更為仔細、能與科技發展接軌、且不妨礙公眾的言論自由，都尚須斟酌；而作為創作者、消費者的我們，當更深入了解且推廣版權意識，深明維護原創者的權益也是對自己的尊重。

（Alice Lee在筆記本上寫下當年提出的四種豁免形式；攝影：陳祖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