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舞派3》：從夢想拉到現實

疫情第四波暫緩，戲院終於重開，作為今年第一齣上畫的香港本土電影，兼高先電影院開幕電影，《狂舞派3》挾七年前餘威，令人期待。

港片衰亡，但同時越來越受到年輕人重視，究其原因，是因為港人正感到失去身份。對有點年紀的人來說，是因為往日港片曾有太輝煌的年代。

香港電影工業是否已死？前兩晚有兩代電影人就此主題先在Clubhouse交手，繼而各自在拍片自述，惹起網民一殼花生。這個題目即使講三五天也說不清，但兩位主角根本牛頭不對馬咀。老的是在說港產片要回到過去風光日子機會等於零，嫩的說電影/遊戲/YouTube界線已經模糊。其實辯論的主題根本沒有定義清楚──今日遊戲界的確能吸金，連吳宇森都監製遊戲啦──他會認為自己在從事電影工業？定係只是搵搵外快？

「香港電影工業」這個主題我們先定義清楚。上網看Vocabulary.com對工業（Industry）的定義，解釋是「製作某特定商品、服務的製造商或生意。成衣工人設計、生產及出售成衣，旅遊業則概括所有旅遊業的商業部份。」簡而言之，你專注在某行業，製作產品，這是商業活動，沒寫在字面的意思是它養活了一個行業，這才成一個工業。尤記得2016年，杜汶澤在網上撰文，講到本土電影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翌年他執導《空手道》上畫，他接受訪問說：「本土電影？應該差不多收皮了！應該差不多啦。無論質素，觀眾的歡迎程度，以至各方面因素，都應該差不多，走得了！」他說很多本土電影，要開拍得找明星幫手，免收片酬，每一齣都是Special Case，已經算不上是正常運作。那年他本來說還在籌備另一齣電影，三年過去，已無聲息。如今他全力製作自己的網台節目。

去年12月報載香港電影由年產200-300部，跌到每年50部，當中七成沒賺錢。撇開疫情不談，電影圈開工率足不足，跟圈中人一談就知。因為申請補助，於是有了統計數字，圈中前輩告訴我現在全個香港電影行只有六千人。六千人當中有幾個都在做電影，還是影/視/網兼做，不得而知，目前我沒有這個數字。

這麼一路說來，你以為我認同「香港電影工業」已死？不，就是有幾千人，仍未斷氣，怎能叫死。若2016年杜汶澤形容香港電影已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今天只可能更危險。不過香港電影工業死不死，已經不那麼重要，只要港片不死，那才重要──連伊朗這麼惡劣的環境都一直出到電影大師、出產優秀作品，但像導演巴納希（Jafar Panahi）被禁拍電影至2030年，但在2015年仍能自導自演《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如果能有此生命力，那香港電影怎可能會死？

說香港電影工業死不死並不重要，是因為要在香港拍商業電影越來越難，甚至新一代能由本土拍到北上，也沒有幾人。全職電影人不少都得北上搵食，留意拍本土電影的好些導演，其實沒有全職投入拍片，像陳詠桑（《逆流大叔》）、黃浩然（《點對點》）、黃修平（《狂舞派》）、周冠威（《幻愛》）的正職都是老師。

黃修平沒有做全職電影人，而每幾年一齣作品，我們來看看新作《狂舞派3》。2013年《狂舞派》上映，在坊間造成不少討論，氣氛頗為熱烈，其實影片在拍攝、敍事、人物描寫上都未算成熟。那年電影上畫宣傳做得實在好，一句「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配合那年頭的社會氣氛，在年輕群眾之間的確受落。回顧近十年港片，2010年《打擂台》、2013年《狂舞派》都寫勵志（2018年《逆流大叔》寫中年勵志），到《一念無名》（2016）、《淪落人》（2019）關注弱勢社群，都幾乎捨棄了港產片最擅長拍攝的類型創作，在某程度上反映時代氣氛。製作雖小，但靠主題和一股衝勁、精神，仍能吸引到觀眾。

首集《狂舞派》不是沒有類型元素，但戲中的舞蹈──水平沒西方歌舞片的勁，戲中加入一點喜劇、一點愛情元素，觀眾也算喜歡。但回到現實面，電影預算500萬，票房也才1,300萬。如果回到電影工業的討論，像黃修平這個創作效率，幾年一齣戲，根本養不了他，其實是教職養活了他，再加上電影發展基金等資金來源，才能讓他滋滋油油的拍自己喜歡的題材。也因為他有穩定生活，足以糊口，才能完全捨棄《狂舞派》的成功，全新出發去拍《狂舞派3》。

當年《狂舞派》勵志，黃修平承認在片中刻意抽離現實元素，戲因此變得熱血又好玩，但同時帶點天真味道──他常自嘲離地，這是作為九十年代文藝青年的口味。黃在中大藝術系畢業，大學時是電影學會主席，但他笑言當年最想做的其實是「拍攝電影學會主席」，他最大的興趣，就是拍攝，不管預算有多少。這樣的一個狂熱電影人，最終竟然沒有全身投入電影圈，他只在年輕時在電影公司拍攝製作特輯（Making of）。早在中學年代，同學們看王晶的《精裝追女仔》，被他嘲笑，因為他已在看進念，看Derek Jarman，跟一班自命不凡的朋友混在一起──這句顯示了他自己也自命不凡。那個比如今洋化得多的八十年代，《號外》充斥着中英夾雜的文章，總有年輕人看完《號外》，看粗糙獨立製作的《年青人周報》，腋下夾着一張英國獨立樂隊黑膠。

年少的黃修平就是這種文藝青年。在舊日香港，這種人日後一是從俗，走入主流、在自己的眼光跟大眾眼光作出協調，像鄭中漢（鄭中基父親）在當寶麗金高層之前，是香港Band壇傳說中的三大結他高手，玩西洋搖滾。黃修平是另一種人，自言做不了不喜歡之事，這種自我認知，令他再喜歡拍片都不會全身投入影圈。說《狂舞派》成功，票房也不過1300萬，已是他歷來最高票房。文青拍片，根本不怎計算票房。他再拍《哪一天我們會飛》（2015）的規模較大，甚至本來想拍成合拍片，但戲中寫八十年代的部份殖民色彩太濃，過不了第一輪審批。當年電影上映，有觀眾認為這是港人的《那些年》，這可算是他與商業類型最接近的一次。但電影始終沒有賣座元素，票房1,100萬，比《狂舞派》還要少一些。電影也不算出色，那是後話。

黃修平說，七年前就有觀眾問他影片會否拍《狂舞派》續集，他對這個期待是感恩的。但若翻炒橋段再下一城，他自覺就是墮落的開端，因此開始撰寫劇本時，完全放棄了第一集的所有角色。事隔七年，《狂舞派3》直接跳過續集，主角不再是為了跳舞可以去幾盡的阿花，和耍太極戇居傻氣的柒良，而變成了演阿花的女演員Hana、演柒良的YouTuber阿良。阿花（顏卓靈飾）是因電影上映開始走紅的新晉演員，因為有點名氣，做事開始要顧及形象，也同時因為忙碌及審慎被舊日跳舞的隊友白眼，阿良（Babyjohn飾）更慘，上集傻傻討好，今集由夢想拉到現實的阿良，每到一處都在直播自拍，自戀又計算，幾乎成了反派。這個構思，他自言來自杜魯福的作品《戲中戲》（Day For Night），戲中拍一班電影人在拍戲，同樣真假混雜，疑幻疑真。

《狂舞派3》是群戲，主角還有真的在香港嘻哈界頗為活躍的Heyo、阿佛，二人在戲內戲外名字一樣，只是劇情有真有假。另外，還有Hana男友Dave（Mirror隊長Lokman飾）和跳舞老師奶茶（劉敬雯飾），最有趣的是一個跳街舞的角色，叫做佳仔。故事主線寫《狂舞派》成功後，地產商見獵心喜，在工廈區弄了一條「狂舞街」，找來《狂舞派》的一眾演員宣傳。面對現實，眾人各有抉擇，有的視之為機會，全面配合，有的不滿朋友墮落。戲中建構了一個「龍城區」（即觀塘），由上集夢想拉到現實，寫工廈創作人即使電影成功，每天仍然要面對現實的磨練。劇情假作真時真亦假，論創作勇氣，相當可嘉。

即使《狂舞派3》由夢想拉到現實，但戲中描寫的現實還是太幼嫩，並不深刻。戲中寫Heyo為了省租金，住在工廈卻不敢示人。電影寫地產商炒作狂舞街，找眾人宣傳，飾演反派，而至最後成眾矢之的，也還是簡化了問題。香港信奉高度資本主義由來已久，如此刻畫實屬老生常談，也欠深刻反省。另一邊廂，故事描寫女演員Hana拍拖不敢公開，跟娛記說話謹慎，對人歡笑背人愁，對狂舞街計劃越來越不滿等劇情，更是直白浮淺。比較好的一段是Heyo接了狂舞街宣傳，惹來好友阿佛不滿，後來阿佛為了發洩不滿，針對替狂舞街拍YouTube片的阿良。阿佛不滿這些工廈創作人出賣自己，逕自走到紐約Bronx，去訪問那些嘻哈老祖，拍成YouTube片，以牙還牙，直線抽擊阿良。這段故事，劇組真的飛到了紐約，約好了真有其人的嘻哈祖宗們做訪問。訪問是真的，但用在戲劇上，把既真又假的觀影經驗，推到極致。

有批評指《狂舞派3》劇情鬆散，其實文青拍片從來不重視劇情結構。而且黃修平的意圖，大概是想拍出工廈區創作人眾生相，倒是中後段回到故事主線，為了推上戲劇高潮，寫他們面對金錢誘惑（狂舞街計劃），眾人怎去面對，最後一場眾人在場中大鬧，雙方推撞，一眾工廈創作人全部歸邊，加入搗亂，還是再一次浪漫化了現實（如果他想拍的是殘酷現實）。

去年的台灣片作品多，水平高，頗受矚目。跟一個早前到過台灣了解的導演聊起，他大讚風氣很好，慨嘆香港開戲的，還是那堆年紀老邁的舊人，寶島影壇，真的有把拍片機會讓給年輕導演，而成績都也不錯。他說台灣拍片制度日漸成熟，也有計算，一般電影預算都不超過4,000萬台幣（《返校》過億是特例），像金馬最佳影片《消失的情人節》成本就是4,000萬。《消失》導演陳玉勳今年58歲，拍了二、三十年電影。在舊日台片走藝術片方向時，他是另類，因為只有他在拍喜劇（類型）。往日他遊走在藝術與商業之間，不知怎樣自處，但今天看到台灣年輕人都在拍類型片了，很感到開心。的確，像許承傑拍《孤味》是家庭倫理片，票房就達1.8億，這一個若能持續，就是工業。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往日在港片最黃金的年代，侯孝賢、楊德昌在拍藝術片，被台灣一些評論大肆攻擊，直至作品漸漸在國際得了獎。今天回看往日，只有好作品能夠長存，也沒有誰敢說「沒有電影工業」的那段日子，台灣電影沒有成就。近兩年看金馬奬，感覺是台灣因為沒有經歷過拍電影賺大錢的年代，拍戲沒有以盈利行先，電影反而像一個終極影像殿堂，大家一比高下。

吳念真被稱為台灣最會說故事的人，是台灣新電影其一一個代表人物，前幾年訪問他，他就直言台灣二千萬人太少，他們計過，人口最好一億才養得起一個電影工業。吳念真奇怪年輕人都認為電影比較偉大，他就不那麼認為。於是他放低電影，去了搞話劇。吳念真從前寫的劇本很多都變成了藝術片，但他搞舞台劇從不避通俗。他執導的舞台劇當然受歡迎，據報現場每每有人看得淚涕並流，這麼說，他搞的舞台劇是屬於類型。

香港電影最「黃金」的年代，電影圈的價值是單元的，賣錢的導演才能開戲，於是才有了楚原那得獎感言（2018）：「我破了香港票房紀錄，老闆馬上跟我簽了新合同，人工加了十倍，個個都說我是香港最幸福的導演。十幾年後，我的電影不賣錢了，拍完幾部仆街片呢，我想拍《天龍八部》，開鏡前一天方逸華撕了通告，不畀拍。入了Office她說：蝕了錢，由你來賠？最後兩句她說：楚原，你根本不懂電影藝術，你根本不懂電影。那時人人都話，我係邵氏公司最難堪的導演。」我們擁有過東方荷里活的稱號，年產幾百部電影。但同時在這樣的制度下，香港又出過像陳果這樣的奇葩，他最好的幾齣作品的藝術性，拿到全世界都不輸。

黃修平《狂舞派3》拍了1,200萬，以往績或影片類型計算，不大可能收回成本，更別說賺錢。幾可斷言，他不是屬於電影工業的。但那又如何？如果作品回應到社會，帶來思想衝擊，一切是不是就值得？新一代電影人是多元的，2019年新導演作品中，拍得最類型、有商業潛質的是黃綺琳的《金都》，但她票房只有500多萬。周冠威《幻愛》開畫票房慘淡，但最終收了1,500多萬。這兩齣都是愛情片，預算有限。愛情片成本有限，只要有好故事、俊男美女好演員，永遠都有觀眾，是電影工業的一個類型。

談夢想也很容易浪漫化。工業可不是隨口講，那是專業。天天操練，做到極致，才可能跟全世界競爭──數碼年代，你就得跟全世界競爭。在Clubhouse聽過一個電影人說，有次在海外談合作，對方直言：「其實我們不大需要香港作品。」他聽到後心頭一沉。談電影工業死或不死，不能逃避問題，對自己不誠實。尤其在2020年後，難當然很難，但若要問香港電影工業死或不死，死了沒有。都未斷氣，鬼知咩。未斷氣就要繼續做，做到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