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力是我們最後難免的結局——訪《富都青年》導演王禮霖

「訪問以甚麼語言進行比較方便呢？」我隔著電腦螢幕問。王禮霖坐在馬來西亞的家裡，說：「用粵語都得。」在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他，能自由切換馬來語、英語、普通話及廣東話四種語言，和其所執導的電影《富都青年》中的每一個角色一樣，只是電影還多了另一種語言——手語。

（內文含劇透。）

寫一個沒有身份證的故事

今年48歲的王禮霖原本是一名監製及製片，曾參與製作《分貝人生》、《迷失安狄》等電影。「以前不敢想自己可以當導演。」2018年，王禮霖生了一場大病，在醫院躺卧一星期後，他想到未能當導演原來是一個遺憾。2019年12月，他首次交出自己撰寫的劇本參加金馬創投，一舉奪得FPP前瞻視野獎及鏡文學潛力故事獎。那是一個關於馬來西亞紅色身份證的故事，是現時《富都青年》的雛形。

馬來西亞有五種不同顏色的身份證：藍色為馬來西亞土生土長國民的身份證，享有所有國民權益；紅色為成功移民者的永久居民身份者，享有大部分國民權益，惟沒有選舉及被選舉權；綠色為暫住於馬來西亞、未能取得永久居民身份證者；粉紅色為12歲以下兒童身份證；灰色則是服役軍人身份證。除此五類外，馬來西亞亦有大量因各種原因未能取得身份證的無身份者。

王禮霖一向關注社會議題，《分貝人生》就聚焦貧窮家庭的生活狀況。2020年，王禮霖去NGO做田野考察時發現無身份證者的「Stateless Issue」比起紅色身份證者更值得關注，因為Covid-19期間這群邊緣人士被排除在政府資助政策之外，「為甚麼他們就拿不到資助？他們如何面對社會的挑戰及世界的殘酷？」就這樣他定下了哥哥阿邦（吳慷仁飾）及弟弟阿廸（陳澤耀飾）的背景。

聾啞人士的無聲控訴

「我是先寫弟弟的，」王禮霖說，「寫完弟弟才寫哥哥。老實說，原劇本中哥哥和普通人一樣是會說話的。」寫著寫著，他想「當這個群體面對那麼大的壓力及困厄時，他們卻無法發聲，那個無聲控訴會否更響？」於是阿邦就成為一名聾啞人士，「他不只是代表自己，而是代表整個邊緣社群都處在一種無聲狀態之中。」無論他們如何吶喊、反駁，世界依然別過頭去。

可是，電影最後，在阿邦噙著淚水，顫抖著雙手向法師控訴世界的不公時，他首次張開喉嚨喊出了三個字：「我想死。」事實上筆者覺得吳慷仁的手語演繹已經足夠有力道出他的生之無奈，開口說話是否代表導演不信任這段無聲控訴的力量？王禮霖否認，「我本來就在劇本寫了這三個字。因為那一場戲他說話的對象是法師，而法師代表宗教，宗教是全世界甚至全宇宙的，所以他的控訴也是對世界、宇宙的。我覺得當一個人不斷被壓抑，臨界極端狀態時他就會爆發。而當一個聾啞人士也開口說話，那個控訴的力量似乎更加強大。」

在王禮霖的原劇本中，阿邦與法師對話那場戲甚至只得「我想死」一句台詞。他和吳慷仁在25天的拍攝期內一邊拍攝一邊感受一邊討論阿邦的劇情走向，劇本在拍攝期間修改了足足三十多次，「改到我都懷疑人生。」對新導演來說，每次修改劇本都像被人重擊一拳，打著打著就容易沒了底氣。

王禮霖原本安排Money姐於阿邦及阿廸在菜檔工作時出場打招呼，後來看試剪覺得欠缺生活感及力量，在與剪接師商討過後，決定在緊絀的檔期中安排重拍，「劇組人員第一反應是：邊度仲有時間？」最後還是改拍三人吃飯那場戲作為Money姐出場，王禮霖甚至大膽得不喊Cut，任由演員自由發揮，「只要我不喊Cut，他們就必須繼續演下去，那個狀態是很自然的，營造了一種歡樂氣氛，像一家人似的。」

由於馬來西亞語言混雜，不同語言的手語不盡相同，因此每次修改台詞都要向手語老師請教。電影中除了阿邦，其他角色基本上都說超過兩種語言，而這就是馬來西亞人的日常。王禮霖先以中文撰寫劇本，再因應日常情況在台詞標示「馬來文」、「英文」、「廣東話」、「孟加拉語」等，有時甚至一句說話夾雜兩三種語言。「有的馬來西亞中文電影就只說普通話或廣東話。但對我來說，如果我要拍一套馬來西亞電影就應該是這樣的。」

一天天蒼老下去的富都

《富都青年》故事發生在富都（Pudu）——又稱半山芭，為吉隆坡一個老舊社區，鄰近商業中心，是外勞聚集地——這個名字含「富有都市」意思的地區卻居住大量貧窮的邊緣人士，有像阿邦及阿廸這樣的無身份證人士，亦有像Money姐一樣的跨性別人士，在無處可去的國度，這是他們唯一的安身之所。

「我覺得要說非法入境者、外勞、孤獨、貧窮的人，富都是很好的地點。」富都在王禮霖的成長中留下深刻的影子，富都車站是吉隆坡其中一個重要轉運站，王禮霖讀書時常常經過，從車站走到市場，他目睹著她附近地區的大廈拔起而生，只有她一天天蒼老下去。

2017年製作《分貝人生》時，王禮霖雖研究過富都，但直至拍攝《富都青年》，他才真正走進富都的皺摺中去：在經過一幢大廈的三樓上天台前，他發現一整層三樓都是劏房，裡面就是待宰的外勞；附近的廁所恐怖得劇組無人敢去，王禮霖走出來說：「我去試試！」因戲中的角色就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之中；晚上在後巷把燈一打上去，老鼠們像流水般逃竄到陰影之中，留下一條光猛、明亮的小巷。「拍攝《富都青年》時，我是不臭的地方不去，不髒的地方不去。」

老去的人有股老人味，老去的富都亦有股富都味。王禮霖說尤其在晚上，人們收檔離去後，一股無名的氣味就跟摸黑的老鼠們一起躥出來，揮之不去，「它一直困擾著我，究竟是甚麼味道呢？」王禮霖想了想，「我覺得是一種夜晚的騷味，因為這裡人口太密集，很多外勞、形形色色的人，而馬來西亞只有夏天，他們流出的汗水就悶在鍋裡，無法流動。」只有在人去樓空時，氣味像放學的小孩得到解放。

對阿邦的殘忍與溫柔

電影在2022年6月開拍，整個劇組人員在最炎熱的季節窩在悶熱的富都25天，壓抑的不止氣味，還有整個劇組。「在拍攝過程中，慷仁都很專注，老是坐在一邊練習手語，大家都很大壓力，尤其是化妝師、髮型師生怕騷擾到他，不敢隨便跟他說話。」王禮霖回憶說，「直至拍罷最後一個鏡頭，慷仁才終於釋放，綻放笑臉。」

「你對阿邦這個角色是否太殘忍了點？」我忍不住問，阿邦是聾啞人士、沒有身份證、要坐牢，還因犯罪被判處死刑。「你這個問題對我才是真的殘忍，哈哈哈！」王禮霖開懷大笑，「有觀眾說我用一個很溫柔的方式去說一個殘酷的故事；有意大利評審說我將一個有希望的故事放在一個沒有希望的世界。他也說我殘忍，哈哈！其實從一開始阿邦就是一個悲劇人物。我在寫劇本時也問自己，這應是一個甚麼Tone的故事？我覺得這個題材一定不會開心，只能從悲傷之中反映世界。」

王禮霖對阿邦唯一的溫柔，就是為他的人生添上弟弟阿廸。王禮霖原生家庭中有一位姊姊，他自小便渴望有個弟弟，於是《富都青年》寫的是兩兄弟的故事。阿邦十多歲時父母便意外離世，他遺失了身份證、出生證，成為社會上的幽靈，在絕望之時阿邦曾想自殺，偏偏這時遇上年紀更小的阿廸，阿廸成為他生存下去的動力，讓這個身處絕境的人學會怎樣去愛，甚至使他願意犧牲自己，讓阿廸重生。

在寫阿邦與阿廸的故事時，王禮霖耳機不斷播放中國男歌手隔壁老樊的〈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擁抱你〉，這像是一首阿廸唱給阿邦的歌：「世界上有很多的東西／你生不帶來死不帶走」、「我跌跌撞撞奔向你／你也不能一個人離去／我們在一起說過／無論如何一起經歷了風雨／平平淡淡安安靜靜的老去／我們拚命的相擁不給孤獨留餘地／無力是我們最後難免的結局」。王禮霖每次聽這首歌都會花了眼睛。

「有觀眾不明白為何哥哥的愛可以如此偉大。有人問我是否拍BL，我不是拍BL。當你被全世界遺棄、被邊緣化時，你就只有弟弟，你們互相依靠，那份愛是超越一般兄弟姊妹之間的愛。」王禮霖說，「我想講的就是愛，人與人之間的愛的連結。」

鐵柱磨成針的日子

這種愛不止體現在阿邦與阿廸兩兄弟之間，還有Money姐對阿邦阿廸的照顧、外勞工人與阿邦分享飯盒，整個邊緣群體之間都在互相輸出溫暖。

1999年，王禮霖25歲，剛剛修畢廣告設計的他由於碰上馬來西亞經濟蕭條，有台灣外勞中介公司叫他到台灣工作，免得失業，中介公司原本聲稱是到台灣組裝電話，王禮霖想著可以看看世界，就起行，沒想到卻被人派到鐵廠去磨鐵，還碰上從未遇過的冬天，又冷又辛苦，在台灣的第一個月他常常哭，尤其是在寫信回家時。哭完翌天上班，來自馬來西亞、菲律賓的外勞會安慰他：「我昨晚聽到你哭⋯⋯」同樣是離鄉別井的人兒，他們就只有彼此。

「如果可以選擇，誰願意離開自己的家、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呢？都是為了生存，沒有退路。」正如阿邦和阿廸坐上的那輛公車，跌跌撞撞奔向難以避免的結局。「造成這個悲劇的其實是制度，電影沒有人殺人，是制度殺人。」

《富都青年》在馬來西亞上映12天已有300萬令吉（港幣約510萬）票房，引來巨大迴響，甚至有聯合國人員、馬來西亞關注無身份證人士議題的單位都找王禮霖聊天，探索這議題的更多可能性，「我覺得電影可以做到這個結果——讓大家看到世界某個角落發生的事情——就已經很好了。」那些在電影中沒能發聲的人，透過電影獲得了發聲的機會。

訪問最後，王禮霖腦海響起了一首歌，一首貼切他構思《富都青年》概念的歌——林憶蓮的〈只要我活過哭過〉：「不跌過未算飛過／不痛過未算哭過／哭聲之中找笑聲／只要我活過哭過／不怕我活錯哭錯／即使這也叫任性／讓我且一次任性／像野花一次開過／便算一生燦爛過／只要我活過哭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