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員袁澧林在 Instagram 發表長文〈那些永遠不會到來的道歉〉,提及在《電競女孩》訪問中的不快經歷,文中談到女性演員在文化及電影媒體的工作環境中,如何面對被性化、被拿來開玩笑,以及事後還要自行判斷「是否反抗」的處境,文章刊出後引起社交平台討論,截於 10 月 13 日下午 4 時,文章已有 6 萬多讚好、近 1 萬 6 千次轉發及分享。演員鍾雪瑩亦公開分享一篇《善男信女》的報導,當中包括「激罕色慾演出」等字眼,她提到對文章反感,認為用字「嘩眾取寵」、與電影無關。
文化人紅眼其後發文,稱曾參與《電競女孩》訪問,承認自己「開了兩句很差的玩笑」和「失言」,向袁澧林及其他受訪者道歉。袁澧林事後強調,不會公開其記者名字,因為此事並非針對一個人,也非冰山一角,同時稱不希望神化自己。
男文化記者:「我好像坐緊枱」
袁澧林在文中憶述,在電影《電競女孩》宣傳期間,她與其他女演員、導演接受電影專訪。她形容,男記者坐下後,以一句「我好像坐緊枱」的說話開場,現場一度尷尬。袁澧林當時立即指出對方說話不當,要求對方閉嘴或道歉,但訪問最終仍繼續進行,而她一直沒有等到正式道歉。
她說真正難受的,是事件發生後,訪問還是繼續,尷尬表面被各種圓場消化掉。她甚至一度自我懷疑,是否自己不夠禮貌、會否影響宣傳工作。這種處境讓她不解,為甚麼女性面對不當言語時,常常還要先確認自己「是不是太敏感」。
她亦指文化記者一句「我好像坐緊枱」,把電影專訪隨意性化為夜總會場景,將在場女性置於被觀看和消費的位置;亦提到在工作期間,曾有男導演對她說:「你的款看起來不是別人想上的,而是真心想當朋友的」;前輩男演員在沒有事先溝通下,在拍攝時親她臉頰,以及被一名幕前問及「你喜歡我的屌(陽具)嗎?」。她認為,這些言語和行為往往被視作「佢係咁」、「拍戲係咁」,久而久之變成正常化的工作文化。她說重點不在於「係唔係咁」,而是為何不可以「唔應該係咁」?
袁:不要把這些事情當成個別事件
她在文中指,即使成功要求對方道歉,也要經歷推搪和爭辯,同時亦令提出問題的人再次承受壓力。文章將焦點放在結構性問題,她認為當女性公開指出不當言行時,輿論經常出現熟悉的反應,先質疑受害者動機,再檢討她當時為何沒有即時反抗,甚至作出人格評價。這種「寒蟬效應」令不少人即使受過冒犯,也選擇只在私人圈子傾訴。她認為真正需要改變的,不是個別人士的道歉,而是不要再把這些事情當成孤立的「個別事件」。
演員鍾雪瑩於袁澧林發文前,亦公開分享自己曾對一篇文化評論感到反感。她貼出一則以《善男信女》為題的文章截圖:「瞞住阿爹撻著阿倫,鍾說老師從影生涯激罕色慾演出,少少震撼。」鍾雪瑩質疑用字「嘩眾取寵」、「完全睇唔到同套戲有咩關係」,並反問:「你認為作品好,何不只說好,而仍然要這樣嗎?」
袁澧林發長文後再發聲明,表示自己和鍾雪瑩不會公開「我們所控訴的文化記者的身份」,因為文章的重點不在公審個別人士,而在於其廣泛的代表性,「並不是冰山一角的例子,他們可以是『任何行業』中的『任何人』」。
文化人紅眼公開道歉
另一方面,文化人紅眼在 Facebook 發文回應,稱去年底曾訪問《電競女孩》兩位導演及五位女演員,並承認在正式訪問前「自己說了兩句很差的玩笑」,當時袁澧林已表明反感。紅眼表示,自己當刻已知道失言,也需要其他受訪者打圓場才能把訪問完成,但當時沒有即時正式道歉,形容是自己「處理得不好」。有網民回應:「仲係將自己同性騷擾無別嘅言論同思想,包裝成『很差的玩笑』、『失言』、『不當玩笑』、『口沒遮攔說錯話』、『冒犯』、『失禮』,真係嘔心兼無恥至極。」留言區亦有網民以「噁心」、「業界之恥」和「扮嘢」形容他的道歉言論。
紅眼本名黃永亮,是香港文化媒體人、作家及影評人,長期撰寫電影、文學及流行文化評論,過往曾任《藝文青》總編輯、《虛詞》編輯,現為《明報》編輯。2026 年初,他出任《字花》主編期間,曾捲入第 118 期封面風波,該期以大埔宏福苑悼念現場一名流淚少年的正面特寫作封面,因未獲當事人同意而引起肖像、私隱及媒體倫理爭議。序言書室其後拒售該期《字花》,《字花》董事會亦表示曾要求更換封面,最終紅眼辭職,後被即時解除職務。雜誌《藝文青》亦於今天發表聲明,指去年已與紅眼解除合約。
袁:不想神化自己
在 Threads 上,有網民指許多女性選擇沉默,是因為大部分人從來沒有機會看到前輩女性開口說「我唔舒服,請尊重我」,並認為袁澧林作出很好的示範。袁澧林回應:「如果我有點話語權也恐懼於付諸一點行動,咁躲在角落裡的小女孩怎麼辦」。她亦稱不想神化自己,自己只是普通女孩,也會緊張和內耗。
導演李駿碩在社交平台聲援袁澧林,指出「每當一個女性陷入自我質疑和退縮的狀態,就是一個男性庸才爬過她的時候,這叫男性紅利」,並認為她勇於發聲,寫出「很重要的文字」。演員廖子妤、余香凝、盧鎮業、鄧濤;歌手 Serrini 和影評人陳志華亦有轉發袁澧林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