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號外50——當香港變成一種風格》呂大樂序——〈1976：自信的、快樂的城市概念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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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幾何時，香港只是H埠（M則可能指澳門之類）。某一個故事發生在一處無須命名的地方。

它是某一個港口。

埠、港的概念不同於城市，更不同於城邦。前者是口岸，是通往更大的市場、更重要的人口聚居之地的通道。它們可能是人、物必經之路，是一個大門口，可是卻未必有城市那種自成一體的特有性格。

一個城市跟它的腹地及周圍的地區可能有著種種密切的聯繫，但它總不只是整個區域的一部分而已。城市總是性格鮮明。

一個城市就是要有一種自主性和一份自我支配的自信。

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的香港經歷了這樣的轉變。

2

1975至1982年是當代香港歷史上非常特別的一個時期。在此以前，香港人在「借來的地方」，於「借來的時間」之內生活。當然，以政治體制而言，這段期間的香港依然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之下。

但在民間生活層面上，一種自我認同，一份自信正迅速發展起然。

當年流行一種政治形勢分析：香港之所以得保持現狀，是因為現實需要，利益構成了一個微妙的平衡狀態。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當時中英雙方各有各忙（前者忙政治，後者煩經濟），香港社會反而多了一點空間，自我完善之餘，也充分利用整個亞洲地區的興起，趕上世界經濟的最新發展。

來自民間的力量——由學生運動到社區居民的抗爭行動、一向多元化的報刊及其他媒介到陸續登場的壓力團體——更為這些空間注入動力和新元素。

以往對香港的疑問，一掃而空。

病態的殖民處境忽然變為一個「沒有民主但相對地自由與開放」的政治環境；長期以來被視為市場導向、沙漠化的文化環境，搖身一變成為亞洲區內百無禁忌、充滿創意的普及文化的輸出基地。

香港登上大雅之堂。

在1975至1982年間，香港人重新認識自己，也重新認識中國內地（那是回鄉潮的高峰期）。一部分，這是自我肯定（究竟香港有幾好？）；另一部分，這是自我膨脹，自我中心。

在揭開中英談判之前，沒有人想過麥理浩轉述鄧小平那句「投資者請放心」說話背後，原來另有玄機，更沒有人想到港英政府急急推出區議會改革，其實有更深更遠的政治考慮。現在事後看來，那是山雨欲來的狀態，當時卻被視為形勢大好，人人以為香港的現狀可以一直繼續。

主觀上，七十年代中的香港人以為身在CITY-STATE，早已不再是漂泊於政治苦海，生活不能自主的難民，而是命運由自己把握，對社會、生活有所要求的市民。但在憲制上，香港從來不是一個城邦。

3

1976：《號外》創刊。之後一切，已成為了香港歷史的一部分。

1976：那是香港人開始自我感覺良好的時候：當時經濟已由年前因石油危機而引發的衰退逐步恢復過來；1975年佳視開台，本地電視廣播朝氣蓬勃；同年海水化淡廠正式啟用，雖然其實際作用有限，但象徵著香港社會面對自然環境挑戰（如食水供應）的能力的提升；紅磡新火車站啟用後，為日後火車服務電氣化和改善新界與市區之間的交通連擊做好準備；馬會推出「六合彩」，其後立法局通過新的賭博條例，「字花」逐漸消失。

當然，1976年還有「翡翠劇場」長篇劇《書劍恩仇錄》、《狂潮》、電視劇集《北斗星》、《七女性》。

4

七、八十年代是香港城市發展的上升時期。新的城市觀念令人產生一種新的版圖、地理空間、世界秩序的看法。那是一種以城市為中心的觀念，世界就是紐約、倫敦、東京、巴黎、法蘭克福、香港。

後來這一幅世界城市地圖重新加入了北京、上海。

圍繞香港的周邊地區經歷了影響深遠的經濟轉變與城市化。整個地區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變動。

區域取得了新的位置，香港不能避免要重新定位。香港的位置、空間、想像，要放進一種新的尺度。

《號外》還可以只是一本城市雜誌嗎？

又或者，一份香港的雜誌還可以舊有的城市視野來定位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