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情迷？ ——夏志清與「感時憂國」文學史

一、前言：

筆者前時在《虛詞》發表（全文點此：〈「感時憂國」還是「情迷中國」？〉）一文，討論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1979年中譯本與書中附錄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一文的關係；指出後者作為譯文，其實偏離了夏志清於1967年以英文撰寫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的原意。尤其以「感時憂國」譯 “Obsession with China”，其誤差極大；後來華語學界一直以「感時憂國」詮釋《中國現代小說史》及夏志清的現代文學觀，不盡恰當。為免繼續以訛傳訛，筆者建議以「情迷中國」翻譯 “Obsession with China”。本文接續這個議題，進一步探索夏志清 “Obsession with China” 的觀念如何因應時世而生成不同的意義，並嘗試說明夏志清的文學觀的發展與變化。

二、繼續「情迷」？

“Obsession with China” 出版後八年，夏志清於1975年《國家文學評論》（Review of National Literatures）春季號發表 “The Continuing Obsession with China: Three Contemporary Writers”（這篇論文後來也有一個中譯本在香港發表，下文會有進一步討論）。從文題看來好像是前文的續篇，文章討論的對象是臺灣三位作家：姜貴（1908-1980）、余光中（1928-2017）和白先勇（1937- ）。1999年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版）由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Press）出版第三版，「附錄」把這篇文章和前時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一同收入，題目改作：“Obsession with China (II): Three Taiwan Writers”。細讀原文，我們發現前後兩篇的“Obsession with China”寫法並不相同，“Obsession” 也有了意義的變向。這些變化大概反映了夏志清的文學史觀的新發展。

我們暫且把這篇1975年的文章題目中譯作〈繼續情迷中國：三位當代作家〉。夏志清認為在過去二十五年間（1950-1975），臺灣的文學成績以此三人為最高，而他們又同樣對中國有一份「迷情」。夏志清先討論年輩較長的姜貴，以其人生經歷跨越1949年，所處空間由中國大陸轉進臺灣。事實上夏志清在《中國現代小說史》1961年英文初版〈附錄〉之末補充一節「後話」（postscript），專論姜貴小說《旋風》，認為這是自晚清小說到三、四十年代老舍、張天翼、錢鍾書等的諷刺寫實傳統之繼承。「諷刺」與「寫實」的傳統正是從《小說史》到〈情迷中國〉所標示的「現代性情」（Modern Chinese Temper）：作家們身負道德重擔，專注於諷刺、揭示眼前國境之內的諸般不堪，感到極度羞愧，而至思緒情感沉陷其中，不能自拔。在〈繼續情迷中國〉，夏志清以為姜貴一貫認同中國道德傳統與革命傳統，在這個基礎之上以小說之筆諷刺批判過去在大陸所觀察到的頽廢腐敗；他特別注意到姜貴小說以性暴力象喻如惡夢的革命，看它如何摧毀人倫價值與人性尊嚴。因為姜貴堅執儒家的倫理觀，他更能透視革命的暴力屬性，對其「正當性」作出辛辣的諷刺。夏志清以為姜貴和〈情迷中國〉一文所述的民國作家可算是同代人，他的小說《旋風》和《重陽》均在臺灣出版，但其間諷刺的對象廣及1949年前中國社會各階層，包括官僚黎庶以及各方革命「志士」，情迷所在看來與前無異，可以把1930到1940年代的「迷情」及與其相應的「諷刺藝術」，接引到1950至1960年臺灣。然而夏志清在文中也很「寫實」地指出，在1950至1960年代，臺灣政府雖然以官方力量策動「反共」文學，但同時對任何施加於統治者的負面批評非常敏感。故此，「諷刺」在臺灣已是「日漸衰退的一種藝術」（a languishing art）。職是之故，姜貴所批判的對象只能是已成過去的大陸情事；我們也可以看到，姜貴「寫實」之「實」，並不在臺灣的當下現場。

接著，夏志清情懷另寄。他認為兩位具代表性的年輕作家：余光中（當時47歲）與白先勇（當時38歲），對「中國」無疑也情深一往，但這新「迷情」的表現形態有異；可說是失落、遺憾、憶昔、辛酸、哀悼的綜合。他們筆下不再是反腐敗、揭黑幕（以「啟蒙」、「救國」）的「實用主義」，而是感傷懷舊，尤其感懷於現實之外的、歷史中的「中國」。夏志清說他倆的情迷執念「主要表現為一種懷舊的形相，意蘊中既有憾於大陸之失陷於共產黨，同時也對故土昔日的榮光有傷逝的辛酸」。

余光中的創作不在小說而是新詩和散文，〈繼續情迷中國〉論及他的作品主要著眼於其間的中國情懷，尤其遠離故國的飄泊心情。余光中作品也有寫到近代中國所遭逢的種種屈辱，也因此而感羞愧。夏志清文中就引述了〈敲打樂〉（1966）的詩句：「中國是我我是中國／每一次國恥留一塊掌印我的顏面無完膚／中國中國你是一場慚愧的病，纏綿三十八年／該為你羞恥？自豪？我不能決定」。但他覺得余光中的憤怒感覺較少，而懷想中國往昔光輝較多（less angry about China’s shame than nostalgic about its glory）。浪跡異域的詩人，所情迷（obsessively concerned with）的「中國」，不是臺灣、也不是中國大陸，是洋溢著「菊香與蘭香」的、「唐詩」的中國。

至於白先勇，夏志清指出他和余光中的世界同樣包括三個地方：大陸、臺灣與美國。然而三地對於白先勇來說，其時間指涉特別清晰：中國大陸是「過去」，臺灣是「現在」，美國是「未來」——當時愈來愈多臺灣的知識青年想移民美國。夏志清認為白先勇是貴家子弟，他的中國大陸記憶沒有太多國家苦難（national suffering），對「中國」的態度是毫不含糊的正面（unambiguously affirmative）。他的「臺北人」小說寫昔日在南京上海享盡繁華的人物，流落臺北，年華老去，今非昔比，就如劉禹錫〈烏衣巷〉詩的「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他的「紐約客」寫的是永遠在放逐旅程中的中國人。概言之，白先勇小說的主題是「放逐」（state of exile），基調是「哀歌」（elegy, elegiac）。

在夏志清眼中，三位作家念念不忘「中國」，但其表現意態有所不同：

姜貴以毫不掩飾的筆觸書寫現代中國［大陸］的真相，絕無歌頌讚美之意；余光中以等份熱熾的詩心迴轉於中國近世的恥辱與歷史的榮光之間；白先勇則記下在臺北及美國的中國人因生命與願望之萎靡而生的哀愁。

夏志清說他們在延續對中國的「迷情」（obsession）。然而從字裏行間，我們可以感覺到前後的「迷情」之意涵實不相同。〈情迷中國〉所關注的是中國現代作家之偏狹，他們因為執迷於陳腐積弱的中國，目光停在當下種種罪惡與弊病，以諷刺寫實的筆觸揭露黑暗的現實，認為這是作家們的責任與義務。夏志清指摘他們沒有跟得上西方現代文學對「現代文明」的顛覆，也沒有對現世人性的省察。全文批評貶抑的意味非常明顯。但到了〈繼續情迷中國〉，同用 “obsession” 一語，夏志清卻作了轉向，對這種執念予以同情的理解。實際上，讓這三位代表作家情迷的「中國」，只是虛懸的記憶（如姜貴舊日遇上的「革命」，余光中想像的唐詩文化，和白先勇所曾經歷的繁華歲月）。「情迷」如斯，剔去了實用功利的焦慮，留下精神上的沉思與人生況味的觀照，更能體現文學作為感情載體的本質意義。

我們也可以從夏志清的個人經歷作推想：夏志清自1947年離開故土往美國留學，飄泊半生，讀到這些中國記憶或想像，也很容易產生共鳴。1978年4月，夏志清的好友琦君發表〈海外學人生活的另一面——讀夏志清〈歲除的哀傷〉有感〉，文中說：

在夏先生歡樂笑容的後面，仍有着非常沈重的精神負荷。……看上去夏先生真像是無憂無慮。王洞說他看了〈梅花〉這部電影［1976年國語片；劉家昌導演］，都感動得流淚。

又說夏志清等「海外學人」：

雖然定居美國，內心是多麼渴望本國友情的滋潤。

琦君之說，或許側面說明夏志清當時的情懷。

三、意義為何轉向？

前文回顧了“Obsession with China” 在夏志清文學論述中的位置，指出通行翻譯作「感時憂國」並不準確。但這個譯詞以至全文中譯於1969年完成發表後，再收入1979年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從此通行於華語學界。我們知道翻譯主催者劉紹銘與夏志清一直往來密切，譯文不可能未經夏志清過目。更何況該譯文後來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出版以前，就先收入1970年夏志清文集《愛情‧社會‧小說》，再加上中文版《小說史》譯稿也曾經過夏志清親校，看來這個譯詞得到夏志清認可。不過，“Obsession with China”早期也有別的譯法。劉紹銘在1973年發表的“The Concepts of Time and Reality in Modern Chinese Fiction” 曾引用夏志清此說，文章的中譯者張漢良就把夏志清的文題譯作〈中國之困擾：現代中國文學之道德負擔〉。「困擾」的取義，當然也是負面的，與「感時憂國」所指向的正面意義不同。夏志清中英文兼擅，沒有可能不察覺這個概念的翻譯問題。然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夏志清的意向呢？

夏志清在1977年3月23日《聯合報》發表的〈人的文學〉上篇曾說：

我有篇文章，曾被譯為〈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其實原標題“Obsession with China” 的涵義，「感時憂國」之外，更強調作家們被種種不平的、落後的、「非人的」的現象佔據其心頭，覺得不把這些事實寫下來，自己沒有盡了作家的責任。

這段話讀進去，可以見到夏志清很清楚「感時憂國」與 “Obsession with China” 在語意上的差異，他用 “obsession” 一詞本要指明現代作家縈繞於心的是中國的種種弊病；他們的創作心靈為其所纏擾，無法擺脫。我們覆按 “Obsession with China” 全文，可知這不是〈人的文學〉所說「之外」，而是原意；反而「感時憂國」才是旁生的、額外的意義。夏志清在話中有意把兩重意義兼收並蓄。事實上這個誤譯在華語語境中是加分的，有助他的現代文學論說擴大影響力。以下我們再細說端詳。

原先，夏志清撰寫《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目標是向外國讀者介紹中國現代小說，他的英美文學訓練正好適用於這個預設的「讀者群」；他的文學養成本來不在中國現代文學，正如好友宋淇（筆名林以亮）在〈秉賦‧毅力‧學問──讀夏志清新作《雞窗集》有感〉一文所說，「那時他［夏志清］對五四運動以來出現的新小說家似乎從來沒有聽見過，連通俗小說家如張恨水等也毫無印象」；但這對他治學「未始不是一個有利條件，這因為靈台空明，纖塵不染，猶如一面鏡子，可以清晰地反映出一個作家或一部作品的客觀價值」。他有敏銳的批評眼光，長期與兄長夏濟安切磋琢磨，又得宋淇、程靖宇等友人從香港提供大量閱讀資料，克服了不少研究的困難。在美國這個學術實驗場，他可以冷靜地施用「新批評」的手術刀，剖析中國現代小說的個別作家與作品，作出他心中的「公正客觀的評價」（objective evaluation）。相對於他的論敵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對中國「新文學」之熱忱滿腔（參考陳國球〈普實克論中國文學的「抒情精神」〉，收入《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可以說這時夏志清的手術刀是冰冷的。換句話說，「感時憂國」在語義上所蘊含的炙熱情懷，應該不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和反駁普實克批評的撰寫動機之內。

四、在香港「感時憂國」

然而，為甚麼 “Obsession with China” 會被譯作「感時憂國」呢？要回應這個問題，可能要從翻譯的場域去理解。我們知道《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由劉紹銘主持。據他的憶述，他自1961年到美國唸研究院，得昔日臺灣大學老師夏濟安送他剛出版的《小說史》，讀後想到此書「若有中譯本，必會石破天驚」。1968年劉紹銘回到香港，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英文系任教，開始構思翻譯計畫，預備和他的翻譯課學生集體譯作；但到1971年劉紹銘離港改投新加坡大學，全書只有附錄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一章由他班上學生丁福祥（1969年崇基學院英文系畢業），伙同中文系同屆同學潘銘燊（1969年崇基學院中文系畢業）合作完成。譯文在1969年2月刊登於《明報月刊》，可推知這應該是在劉紹銘督導下最早完成的一章（劉紹銘個人中譯《小說史》最先完成的應是1971年12月在臺灣《幼獅文藝》發表的〈文學革命〉一章）。

劉紹銘又指出他著手這個翻譯計畫，是先得到主持友聯出版社的林悅恆（1935-2016）支持；最後全書也交由友聯出版社出版。「友聯社」原是1949年後香港文壇的「南來文人」其中一個重要的集結點，包括友聯研究所和友聯出版社；曾經出版《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周刊、《大學生活》、《兒童樂園》等，部分活動曾得美國半官方機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資助；也和宋淇（林以亮）參與編務的《今日世界》、孫述憲和力匡主編的《人人文學》有所交集。「友聯社」的共同理念是「民主政治、公平經濟、自由文化」；參與活動的文化人有不少來自錢穆等創辦的新亞書院，故此又融合了「新儒家」的思想。這些南來文人，帶著「花果飄零」的心態，特多故國之思。他們在中華學問造詣上的優越表現，加上民族主義式的感傷唯情，對於被殖民統治而感到母語文化處處受壓、在國族認同上困惑迷失的香港年輕一代，別有一番吸引力。這些南來文化人又很著意作青年導師，透過各種文化活動，對當時年輕人的成長產生重要影響（參考陳國球《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評論卷一》導言）。劉紹銘提到的林悅恆，就是這種文化氛圍的構建者之一，他在香港唸中學，臺灣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回港參與「友聯社」的工作，1966年到1974年擔任《中國學生周報》督印人，也曾參與《大學生活》的編務，又是後期友聯文化事業公司的主持人。再看刊載〈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的《明報月刊》，其時主編胡菊人（1932-2025）同樣是「友聯社」培養成才的文化人，參與《大學生活》和《中國學生周報》編務的時間更早，是後者於1960年到1963年的督印人。後來加入美國新聞處擔任《今日世界》叢書部編輯，1966年到1979年接受查良鏞邀任《明報月刊》總編輯。

《大學生活》創刊時，尚在美國攻讀博士的劉紹銘已在此發表〈留學生通訊〉，他也是《明報月刊》開創時期的作者。回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跟這個文化圈頗相往來，《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譯本有此因緣，其譯文的取向就不難理解。尤其〈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的文風，基本上就是當時香港「南來文人」的基調，筆墨間蘸滿國族濃情；作為「源文本」（source text）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全篇著眼於國際（西方）現代思潮，以冷靜的態度對中國現代文學剖肌析理，其實與當時港臺的讀者期望是有點距離的。劉紹銘帶領學生從「主文化」（host culture）的角度改編文本，是有他的道理的。更何況劉紹銘本來就認同這種家國情懷；正如當時他在崇基學院週會對學生講話，就極力表揚新亞書院所代表的「中國傳統的人文精神」，認為保存這種精神是「我們的歷史任務」。觀此，劉紹銘鍾情於「感時憂國」，可以理解。事實上他也多次應用這個術語討論現代文學，例如1979年在臺灣《中國時報》發表的〈涕淚交零的現代中國文學〉，把夏志清原來的觀念加以調適轉化，非常精彩。

回看夏志清提及 “Obsession with China”歧義的文章〈人的文學〉，這篇文章被夏志清多次標示為個人文學觀念有所改變的例子。《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作者中譯本序〉說自己自《小說史》於1961年出版以後，「中國新舊文學讀得愈多，……愈向『文學革命』以來這個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認同」。《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一章〈文學革命〉，其中一個重點是討論周作人的同題文章〈人的文學〉，以及與文學革命關聯的「人道主義」。當時夏志清對其中的世俗偏向（secular humanism）持保留態度；認為周作人所謂「人的文學」，其關懷只限於中國的社會改革，而不及於心靈上的道德試鍊，而文學藝術也無暇關顧。

至1974年底，夏志清曾發表一篇書評，討論吳爾夫（Ernst Wolff）的《周作人》（Chou Tso-jen, 1971）一書，指周作人抱持一種綜合儒家理性思維和西方及日本傳統的「人道主義」，以他的作品開發中國散文寫作的人文傳統，並成為這傳統最重要的現代推手。可見夏志清已對周作人的文學貢獻有很正面的評價。1976年夏志清發表〈人的文學〉時，更正式肯定周作人所代表的現代文學方向。他說：

我認為中國新文學的傳統，即是「人的文學」，即是「用人道主義為本」，對中國社會、個人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學。

他又在文中推崇胡適〈信心與反省〉（1933）一文詰問傳統之「不人道」、「野蠻」，認為他的說話：

所代表的即是「人的文學」的精神，也是新文學牢牢不忘中國恥辱的推動力。

過去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和〈情迷中國〉，夏志清正要批評現代作家念念不忘中國的落後的恥辱，而致目光淺狹，沒有世界觀；現在卻說是這是一種「推動力」，具備「人的文學」的精神。其中的評價標準，有極大改變。他又說：

讀中國現代文學，讀到舊社會的悲慘故事，我總不免動容，文字的好壞反而是次要的考慮。只要敘述是真情實事，不是溫情主義式的杜撰，我總覺得有保存價值，值得後人閱讀回味。

由此夏志清提出他定義的「新文學傳統」，1979年《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作者中譯本序〉說：

時到今天，我們最珍惜的那份文學遺產——《詩經》、古樂府，以及杜甫、關漢卿等肯為老百姓說話的那些文人所留給我們的作品——也可說屬於「新文學」同一傳統。

在同一年編成的文集《新文學的傳統》（1979）〈自序〉說：

我可以說「新文學的傳統」，不單指現代文學，也包括了屬於同一傳統的古代文學。大體說來，它是有別於士大夫文學那個傳統的傳統。

前文我們提到普實克質疑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刻意針對左翼論述中所建構的「新文學」傳統；現在看來，夏志清的文學史觀正朝向這個（左翼）論述靠近，其分析也頗類似，例如《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作者中譯本序〉說：

古代讀書人，……生活在皇帝專制下，大半變得「明哲保身」、「溫柔敦厚」起來；也有很多人，無意官場，或者官場失意，人變消極，求個「怡然自得」就夠了。到了晚清末年，專制政體即將瓦解，讀書人才真敢放膽寫出他們心裏要說的話來。

其論述方向與普實克的著名論文〈中國現代文學的主觀主義與個人主義〉（1957）的說法沒有很大的差別；普實克認為作家們之能夠寫出心裏話，坦率展現主觀與個人意向，是因為「封建秩序施加於個體的種種束縛正在鬆動」（the loosening of the bonds which the feudal order imposed on the individual）。

在此之餘，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這時夏志清很自覺他作為「研究者」或者「文學史家」的位置。他屢用「我認為」、「我總覺得」、「我可以說」來表明不同的判斷來自個人觀點的改變。當然，他也期待自己的新觀點得到學界認同，正如《新文學的傳統》的〈自序〉所表現出來的一種姿態：

下面這段話（錄自《小說史》自序），想來大半專治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者們也不會表示異議：假如「我們認為中國的文學傳統應該一直是入世的，關注人生現實的，富有儒家仁愛精神的，則我們可以說這個傳統進入二十世紀後才真正發揚光大，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

五、結語：多義的「情迷」

如前文所述，“Obsession with China” 原是夏志清與普實克爭辯之後，對自己的文學史書寫作出補充，「旨在界定1949年以前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本質特徵」。就此而言，這個概念和術語的意涵都是指摘多於褒揚，是負面的批評。考慮到他早年的文學訓練，加上施用於西方學術場域，他的評斷看來是順理成章。然而，同樣的意義指涉在華語地區，就較難被接受。在劉紹銘主導下，這個術語和整篇論文在翻譯過程中作了一個很大程度的調整，冷靜的批評變成了身世的感懷，迎合了當時「南來文人」的故國之思。實際上，這個「感時憂國」的形象，對遠在異邦的華裔學者要向華語地區作出文化與學術的回饋，也更有助力。可以推想夏志清也一定明白學術傳播常有迂迴，也期望個人的卓爾之見流通更廣遠，故所以欣然接受劉紹銘的善意，只在〈人的文學〉一文略作含蓄的點染。

再者，正如夏志清自己交代，在美國大學的東亞系多年教學相長，浸潤於中國文學文化典籍的機會更多，其文學觀也有積漸的變化；後來的想法自然不同於當年那位剛拿到英國文學博士學位、尚在職場找尋方向的年輕學人。其後他再用同一術語撰寫 “The Continuing Obsession with China: Three Contemporary Writers” (1975)，但這個 “Obsession” 卻指向已然失落的「中國」：即使姜貴「諷刺寫實」的筆鋒依舊有力，但所寫之「實」已不在現場；更不要說余光中、白先勇的 “Obsession” 只落在往昔的記憶與想像。夏志清對余、白兩人流離與迷失的心境，表現出一種同情的理解，而沒有作任何苛責。再進一步推想，夏志清的人生歷程，是否也隱隱然帶有離散飄泊之感？他的「中國」情懷又如何安頓？於此，我們可以參酌王德威在《中國現代小說史》英文第三版的〈導言〉所說，夏志清以〈情迷中國〉討論中國現代作家，是否也顯示出個人也迷情其中，自有其「情迷中國」之情意結呢？

我們也注意到夏志清這篇1975年文章的中譯刊於次年1月《明報月刊》時，題目譯作〈懷國與鄉愁的延續——論三位現代中國作家〉，文後第一個註釋後有「編按」：

此詞［Obsession with China］劉紹銘先生譯為「憂時傷國」，夏志清先生言本文所論因與民初作家略有不同，故另譯如題。

細讀之，這段「編按」訊息量相當多。《明報月刊》當時的總編輯仍然是胡菊人，「編按」很有可能就是他的話。在他記憶中1969年所刊文章的「感時憂國」［誤記為「憂時傷國」］是劉紹銘所譯；大概文稿投遞主要通過劉紹銘，而不是他兩位年輕學生。再者，這次新一篇譯文出刊前，也有徵詢夏志清的意見；而夏志清認為「憂時傷國」［「感時憂國」？］的譯法於此並不適用，可見他對於這個觀念應如何以中文表達，固多思量。譯文刊出時原來文題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改作「懷國與鄉愁」，究竟是譯者周兆祥，還是胡菊人或夏志清的主張，我們不得而知。

以文章內容來說，所下的題目是可以的；然而，也因為「懷國」、「鄉愁」都熟套的詞語，不能顯出這是一個特定術語，也就削弱了後續的詮釋能力。事實上夏志清所創製的這個術語及相應觀念，可供學界繼續應用發揮，進一步豐富其內涵。比方說，劉紹銘後來討論張系國作品，就以 “Obsession with Taiwan”為題（見Jeannette L. Faurot, ed.,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Critical Perspectives, 1980），推衍夏志清的觀念，探討其中「國族認同」的複雜面向。以英文原詞而言，劉紹銘的應用可謂「得體」；但譯為中文，無論套用「懷國與鄉愁」，還是更通行的「感時憂國」，其意義層面都過於單薄，不太恰當。筆者提出以「情迷中國」作譯詞，一方面可以免除慣常熟語之無力感，另方面藉「情」與「迷」在意義上之模稜，兼容其褒貶兩個面向、甚或其間意義錯雜相生的可能；施用在夏志清前後兩篇〈情迷中國〉，以至劉紹銘的〈情迷臺灣〉，都沒有違和的感覺，或許更有生成新義的空間。

以上的討論，重點不在於一個文學術語的翻譯對錯；而是透過細察這個術語的生成脈絡，以至流播過程衍生的意義變奏，剖析其間學術與時世的互動與協商；同時，在還原這「生成」與「流播」的過程中，嘗試理解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巨擘夏志清的學思際遇與貢獻。

2026年9月25日於綠水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