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時憂國」還是「情迷中國」？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及其文學史觀

一、前言：《中國現代小說史》與「感時憂國」？

夏志清（1921-2013）《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和「感時憂國」論在華語學界的認知當中，一直被視為一體之兩面；二者可以互相詮釋，成為可與中國大陸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主潮抗衡的論述。這個認知，當然與《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中文譯本在1979年首次刊行時的樣態有關。此書英文原著從1952年開始撰寫，於1958年基本完稿，經修訂增潤後於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至1971年本書再版，刪去初版由夏志清兄長夏濟安（1916-1965）撰寫的附錄「臺灣文壇」（Appendix: Taiwan），新版「附錄一」是論文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小說史》後來由夏濟安弟子劉紹銘（1934-2023）主持中文版的編譯工作，以英文第二版為據，1979年7月香港友聯出版社正式出版。中、英文版的「附錄」稍有差別，“Obsession with China” 一文的中譯列為「附錄二」。這篇論文由丁福祥和潘銘燊中譯，改題〈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先於1969年2月在《明報月刊》發表；經小量修訂後收入中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該文譯筆平順清暢，讀來不似是外文的中譯。其時夏志清的中文評論在臺灣和香港已廣泛流通，奠定美國華裔學者的名聲。《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面世以後，「感時憂國」也隨之成為夏志清現代文學論述的標記，往後更被推衍成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觀念。

然而，當我們細心審視〈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整篇譯文，不難發現譯文的意涵與英文原文有很大的距離；初步看來，譯文過份遷就中文的語感和思想習套，以致內容有不少失真的地方，同時也遮蔽了夏志清原文許多別具個人風格的見解。以下我們摘錄篇中說明主題的原文和中譯作對照（著重點為筆者所加）：

“What distinguishes this ‘modern’ phas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like from the traditional and Communist phases is rather its burden of moral contemplation: its obsessive concern with China as a nation afflicted with a spiritual disease and therefore unable to strengthen itself or change its set ways of inhumanity.

但中國文學的新時代，確有別於前代，亦有異於中共文壇的地方，那就是作品所表現出的使命感，那種感時憂國的精神。當時的中國，正是國難方殷，人心痿靡，無法自振。［丁福祥和潘銘燊中譯］

中譯採用的是典型中學教科書習用的辭彙和筆法：「國難方殷」，滿懷「使命感」的有識之士愛國心切，寫成「感時憂國」的小說。事實上，原文本意在強調中國文學之「現代」特質：現代作家目光偏狹，其「道德重擔」只聚焦於中國之病態，認為這國家「有一種精神上的頑疾，無法振作，無法改變其愈趨『不人道』的方向」。篇中就題目的 “obsession with China” 作了多番的補充，如：“obsession with their country’s shameful past”、“continuing obsession with the welfare of the Chinese people”、“obsessive patriotism”、“obsessed with China”、“their obsession with China is characteristically modern”、“obsessed with the quality of life in his country”……，均有過度沉溺、無法自拔的負面意義。在通行譯本這些短句片語卻譯作：「作家過去因為國難而亟亟於心的屈辱感」、「對中國人民的福樂，仍然非常關切」、「感時憂國的精神」、「感懷中國」、「其感時憂國的題材中，表現出特殊的現代氣息」、「對國內同胞的生活，……更為關心」；似在彰顯作家秉持「民族大義」的「愛國情懷」，而不是原文要批判的「愛國主義的狹隘」（patriotic provinciality）。

事實上，夏志清原來的用心，是從整體的格局剖析中國現代文學的問題與缺失；分析的依據是他的世界主義視野（cosmopolitanism），對「現代」狀況——他所標明的 “modern” phase——的理解。這些觀察與見解自有其深刻與獨到之處，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筆者建議改用比較接近 “obsession with China” 原意的譯詞，以「情迷中國」取代「感時憂國」，再重新探視「情迷中國」觀念的生成過程，以至這個文學觀念在夏志清文學論述中的意義。

二、《中國現代小說史》與普實克的批評

話說重頭。夏志清的文學論說，與乃兄夏濟安息息相關。兄弟二人在抗戰結束後同赴北京大學任職，不久夏志清考獲獎學金於1947年冬到美國留學，1951年以英詩研究（“George Crabbe: A Critical Study”）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前夏志清開始參與《中國地區手冊》（China: An Area Manual）的編寫，啟發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趣；1952年開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書寫計畫，1961年正式出版。夏濟安則於1949年離開大陸到香港再轉往台灣大學任教職，並創辦《文學雜誌》；以其特有的親和力用心於教學與編輯，培育了不少現代華語創作人與文學研究者。1959年後夏濟安轉赴美國華盛頓大學及柏克萊加州大學任職，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至1965年猝逝，遺下不少精彩的「左翼文學」研究論文。前此兄弟二人雖然各處一方，但仍有頻繁的書信往來，切磋學問與人世經驗。夏濟安在主持《文學雜誌》期間，曾親譯夏志清《小說史》稿中論張愛玲短篇小說和《秧歌》的部分，分兩期（1957年6月與8月）發表。夏濟安的文章如〈對新詩的一點意見〉（1957年5月）和〈舊文化與新小說〉（1957年9月），都重點引用夏志清的意見和文字。夏志清《小說史》撰稿過程中，也反覆與夏濟安討論；後者赴美以後，又為增補《小說史》的出版稿撰寫「台灣文壇」作附錄。

《中國現代小說史》原著於1961年出版以後，得到不少好評，認為是開發中國文學研究新領域的重要著作。然而，當時頗負名望的捷克斯洛伐克漢學家普實克（Jaroslav Průšek, 1906-1980）卻發表一篇辛辣的長文批評夏著（“Basic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62）；夏志清也不甘示弱，以同樣篇幅的論文作出駁辯，強力回應來自共產主義地區的批評（“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Reply to Professor Průšek,” 1963）。這場筆墨交鋒，是歐美漢學界的一宗重要事件，打開了西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通道。期間普實克又有美國訪問之旅，與夏濟安、夏志清分別在西岸和東岸碰面交流；從紙面到席上的互動，對雙方日後文學思想的發展都有重大影響。筆者曾在另文詳論二人爭辯的語境以及其背後的學理依據（〈文學科學與文學批評——普實克與夏志清的文學史辯論〉，收入《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2021）；其未盡之處，在此稍作補充。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正值東西方對壘的冷戰時期。夏志清由個人成長到學術訓練，都有反共的傾向；普實克則身在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其時史達林文藝思想仍在浮沉升降之間。因此，夏、普兩人的爭論就不乏冷戰思維的影響。再因為地理與政治環境的隔閡、資訊流通不易，而各有誤判。例如普實克以為夏志清意圖在《小說史》維護西方「自由主義」，以胡適倡導的「白話文運動」為文學「現代性」的唯一依據；然而夏氏兄弟對當時美國和臺灣的「自由主義」思想，是有所保留的。夏志清曾在信中對兄長說：「美國liberal分子操縱輿論，dictate外交內政，造成縱共、求和平、貪享樂的各種惡劣現象。」

我們從夏氏兄弟在1950年代後期的書信往還，以至兩人當時發表的文章得悉，他們並不認同胡適的文學觀。對胡適所主張「明白曉暢、不加粉飾」的白話，也不贊同。例如夏濟安〈對新詩的一點意見〉（1957）、〈舊文化與新小說〉（1957）；夏志清〈愛情‧社會‧小說〉（1957）等，可見他們主張的現代「白話」是「混雜」的語言，與變動中的文化社會形成共構關係。

但普、夏雙方的見解的確有差別：普實克一貫主張「新文學」與五四運動以至後來的左翼文學一脈相承，是文學走在革命路上的「正向」發展；而1950年代的夏氏兄弟則是「反五四運動，提倡古典主義，反抗五四以來的浪漫主義」。普實克認為夏濟安所撰寫《小說史》附錄寫得比夏志清的正文公正，其實是因為他沒能讀出「台灣文壇」一章的反諷意味。

另一方面，夏氏兄弟在書信中討論普實克，認定他「是個左派Sinophile」，「胡亂的讚美五四運動」。夏濟安又說他「分析一部文學作品，以及各種批評技巧，都沒有學過」；夏志清則說他「一方面注重intention，一方面機械地說technique，表面上比中共批評家高明一些，其實自己毫無主張，還是跟中共走」。二人批評普實克的文學觀，主要是從英美「新批評」的角度立論。然而普實克當時的文學史觀固然未脫社會主義思潮的色彩，但他的美學判斷與分析其實深受1930至1940年代捷克結構主義的影響，其精微處大概超出夏氏兄弟的視野。

不過，夏氏兄弟的一些觀察也相當有深意，例如夏濟安注意到普實克喜歡「淡遠而detached的作風」；夏志清看到普實克主張「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是現代中國文學的特徵」，「極推崇帶自傳性的作品」。他又發覺普實克「意見同中共相左之處不少，講起來P君也只好算魯迅派的左派人物，他良心猶在」。夏濟安則說「此人似乎心裡矛盾很多，我覺得還他是很可憐的。」這些猜測若證之於1960年代中期以後普實克與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漸行漸遠，以及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之後被政治清算的情事，可見夏氏兄弟隱隱然感應到普實克在政治浪潮底下的心靈脈動。

在回應普實克就文學史書寫方法作出質疑時，夏志清極力申辯，維護「文學史家的第一任務，永遠是卓越之發現與鑑賞」的大原則（“Preface,”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他撰寫《小說史》就是以個人習得的「新批評」與英美詩學為本，細讀品評作品，「從雜亂混茫的現代中國小說抽繹其中的秩序與圖式，以此檢測共產主義者所意想的現代中國文學傳統」（“Preface”）。在普實克看來，夏志清的目標是「在新文學中尋找另一個不同於中國左派批評家和歷史學者所揭示的傳統」。然而這個觀察不太準確；夏志清固然不接受左派論述所建立的新文學傳統，但在撰寫《小說史》時，他的論述重點在於「立異」——不依傍成說，不接受中共主流文學史的評斷，而不在於建構一個完整的體系。他在書信中私下對夏濟安說：「我這本書，批評態度不夠嚴肅，appreciation成分較多」，「祇是把憑所看到的小說家重新整理討論一下而已。……批評態度一般講來，也比較寬和，所以不能算是一本理想的書」。大概夏志清有極高的自我期許，因而不滿足自己當前的成績。我們的後見之明是：《小說史》的 “appreciation” 影響既深且遠，他對沈從文、張愛玲、錢鍾書等作品的揄揚評論，在隨後超過半個世紀的現代文學論述都不能繞過。事實上普實克在書評中也指摘夏志清只滿足於文學批評家的作為，沒有能力作「系統與科學的文學史論」；夏志清對於「文學」是否能作「科學」式的探索，持否定態度；但文學史有必要作系統連貫的處理這一點，夏志清不能不深思反省。

三、普夏之辯的餘波

筆戰後一年，1964年5月夏志清應邀參加在馬里蘭大學舉行的「中國文化論壇」，發表論文〈傳統中國文學與現代中國性情〉（“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Modern Chinese Temper”）。按 “Modern Temper” 典出克魯茲（Joseph Krutch, 1893-1970）的著作（The Modern Temper: A Study and a Confession, 1929, 2nd edition 1956），是這位美國批評家對現代社會的敗落作出批判與自我批判。夏志清借書中所謂「現代性情」的概念，以胡適的文學觀為焦點，討論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夏志清指出胡適從其感染的「現代性情」出發，把中國文學中劃成兩個傳統：一是貴族士大夫矯飾的雅言文學傳統，另一是屬於平民老百姓的「白話文學」（vernacular literature）傳統；而白話文學由《詩經》的情歌到晚清的諷刺小說，都有封建思想所不能抑壓的一種「抒情精神」（lyricism），其可貴也在於遠離儒家的道德教化、體現純真的情感（simple emotion）。

夏志清認為所有試圖對中國文學作系統概述（systematic survey）的現代中國學者都承襲了胡適此說，包括繼後出現的共產主義文藝觀；後者只不過以「人民」取代屬於平民的「白話」作為評論的主要線索。他又指出自五四以來，從胡適到共產主義文學論，雖然以「反傳統文化」（cultural iconoclasm）為號召，但其底蘊還是熾熱的愛國主義（fervent patriotism），以建立「現代中國」（China as a modern nation）為鵠的。細讀此文，可以見出普實克的逼問，激發了夏志清的系統性的思考，從大方向作出申論；而文章更多處體現他與普實克對話的痕跡。

同年六月，夏濟安為自己撰寫中的「中國左翼文學運動」書稿暫擬序言；次年夏濟安離世，全書未及完工。其後夏志清集合兄長已完成的論文為《黑暗的閘門》（The Gate of Darkness :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一書於1968年出版，書前有夏志清的〈導論〉，當中把夏濟安所擬的序文完整抄錄下來。從這篇書序我們再次看到「普夏筆戰」間接和直接的影響。在文章開端夏濟安先鋪陳一段「現代中國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左派論述；這正是普實克現代文學史論的基本框架。夏濟安以為這個劇目（drama）的情節——左翼作者以筆桿為武器，通過鬥爭帶來「解放」，終至勝利——簡明齊整，又合乎馬克思主義「歷史必然」的詮釋。然而他指出如果可以擺脫馬克思主義思維的支配，從更深的情感層次著眼，可以另外有戲（different drama）：其中的爭鬥或許有更幽微而不易索解的複雜意蘊。他所完成的論文當中，就不乏專業共產革命者，與不願意放下基本人道原則或藝術原則的作家，彼此無法共融的案例。

更值得注意的是，夏濟安在這篇序文中從結構的角度提出兩組觀念；一是自「五四運動」以還知識分子尤其左翼文人所面臨的「極大的自由」（immense freedom）與「極大的責任」（immense responsibility）之間張力；「自由」得之於舊社會道德規範的崩壞解體，而「責任」在於此時此刻是創造未來的大好機會。再者，他選擇從「個人」與「集體」的一組對立，以剖視他所關注的左翼作家，認為這個切入的角度能夠揭露當中的「悲劇」性。夏濟安在序文中又論及夏志清與普實克的筆戰，說夏志清能展示出個人的批評立場，提醒大家注意現代文學的研究有別於政治宣傳；所未明說的，應是普實克堅持追問的文學史結構問題。夏濟安在序文中以「戲劇情節」來對應普實克論述的「歷史軌跡」，似乎有意在思辨層次上有所超越。然而，他所意想的「戲劇」，細思之卻是不折不扣的「悲劇」。以此觀之，夏濟安還是一往情深地感受親歷的中國，正如他給夏志清信中所說：「痛苦的是，我們不能完全detached。我們不但是directly concerned，而且是somehow involved的」。

四、「情迷中國」

1965年2月21日夏濟安猝然離世，從此夏志清失去一個可以談心論學的親人；但日後他許多文學著述仍然是兄弟二人的文學見解之延續與發展。例如他在1967年3月7日於衛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發表的著名論文 “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dern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如前所述，這篇文章的通行中譯本〈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由文題到內容有許多失真的地方。在此筆者不再細考譯文的種種訛誤，直接據原文作論析。為方便析述，以下就按原來文意，中文題作〈情迷中國：現代中國文學的道德重擔〉。

〈情迷中國〉一文延伸了夏濟安對左翼現代中國文學史觀的挑戰，展示出對「現代文學」的一種結構式閱讀。早前夏志清答辯普實克的批評，承認自己的《小說史》沒有作出源流、影響等「系統式」的文學史考究。經過數年的沉澱，他這篇論文就是進一步的回應。首先他就研究對象——「現代中國文學」——作出明確界劃：從1917年「文學革命」開始，到1949年人民共和國成立為止，就是「現代」時期（the “modern” phase）；其時文學與之前的傳統文學、之後的共產主義文學不同，因為它有道德思量的重擔（burden of moral contemplation）。在夏志清看來，這時期作家過份執迷於中國「現代」境況之種種不濟，所思所感無法逃離這種內向的困局，形成中國文學的「現代」癥候。

夏志清在文中舉出代表性的文本，對這種沉溺於否定與批判的情緒作出歷史考察。他先以19世紀初的《鏡花緣》為例，可見當時仍以儒家「仁道」批判如婦女纏足等傳統社會陋習；到晚清的《老殘遊記》，發現光靠傳統道德不足以挽救中國；及至魯迅〈狂人日記〉，轉而猛烈批判禮教之「吃人」。他又認為從1918年到1937之間，中國的嚴肅文學都在擔負中國的羞恥、無能，與醜惡；所有問題都可以歸咎於中國之積弱，就如郁達夫小說〈沉淪〉中的男主人公在私我慾望遭逢挫折時呼喊：「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沈從文《阿麗思中國遊記》和老舍《貓城記》以嘲諷方式刻劃中國社會之兇殘，正是其「情迷中國」的「現代」性格（characteristically modern）。盧溝橋事變之後，作家們的諷刺對象僅限於不利抗敵的現象，戰爭終結就恢復對腐敗的社會作全方位嘲諷（total satire）。至於「延安解放區」的作家，只可以對自身所屬的「小資產階級」作嘲弄批判，換句話說，「現代」的性格也就消失了。1949年以後，情況更加灰暗，個體只會掩沒在英雄主義的集體當中；然而，夏志清發現有少數創作如楊朔〈三千里江山〉，還能隱約透露一點對家庭和個人幸福的憧憬，他以為可以視作「現代」精神之餘暉。

〈情迷中國〉一文探討深陷恥辱情緒的「中國現代文學」特徵，既有本時期文本作例證，又上溯其19世紀初之起源，下及1950年代後殘存的餘響，是非常清晰卻又異於左派觀點的歷史書寫。當中「現代」一詞的文學史意義更是重點。上文提到夏志清在〈傳統中國文學與現代中國性情〉析述中國文學之「現代性情」（the modern temper），指其特色是既羞愧於傳統之諸般不是，又熱切於建立「現代國家」的形象。〈情迷中國〉的第一節再著力分析「現代」之義，並置之於國際脈絡作透視。夏志清注意到現代中國文學之「現代」往往指向進步與現代化，這也是對「現代國家」嚮往之根由。然而西方的「現代文學」卻對現代文明多所非議。美國批評家屈靈（Lionel Trilling, 1905-1975）的〈論現代文學中的現代元素〉說明：西方文學的「現代」特徵是對文明的敵視態度；西方現代作家以為他們國家的病態也就是普世人類的病態處境。夏志清參酌此說，認為現代中國作家因「情迷中國」，以為所處身的「現代」所有病癥都是中國特有的，中國以外的——西方的或者蘇聯的——「現代」才是希望所在。於是「情迷中國」的代價就是「憂國主義的狹隘」（patriotic provinciality），向內是苦悶怨憤，向外是天真虛妄（naïveté of faith）。

然而夏志清對中西文學之「現代」，還有一個幽邃而獨到的思考。他認為現代中國作家之厭惡以至嘲諷眼前政治社會的現況，挖掘其間的陰暗醜陋，其實無異於西方現代作家對現世的失望與排拒，撕破文明假面具的勇氣。同樣，二者對現況黑暗的失望與批評，其背面就是「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的肯定與尊重。「人性尊嚴」不受地域空間限囿；在這個層面建立「現代」之價值觀，中國與西方就不必在時間線上競逐，而同樣有其上下求索的倫理目標。

夏志清在本文對文學中的「人性尊嚴」再三致意，其實也是對普實克的書評的回應，因為普氏苛評夏志清《小說史》，開篇首句直說夏志清「漠視人性尊嚴」。換一個角度看，不管他們筆戰時如何辛辣互搏，夏、普雙方，於「人性尊嚴」的堅持，就是拒絕人文精神沉淪頹靡的努力。從這兩位重要的文學論者的學術生涯所見，這一份堅持正是他們的偉大之處。

夏志清在答覆普實克的質疑時，坦承自己的《小說史》「未有完成一些文學史家應該承擔的工作」，理由是他有更急切的要務——對這時期的文學大家和重要作品作出優劣成敗的評論。然而，在隨後的日子夏志清聯同乃兄夏濟安還是措意用心，在論述上作出不同程度的補強與修正；由此催生了著名論文——〈情迷中國〉。這篇文章可說是夏志清文學論述的里程碑。《中國現代小說史》是夏志清在中國文學研究之初試啼聲，展示出卓越的批評眼光，當中對作家和作品的評斷意義深長；〈情迷中國〉相對更加成熟，足以彌合彙整其批評思考成一體系。尤其自1972年《中國現代小說史》原文第二版開始增收〈情迷中國〉作附錄；夏志清在該版序文說明：

作為「附錄一」的〈情迷中國：現代中國文學的道德重擔〉一文，旨在界定1949年以前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本質特徵，正是這項特徵使其區別於該時期之前的傳統文學及之後的共產時期文學。我希望將其納入本版，能為我們理解本書「第一輯」與「第二輯」探討的作家提供一個有益的視角。

自此以後，儘管各個版本的「附錄」常有增刪調整，〈情迷中國〉一文始終保留。在這新增的論述支援下，《小說史》的選樣與品評注入了更厚實的質感，從此「情迷中國」的概念就與《小說史》融合成一整體的文學史書寫。

附記：

華語學界傳誦一時的術語「感時憂國」本是誤譯。這個文學史概念的變形失真，有必要作出學術上的考察辨正。然而，術語和概念的創製者夏志清是中英兼擅的學者；“Obsession with China” 與「感時憂國」的差距，他沒有可能不察覺。《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文版正式收入〈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作為「附錄」；這個中譯本曾經夏志清校閱，最後沒有作出更動，似乎譯文得到他的認可。然則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夏志清的意向呢？以下摘錄夏志清在1977年3月23日《聯合報》發表的〈人的文學〉其中一段話，作為本文的「餘韻」，供讀者參酌推敲：

我有篇文章，曾被譯為〈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其實原標題“Obsession with China” 的涵義，「感時憂國」之外，更強調作家們被種種不平的、落後的、「非人的」的現象佔據其心頭，覺得不把這些事實寫下來，自己沒有盡了作家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