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學學者陳國球教授傳來文章，指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通行中譯中將 “Obsession with China” 譯作「感時憂國」偏離原文的批判意味，夏氏意在批判現代作家目光偏狹，沉溺於中國精神病態，而非頌揚愛國情操，故建議正名為「情迷中國」。陳國球亦追溯夏志清與漢學家普實克的筆戰及夏濟安的思想啟迪，闡述交鋒如何深化其文學史觀。〈情迷中國〉不僅為《小說史》補足系統架構，釐清文學背負的「道德重擔」，更彰顯夏氏在犀利批判下，對普世「人性尊嚴」的執著與堅持。

今年五月，北京大學吳曉東教授應邀蒞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關於沈從文的專題演講，李浩榮將演講內容紀錄並整合成文，讓讀者細讀。在演講中，吳教授重新解讀其經典之作《邊城》中的田園牧歌，其在現代性衝擊下演變成充滿自我顛覆的哀惋輓歌。吳教授亦從沈從文的抒情原點出發，揭示其源於早年目睹殘酷現實後轉化的深沉悲憫與大愛，展現出以微笑直面苦難的生命哲學。

香港都會大學（簡稱「都大」）於何鴻燊圖書館內正式設立「中國現代文學館」，並於2025年11月20日舉辦開幕儀式。同期，「中國現代文學館」推出首個專題展覽，名為「相知無遠近：張愛玲與宋淇、宋鄺文美的跨地半生緣」。該展覽呈現超過120件著名作家張愛玲及其摯友宋淇、宋鄺文美夫婦的珍貴手稿、書信及遺物，供公眾近距離觀察張愛玲的人生歷程。

近來文學館的相關議題再次受到關注，各界對文學館的想像和期望也大有不同。不過歸根究底，若要尋求一個最大最大公約數的話，文學館的基本工作大抵離不開文學的搜集、保存、整理、研究和展示幾個大項。文學相關資料繁多，即使能夠大量收藏和保存，一時也無法全數整理和展示，當中必然涉及主次和取捨。各地文學館因其不同的主題、規模和運作方針，實際操作時會有不同的取態。小型文學館限於規模，在策展和舉辦活動時，往往會針對目標對象的趣味和需要；至於大型文學館，則往往更多地考慮到正典論述和文學地位，務求向國民和外國訪客具體呈現一國文學的歷史，並兼具研究機構和圖書館的功能。在此，我們不妨以目前世界最大的國立文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也就是北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為例子，檢視國立文學館的功能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