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落之聲》：同一太陽下，女性的跨世代困境

「她們直視著我。」——德國導演瑪莎・施林斯基（Mascha Schilinski）在農場度暑假時，偶然看見一張1920年代的舊照片，她感覺相中的三個女人正在注視她；繼而啓發了她自編自導《墜落之聲》（Sound of Falling）。施林斯基憑藉此電影橫掃第76屆德國電影獎多個獎項，更於2025年與西班牙電影《末世狂沙》共同獲得康城影展評審團獎。

電影圍繞德國北部一座農舍而展開，講述了四個生活在不同年代的女孩的故事：阿爾瑪（Alma，1910年代）、艾麗卡（Erika，1940年代）、安祖莉卡（Angelika，1980年代）和倫卡（Lenka，2020年代）。

電影採用非線性敘事，將四個看似截然不同卻擁有同一命題的故事，並置於同一屋簷下。不論是1910年代被賣作女傭的阿爾瑪的姐姐莉亞（Lia），40年代爲了逃避蘇聯士兵強暴而沉入河中自殺的艾麗卡，東德時期被叔叔性侵的安祖莉卡，抑或是當代的倫卡，都說明了女性面對的苦難會以不同的形式顯現，看似獨特卻又類近的經歷往往有同一個核心根源——女性從未真正地擁有過自己的身體。

施林斯基並未將討論停留於歷史，反而將鏡頭延伸至當代女性的故事。片中最驚恐的一幕莫過於十二歲的倫卡本在派對的灑水下自由自在地玩耍，卻在下一秒察覺一名成年男子肆意地打量她因濕透的白色上衣而透出的身體。這道充斥性慾的目光打破了童真，輕而易舉地將倫卡從一個感受快樂的主體矮化爲被性化的客體。倫卡隨後本能的蜷縮，恰恰展現了外在凝視如何內化為即時的自我規訓，成爲當代女性身體的隱形枷鎖。

「水」在陰性書寫裡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元素，代表包容、流動、陰性主體與自由。施林斯基以水串連整部電影。然而在父權體制的介入之下，水在電影裡竟異化爲傷害女性的幫兇。艾麗卡為逃避暴行而沉河的悲劇、安祖莉卡在湖邊被叔叔與堂哥意淫及倫卡的遭遇，三者互相呼應，皆發生在失去防護的身體之上。即使在褪去戰亂和極權等宏大敘事，在倡導性別平權的2020年代，女性看似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對其身體自主權的剝奪依舊存在，只是隱匿在更細微的日常生活之中。

除了日常空間的窺視，攝影延伸爲另一種控制工具。電影裡，當莉亞從馬車跳下被輾逝後，家人請來「死後攝影」（post-mortem photography），這一方面是親人留爲紀念，但另一方面卻是將失去生命的肉體強行留存，顯得溫情又殘酷；契合了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論攝影》裡的論述：拍攝就是佔有被拍攝的東西。在此邏輯下，活著的女性在鏡頭前也難逃被強行物化與佔有的命運。

同樣是利用照片紀錄女性，近期上映的《寂靜的朋友》裡的攝影卻是同代女性尋求安全與自我的工具。該片的女大學生拍下自己的身體部位並與植物的形態類比，藉此尋求一種非人本位的庇護。相較之下，《墜落之聲》中的女性在現實中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正如阿爾瑪的母親與後來的安祖莉卡，在相片裡面容模糊、扭曲，呈現出仿如靈魂飛走的狀態。導演敏銳地利用膠卷的失焦與晃動，精準地具象化「解離」（Dissociation）的心理創傷。

電影的視聽語言與上述的心理相互呼應。片中的對白與獨白都十分簡潔，聲音設計刻意放大衣物布料摩擦聲、風聲、蒼蠅嗡嗡聲及地板嘎吱聲等微小的環境音，挑戰傳統的視覺中心主義（Ocularcentrism）之餘，更令觀者透過視覺之外的感官，切身感受痛楚，以及凝視下的幽閉與窒息。同時採取的4：3畫幅亦會帶來強烈的空間侷促感，與片中大量運用的女性主觀鏡頭相互疊加，增強了觀影的私密體驗。這種窺探並非爲了滿足羅拉・穆爾維（Laura Mulvey）所批判的「男性凝視」，而是她們面對壓抑環境時仍然試圖搶回主動權的心理防衛機制。

一味被動地承受往往會激發出反擊。正如電影中的安祖莉卡主動裸露胸部、以美色向叔叔交易換取一趟車程，甚至主動「勾引」堂哥。種種舉動都體現了女性反抗的複雜面向，並不局限於常規的拒絕與說不。有時候女性會將自身當作武器，透過操縱男性慾望來控制局面，重奪主動權。

若然這種以自身爲武器的策略超越了承受的臨界點，注定會走向絕境。因此，片中的女性角色不斷湧現有關自毀的想像與實踐，包括溺水、墜下、被割草車輾過。這些影像無一不在表達女性的身體是一種束縛精神的容器，當所有權力交換都宣告失效，毀滅肉體便成爲她們想像中唯一可能的逃脫方式。

最後一幕中，女孩們的身體奇異地停滯於半空，鏡頭捕捉到她們體會飛翔與自由的瞬間。這短暫的滯空直接與德文片名《直視太陽》（In die Sonne schauen）互文，聯想起伊卡洛斯（Icarus）因飛得太高而蠟翼被太陽融化的神話宿命。這份對自由的想像隨即被拉回現實層面的不可行性。施林斯基導演彷彿藉此提示，在同一個太陽底下，任何對自由的渴望都注定裹挾著無可避免的下墜，女性似乎依舊在體制的邊界前駐足。

然而，電影謝幕時引入瑞典歌手安娜・馮・豪斯沃夫（Anna von Hausswolff）的歌曲〈Stranger〉，再次利用聽覺來回應這場搏鬥。歌詞直接點明了女性試圖尋向太陽卻又恐懼墜落、恐懼死亡的深層焦慮。縱然最終或會化為灰燼，音樂卻再次釋放出撫慰：「你告訴我不必擔憂，讓我們活在當下，為愛而活。」音樂及時承接了觀影的失墜感。

而農舍在太陽下始終屹立如歷史座標，對照四代女性所遭受的壓迫，原屬個體的恐懼不安早已積累成集體記憶，默默見證著女性共享的跨世代創傷。跨越百年，女性究竟將會向陽而生抑或墜落深淵？施林斯基溫柔地將反思留給銀幕外的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