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戀黑名單》:反覺醒文化下男同性戀電影的左翼拍攝策略

影評 | by  鄭超 | 2026-10-12

《禁戀黑名單》(The Black Ball,2026)在今年康城影展一鳴驚人,憑此片奪得最佳導演獎的是一對男同性戀伴侶組合The Javis(Javier Calvo及Javier Ambrossi,製作此片時已分手),兩人以西班牙男同性戀詩人Federico García Lorca被刺殺的同年所創作的遺篇,以及劇作家Alberto Conejero的作品《La piedra oscura》那段軍中苦戀為靈感,無意走歷史傳記片的類型,另闢蹊徑設計出一個跨越三個時代的故事,目的竟只是單純地以古方今,述說同性戀者族群被壓迫的困境,純然就是一部左翼電影。此片與同為康城影展主競賽的《憐愛》(Coward,2026)大異其趣,卻都是傑作。後者以一種老子、莊子的哲理專注男同性戀的內在自由,論視野與情感,無疑更勝一籌;前者縱使意識主題如此老掉了牙,也無礙首映時獲得破紀錄的二十分鐘掌聲。在現今對極左進步思想相當敏感的反覺醒文化下,這類電影其實極易落入極端政治正確的窠臼而引起反感,結果卻備受青睞得此佳績,可謂相當難得。箇中關鍵在於導演們切實地掌控好宏大的史詩格局、繁複的跨時空敍事,加上出色的攝影和音樂,拍出流暢的戲劇逼力。這得歸功於導演們理性全面的邏輯思考及靈活變通,鋪展出一種謙遜的唯物史觀,恭謹地勾起男同性戀者受迫害的事實,所以即使表面似乎呼喊平反,仍具強大的說服力,再配以紮實的導技,讓故事和影像再進一步增強了感染力。


男同性戀中心主義的拆解


首先,演員和角色的安排起了最大的作用。三個時代的故事分別由三個男同性戀者角色主導,而讓電影相當有進步理念的一點是,導演Javier Ambrossi在訪問中說特意找來三個真實的男同性戀者演員擔綱演出,這樣無疑加強了電影的誠懇度及底氣;然而,從製作的角度去看,這個前設也會加大選角的限制,可能會為整體的戲劇演繹帶來危機,同時亦容易擺出一種男同性戀中心主義的姿態,更易令人反感。但兩位導演因應演員的特性而做出適度調整,再讓三個角色叠加不同面向,盡量包羅萬有又形成對比,塑造更多層次的社會存在,增加真實感。三十年代法西斯主義方興未艾,對同性戀的迫害由是最嚴厲。電影於此分成一條主線和副線,主線是被迫從軍參與西班牙內戰的小號手Sebastián邂逅Federico García Lorca的男性伴侶、戰俘Rafael Rodríguez Rapún,無論是與Rafael的短暫情緣,還是為了保護Rafael託付的Lorca遺篇,他的生命註定只能三緘其口。副線是Federico García Lorca遺篇中的主人翁Carlos,因其同性戀的身份而被否決成為賭場俱樂部的會員。而當代的代表則是有男性伴侶、從戲劇系畢業卻仍然失意躊躇的劇作家及歷史研究者Alberto。內向文靜的Sebastián導演找來民謠歌手卻無演戲經驗的Guitarricadelafuente讓其本色演出,而Carlos更由初出茅廬的Milo Quifes飾演,他受訪時更說他本身有嚴重的焦慮和恐慌。前者敏感細膩的創作個性配合導演的戲劇節奏,竟真的演活了這個外柔內剛的小人物,是相當正面討好的男性形象,自然符合一般普羅大眾的期許;後者沒有被賦予感情線,在攸關重要的賭場審判一場,都以極少對白或短鏡頭呈現,最後的雪山苦行更配以大量獨白和配樂以藏拙。於此,導演處理非職業演員的能力就無庸置疑了。至於現代的Alberto,由身形略胖的Carlos González憑其豐富的電視及舞台演出經驗,駕馭了與飾演母親的西班牙影后Lola Dueñas大量的吵架對手戲,以說對白的演技填補了外貌魅力的短板。


三個角色的好處,在宏觀的角度來看,能淡化個別主觀的男同性戀者困境,並更客觀地展開一幅古今對照的全景觀圖畫;在微觀的角度來看,導演似乎刻意加強角色之間的對比,折射不同的男同性戀者形象層次,如Guitarricadelafuente的精緻俊美與Carlos González的其貌不揚,Sebastián的忍辱負重與Alberto的放浪形骸,Alberto的世故圓滑與Carlos的懵懂青澀,定型與非定型都不可或缺。更多的細思在於三個男同性戀主角都脫離慾望書寫,卻又沒有戴上道德的假面。Sebastián和Carlos雖然容貌俊俏,但情慾和身體因為政治環境而沒有得到解放,導演倒是讓異性戀演員、飾演Rafael Rodríguez Rapún的Miguel Bernardeau有正面全裸演出,如此讓兩位男同性戀角色——也是演員——守着性解放的道德界線,又滿足男同性戀觀眾的慾望投射,而Miguel Bernardeau強壯結實的胴體卻讓人無法觸摸這種慾望客體(objet petit a)的寫法,也反過來呈現男同性戀者情慾上受壓迫。Alberto略胖的體形則自行消滅觀眾的慾望投射,導演卻將性解放放到他身上,他有一票同性戀好友、能靠同志交友程式享受即食式性愛,是相當寫實的當代男同性戀者形象,電影一開場還以單個遠鏡拍攝他的約炮場面,將男色壓至最低限度,開宗明義不迴避男同性戀者的肉慾世界,但並不放大,再藉此多寫一筆當代男同性戀者的精神虛空。


靈活的改寫 影像的威風


雖然西班牙詩人Federico García Lorca這部遺篇是貫串所有故事的重要緣起,但導演們也只以此作為一種麥高芬(MacGuffin)的存在,敍事的主體仍然是幾個主角的經歷,旁白的自述體更隨年代的主角而轉換。而在改編上,導演亦無意忠於歷史。真實的遺篇只有四頁,而電影中導演讓Sebastián保存了其餘頁數,更大膽續寫《La bola negra》成為「新作者」。遺篇中賭場只是用黑球婉拒Carlos的入會申請,主角亦向爸爸承認自己是同性戀;電影卻與小說不同,Carlos直面賭場的審判,卻竟然回答自己並非同性戀,活生生把小說僅餘的解放意識重新鎖入深櫃。這種左翼意識不以鬥爭為目標,只讓社會矛盾戲劇性地公諸於世。說穿了,兩位導演將Lorca的遺篇改得面目全非,目的只是想抓住Lorca的遺志,重新發展成新的故事,而無論如何改寫,內容仍是根據唯物史觀去想像,個別的男同性戀人物即使有近英雄的事蹟,也不過是為社會或形勢所迫。


《禁戀黑名單》另外一個與《憐愛》相似的地方,就是兩部電影都在軍事法西斯的大光燈下,盡量迴避戰爭場面和集體主義,Sebastián也好《憐愛》的兩位男主角也好,都躲在軍營中男同性戀的桃花源——勞軍的劇團。不同《憐愛》大刀闊斧地闡釋男性懦弱的無用之用,《禁戀黑名單》只單純地讓被戰爭剝削的Sebastián抱緊那一點文藝的溫柔。另一個巧妙的地方是,此片在西班牙名導艾慕杜華(Pedro Almodóvar)共同監製的加持下,彭妮露古絲(Penélope Cruz)加入劇組希望演一段音樂劇,導演不慌不忙重寫劇本為她安排一個劇團舞者的角色,不僅讓她盡顯跳舞天賦,更順水推舟設計一段與Sebastián的對話,訴說易服帶來的精神自由,此舉表面看來並不牽涉跨性別的議題,卻為Sebastián保存遺篇撒下勇氣的種子,同時也悄悄地將性別光譜從男同性戀拉闊至酷兒的角度,不但沒有破壞整體的唯物史觀,又解決了演員的要求,更反過來為劇情推進帶來更多卻又合理的層次。


電影中有一幕無數的黑球在樓梯被灑落,顯然是暗喻二十世紀以來不勝枚舉的同性戀悲劇水銀瀉地。導演斬釘截鐵地認為那個法西斯年代對於同性戀就是絕對的壓制,牢牢的意識枷鎖讓人感覺沒有任何反抗的餘地,永遠保持沉默的Sebastián就完全體現出來。結尾Carlos一段超現實的雪山苦行,雪的靈感來自Lorca的作品,看來似是導演將之轉化為黑球的對立意象,被否決的人生進入茫茫皚皚的天地,配上磅礡的交響樂曲,拍來的確迴腸盪氣,但詩意的對白透露的是沉重的控訴,那似乎不是粉妝玉琢的和平烏托邦,更多的是雪虐風饕的社會性死亡,極寒絕境中仍未敢妄想給自己一個容身之所,而這場作為電影的結尾,更特別強調「haunting」的主題。所以近百年後的當下,Alberto的救贖層面也只僅僅讓被壓迫的史實浮出水面,給現在所謂理想破落的聲色犬馬之徒一記迎頭棒喝。總的來說,導演作為男同性戀少數族群,貫徹了左翼的初衷,角色處理上盡量減少進步和鬥爭意識,亦不拘泥於討論後現代式的性向解構,將願景停留在警告世人對性小眾的不公猶在,因此不能安於現狀,意識形態反璞歸真,並以前述的各種表現手法,配合凌厲的影像,成功地為男同性戀者受壓迫的困境平添一層嚴峻、殘酷的氛圍,直接以影像的威風叫任何性取向的觀眾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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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超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員,現為鮮浪潮電影節節目經理。編有《香港電影2020:紀實遺城》、《徐克:創奇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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