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期的文化累積與建制中,我們的社會對於不同性別的氣質與角色模板,有著單一而趨於封閉的形塑。這樣的形塑雖然為人們的性別發展帶來安全與定向感,卻也使得個人的差異及需要,隱身在角色模板之後,壓抑且隱晦。
喜見「自由舞2023」沒有淪為一個只為娛樂及旅遊服務的舞蹈節。策劃團隊在選取節目上顯出平衡功夫,既要考慮票房,又要培養及刺激觀眾口味,同時支援本地編舞家持續創作。可以說,一手安排優質的節目,另一手新增形體導賞,普及舞蹈知識和眼界,同時打開編舞視野。不過,在性別議題論述及討論方面,還可以再深入,女藝術家也不一定有很強的性別意識。希望來屆對「自由」的意義有更多元及豐富的呈現,在選取節目時,不妨多引入白人以外的作品,舞種也可以更豐富,如果以社會議題為焦點,期待有更深刻的論述及研究,讓繁花餘香四散。
在父權色彩濃厚的韓國社會中,女性導演如何透過電影說故事?由香港藝術中心及首爾獨立電影節合辦的「韓女獨有戲:韓國女性獨立電影系列」,將上映八部韓國女性獨立電影,以女性視角描繪個人及社會關注的題目,探討禁忌之愛、洩露私密影像、女性在工作中的掙扎、母性、外貌形象等故事。
#Me Too運動,是一場自2017年底始於美國,旋即席捲全球的反性侵及性騷擾社會運動,運動的核心宗旨在於「用同理心實現賦權」,讓不同種族與階層的人都可參與,並互相團結起來。然而,這場運動發展以來,也引發很多爭議及討論,如對於構成性騷擾的條件、性表達的自由、如何確認指證的可信性、對受害者的協助和支援等等。這些對Me Too支持者和批評者而言,都是值得去思考的問題,而有效的討論,正是性別平權上重要一步。
電影攝影一向被視為男性的專業,是技術及勞動工作,並非女性所長。在奧斯卡金像獎接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最佳攝影獎得主仍然清一色為男性。最佳攝影獎也是金像獎所有幕後獎項中,最後一個有女性獲得提名的獎項,直至2018年才出現首位女性攝影師Rachel Morrison獲提名。她曾對此表示:「電影攝影呼應了女性天生擅長的所有:同時處理多重任務的效率、同理心、將影像轉化為人類情感的能力」。
神話,是世界的起源,塑造出不同社會基本的自身論述﹐與經常伴隨而至的身份、傳統和信仰體系,一起構成了宇宙矩陣,當不受束縛的酷兒出現,與神話又會激撞出怎樣的火花?學者向在榮在《古怪之道:一種去殖民探究》激發出一種「古怪之道」(Queer Ancient Ways),思考殖民的框架以外,拋開性別的二元劃分,性、愛、慾以千姿百態的面貌出現時,世界又會以一種怎樣的姿態呈現眼前?大館「神話製造者——光.合作用 III」展覽以此為開端,探索在被俗世排斥的年代,性小眾如何透過藝術作品構築出自己的小小世界,開創了斑斕的異色神話。
早前,社會發生一樁女性謀殺案,網民針對受害人評頭品足,引發一連串有關「厭女」的論爭。女性也會厭女嗎?強調生理女性也會厭女,會否模糊背後制度的性別霸權?文化評論人三木(@samwoodculture)撰文,梳理女性主義者及好青年荼毒室文章的各種觀點,同時慨歎女性主義擁有其複雜性,要普及化有一定困難,如何持續地增加公共場域的討論和能見度,是他在文末拋出的一道問題,值得同道反思。
Janice及Louise面對面坐在榻榻米上,取出一疊情緒卡攤放席上,各自從中選出幾張卡片代表自己當下的感受,Louise選了困惑、不安、擔心、感動,Janice則感到驚慌、內疚、後悔,她們看著對方的眼睛,分享彼此的故事。
韓國早前爆出「N號房事件」,男犯人涉嫌威逼女性攝製淫穢影像,並以匿名方式在社交媒體軟件 Telegram 招收近26萬會員付費觀看。虛詞編輯部挑選相關書籍,作者來自不同國家,種類橫跨文學、理論,藉書本與知識深化讀者對各地性暴力和女性處境的了解。
大館當代美術館目前正在展出《表演社會:性別的暴力》,題目對香港人來說聽起來十分聳動,策展人Susanne Pfeffer在概述裡表明這個展覽要探討的,是結構的暴力。談性別的暴力好像離不開女性主義思潮,籠統地說,女性主義至少經歷了三波轉折,同志運動和酷兒理論亦不斷發展,故此,即便是性別論述也能有多種立場和切入點,慶幸的是,從藝術品中不難看出藝術家各自的定位和觀點。
顧長衛在談及其作品《孔雀》時也說,他之所以會選擇以那段歲月作為表述,原因在於觸動了內在的感受、經驗。在故事中的人物、社會環境被靜置在70年代的遙遠記憶中,但對這一代從該時期長成的人(第五代導演)來說,卻是相當熟悉的。像是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侯詠的《茉莉花開》、霍建起的《那人,那山,那狗》等,都不約而同地回望了相同的歷史記憶。
若不是和友人合教了一科創意產業,加上自己正在學韓語,對甚麼K-pop、韓劇,基本上是不屑一顧的,更別說一天到黑開著韓語電視。今年夏天,我的韓語電視台開始播放Produce 48(PD48),一個南韓Mnet製作的大型選秀節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