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滋病,全稱後天免疫力缺乏綜合症﹐是由於免疫系統因受到愛滋病毒(HIV)感染後而逐漸衰弱所引發出的多種疾病,患者多與帶有愛滋病病毒的人有直接性接觸而感染,共用染有愛滋病病毒血液的注射工具或個人物品,又或帶有愛滋病病毒的母親在懷孕或分娩時將病毒傳染給嬰兒。
愛滋病病毒帶菌者可能毫無病徵,患者感染愛滋病病毒後,潛伏期可達 10 至 15 年。受感染初期,患者可能會出現感冒似的徵狀、發燒、體重下降、疲倦、淋巴腺腫脹等。經過長時間後,患者的免疫系統會受到嚴重的破壞,逐漸失去抵抗嚴重疾病的能力。病者會患上較罕見的肺炎及皮膚癌等「機會性感染」,最終會導致患者死亡。
80 年代以降愛滋病席捲世界各地,其中在紐約、愛丁堡等城市的同性戀社區瞬速擴散,一夕間奪走了許多名人和藝術家的性命。預防愛滋,「要有一套」,採取安全性行為是減低受感染風險的最佳方法。現時愛滋病仍是一種無法根治的傳染病,但卻可以透過治療控制病情。患者可服用處方藥物,降低血液中的病毒含量,減慢病毒惡化,延長及改善生活質素。
危險愛欲的實踐:傅柯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指出患愛滋病的人往往被發現正好是某個「高危群體」的一員,某個被社會所蔑視的群落的一員,而這重身份本來是對鄰居、同事、家人、朋友隱瞞的。但同時,它又確定了一重身份,並且,在美國最早嚴重感染愛滋病的高危群體即同性戀男子中,它還是愛滋病患者群落的一個創造者,同時又是孤立愛滋病患者、使其處於被騷擾和被迫害中的一種體驗。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語言來說,愛滋病患者屬於來自邊緣的「鄙民」。
二十世紀後半葉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也是最具爭議性的學者傅柯,是公開的同性戀者,曾揚言「這輩子對於知識的全部追求就是為了吸引漂亮男子」。為了探索「極限體驗」,他主動地擁抱死亡,實實在在地貢獻了自己的全部生命,「危險的理論」與「危險的愛欲實踐」構成了他全部危險的生活,造就了他成為上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愛滋病患者。
1975 年的春天,已成為學術明星的傅柯來到加州伯克利大學法語系做短暫的教學講演。這次加州之行在福柯的生活與思想發展史中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他初次到訪加州,這個同性戀者的朝聖地和天堂。80 年代,傅柯成為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客座教授,在三藩市的同志酒吧度過了許多夜晚,經常光顧 BDSM 浴室,進行無保護的性行為,作為「性愛的現代實驗場」。他在接受同性戀媒體採訪時,讚揚了虐戀行為,稱其為「這種勢不可擋、難以名狀的快感,推動知覺帶來欣喜若狂的感覺,此前人們不真正知曉快樂為何。」在其後的作品中,他大量論及了虐戀,「表述了它對人際關係的種種影響和哲學意義」。
80 年代愛滋病剛剛進入大眾視野。1981年,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通報了全球首例愛滋病感染案例,1982 年方正式命名為愛滋病。後來疾病在同性戀社區廣傳,超過九成受感染的都是男同志。1981 年受訪時,傅柯將愛滋病稱為「夢寐以求的疾病」,並且嘲笑說「你們這些美國清教徒,常常發明新的病症,你夢想一種只懲罰同性戀、吸毒者和黑人的疾病?多麼完美!」似乎他對這個新興的絕症不以為然。直至 1983 年夏天,他開始持續乾咳、頭痛、體重下降,這引起了巴黎朋友們的關注,但傅柯堅稱這只是肺部感染。同年,他告訴朋友 「那種在我看來是真實的快感,是極為痛切、極為強烈、極為勢不可當的,它能要了我的命。痛快淋漓的快感……在我看來,是同死亡相關聯的。」直到住院時,傅柯才被正確診斷,染上了這個「時髦」的絕症,接受抗生素治療。他在法國學院作了最後一組演講。
1984 年 6 月 10 日,傅柯住進巴黎的薩勒貝蒂爾醫院(Hôpital de la Salpêtrière),正是他在《瘋癲與文明》中研究過的同一機構,他的神經症狀因敗血症而變得複雜。其時,延宕已久的《性史》終於出版第二、三卷,僅剩關鍵的最後一卷正在進行最後修訂,一到兩個月就能結束,然而因為入院而未能完成。患病時,他二十餘年的同性伴侶德費爾(Daniel Defert)曾回憶道,「就在他去世的前幾天,我告訴他說,『如果真是愛滋病,你最後的兩本書就真成了《惡之華》。』因為你知道,波德萊爾這本書寫的就是他自己的性生活和梅毒。」傅柯聽後竟笑了,他說:「幹嗎不呢?」
1984 年 6 月 25 日,傅柯因愛滋病併發症在巴黎病逝,享年 57 歲,是為法國第一名死於愛滋病的公共知識份子。迫於愛滋污名的壓力,一開始親友並未正面承認傅柯的死亡與愛滋病有關,而德費爾很快在法國創立了第一個全國性的愛滋病組織 AIDES。在傅柯過世後兩年,德費爾認為隱瞞愛滋病病情的行為,與傅柯過去對性學的研究關懷背道而馳,因此才在雜誌上公開透露傅柯死於愛滋病。
傅柯對死亡有著深深的迷戀,並將尼采視作精神教父,尼采最終死於梅毒,而他最終死於最能代表這個後現代社會的疾病——愛滋病。「在事實死亡和概念死亡的曖昧關係中,傅柯一手締造了屬於他自己的生存美學。」傅柯的學生兼摯友,著名的後現代哲學家德勒茲曾說,「極少有人能像傅柯一般,以自己所構思的死亡概念死去。」
塗鴉傳奇英年早逝:基夫哈靈
普普藝術家基夫哈靈(Keith Haring) ,80年代在地鐵車站等公共空間用粉筆塗鴉起家,其卡通化的畫法糅合了抽象的圖案製造出密集、具有節奏的密鋪意象。在其中許多作品中,人物和其他物體都被捲入了由不同長度的輪廓線組成的漩渦屏幕中,也像是一副身體交織成的巨大迷官。
紫醉金迷的 80 年代初期,是哈靈和他在紐約市的朋友們性發現和覺醒的時期,在紐約哈靈感到自由,可以真正地找到自己,擺脫他早年受到保守家教的束縛。但這個時代也因 HIV 和愛滋病的出現而受到傷害,這些詞語很快成為恐懼、恥辱和死亡的同義詞——迅速而野蠻地席捲了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同性戀社區。
這種疾病來勢洶洶地襲擊了紐約。當哈靈和他的圈子看到愈來愈多朋友生病,面部和身體上發現紅色或紫色病變,繼而進一步死於愛滋病時,激勵他們爭分奪秒繼續創作。最終,哈靈注意到自己的呼吸出現問題,並發現腿上有一個紫色斑點,這導致他在 1987 年被診斷出帶有 HIV 病毒,1988 年診斷出患上愛滋病。儘管這對當時 29 歲的年輕人來說是毀滅性的打擊,他還是選擇了直面疾病。
哈靈從未如此積極地創作藝術,即使在他來回奔波於醫生預約和醫院就診時也是如此。他的朋友朱莉婭.格魯恩 (Julia Gruen) 表示:「基夫確診後,他基本上就把所有事情都搞砸了,他只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他創造出如此多的藝術,也瘋狂地旅行。」
哈靈作為藝術界關懷愛滋病的重要推手,在《Ignorance=Fear》(1989)以及《Silence = Death》(1989)就畫出了他具標誌性的人海,其中的人們都摀住眼睛、嘴巴和耳朵,像對現況充耳不聞、視而不見,上面粉紅色的三角形源自納粹德國用作識別同性戀者的符號,採用這個象徵,哈靈比較了二戰德國和 80 年代美國對性小眾的待遇。他感到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被他人排斥和得不到幫助的痛苦,就好像美國將愛滋病視為同性戀者的流行疾病,並因為恐同傾向而拋棄了龐大的人口群體。在這幅作品面世時,每一分鐘就會有一名美國人確診帶有 HIV,每小時就有四人因愛滋病離世,直至 1991 年愛滋病大流行已經殺死十萬名美國人 。
哈靈這段時間的作品包括許多描繪性行為的畫作和性器官線條畫,《Safe Sex》(1988)、《Stop AIDS》(1989)、《Fight AIDS Worldwide》(1990)用以引起人們對 HIV/愛滋病的關注和認識,並推動安全性行為運動。在他的畫作中 HIV 病毒並不是生理組織,而是一團長有魔鬼角的暗影、一頭社交怪物、一種敵人,反映出當時社會對愛滋病的妖魔化以及對患者的污名。格魯恩說,許多其他藝術品都包含「大量的黑暗」。1989 年 5 月,哈靈在紐約市LGBT+社區中心的一間浴室裡畫了他的壁畫《Once Upon A Time》,是對愛滋病死者的紀念,也是對性自由表達作為歡樂慶祝活動的舊時代的一份追悼。
哈靈不遺餘力,為愛滋病關注組織出錢出力,譬如為愛滋熱線畫廣告配圖《Talk to Us About HIV (AIDS)》(1989),更在同年成立基夫哈靈基金會(Keith Haring Foundation)資助愛滋病支援機構,並照護有需要的兒童。據社會運動家彼得.斯特利 (Peter Staley)稱,哈靈曾多次向組織者提供數萬美元,以幫助支付宣傳活動的費用。哈靈亦曾在 1989 年的《滾石雜誌》文章中講述了他的整個人生故事以及感染愛滋病的感受,以挑戰圍繞這種疾病的沉默和恥辱。哈靈最終於 1990 年死於與愛滋病相關的併發症,享年 31 歲,可謂英年早逝。他在生病期間創作的作品估計有 10,000 多件,時至今日他標誌性的人仔圖案仍然是歷久不衰的時尚寵兒,實現了讓數百萬人接觸藝術,讓藝術回歸普羅生活的願望。
愛之後存在:李楊力
年輕小說創作者李楊力在 18 歲那年撰寫、獲得第四十四屆香港青年文學獎小說初級組冠軍的短篇小說〈陽〉,主人公「陽」正好是現實經歷的自我投射,反芻一位愛滋病病毒帶菌者的愛慾經歷。
小說之初,陽與盧雋光雲雨過後,對方表示自己「HIV positive」,叫他有空去驗。果然,一切都始於「Positive, 呈陽性反應」。當時社工張生安慰他,你只是愛滋病病毒攜帶者而已,正如你和我都曾經傷風感冒,人之常情罷了,不用擔心,科技進步。他心想:如果愛滋和傷風感冒沒有分別,那麼為何不吃傷風素就可以?為何不是打一兩個噴嚏便能變回正常?同志好友小貓問他「positive or negative」,雖然他確信小貓不會隨便說出去,但他無法對其他人暢所欲言,擔心信任會換來背叛,因此回覆「negative」。
小貓被父親趕出家門,二人在海旁慢步,想起當日小貓,醉後左擁右抱被父親趕下車的回憶:「如果我的父母知道我喜歡男人,甚至,知道我有愛滋病病毒,我會被流放至哪裡呢?流放,是我們的命運吧?」
對陽而言,愛滋是天長地久的躊躇和省略號,只要一說出口,一切就會分崩離析,HIV 是比髒話更要骯髒的三個英文字母。小貓安慰他,不是以後都不能夠性交,而他亦不是明星,沒有人有興趣知道他有 HIV,「其實 HIV 真是好小事,不用怕。」
複診的時候,他發現看病的地方寫著「特別內科診所」,覺得「特別」不過是淫蕩與墮落的同義詞。他曾經在同志 Secret Page 匿名發文,輕描淡寫自己和別人交歡後搞出了 HIV,他以為同志會同舟共濟,誰知一行行的留言卻是猙獰:「不戴套可恥」「公廁任屌任玩」「原來現在流行病毒 play」等。
在診所中護士為他抽血,七支血液從他的血脈流出,陳姑娘說「抽血一輩子,吃藥一輩子。」他說:「與其被 HIV 玩殘一輩子,不如死去。」驗血報告出來,他的病毒量由二萬跌至低於二十,狀態為 undetectable,愛滋在冬眠。然而心理健康評估他有自殺傾向,可能有需要留院觀察。
另一方面,HIV 像無法抹滅的原罪,日常如搭車也令到他焦慮不已,覺得被周遭乘客打量,視線貫穿了他的身體,讓他聯想到二戰時猶太人胸前的猶太星,覺得自己要掛上「愛滋病病人出沒」的名牌方能自處。與此同時,同志朋友圈依舊嘻嘻哈哈,馬照跑,舞照跳,fun 照搵,伴隨的是多宗悲劇,盧雋光在警署上吊自殺、小貓在性愛派對時被人用皮帶勒死。
小說尾聲,阿陽吃了三十粒感冒藥仰藥自殺,被鎖在特別觀察病房床上。愛滋病是一場無法根治的病症,在病房之中始終要孤獨面對,「此時天空沒有雲霞,沒有飛鳥,沒有彩虹,沒有太陽。沒有天空,沒有盧雋光,沒有小貓,沒有人,沒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