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度年華．廿八】黃碧雲：也有幻滅，也有和解

1989年，黃碧雲，28歲。

香港小說家黃碧雲，1961年生於香港，著有小說及散文近二十種，包括《溫柔與暴烈》、《我們如此很好》、《烈女圖》、《無愛紀》、《烈佬傳》、《微喜重行》、《盧麒之死》等，擁有相當堅固的讀者群，並被稱為「香港最後一個偶像級作家」。黃碧雲寫作多年，一直拒絕將舊作再版，也不肯出版大陸版，以至於翻版汜濫。1987年，她剛出版了第一本書《揚眉女子》，博益出版，現已被炒到天價。黃碧雲的首本個人小說集《其後》出版於1994年，都是她28歲亦即1989年之後的事。

失敗與私己

黃碧雲童年時讀天主教會學校，或者便像《微喜重行》小說開首場景的那樣，規律而虔誠，這大概影響了她書寫的工作模式。黃碧雲於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系畢業，在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獲犯罪學碩士，為合格執業律師，曾任新聞記者（包括《中報》、《新報》等）。當記者的日子，對黃碧雲來說相當重要，後來她聲稱那時「每天都想著番工」；但在李國威、張煥聘所做的訪談〈飄泊的年代〉（《博益月刊》，1989年8月1日）中，28歲的她表露了對工作的不滿與焦躁——1989年，黃碧雲是商業電台的記者——稱感到自己「很失敗，做不到有影響力的事」。她心目中「有影響力」的文章與作者，是能觸發起廣泛公眾討論，如一些外國的專欄作家文章因為國際媒體轉載，甚至真能引發社會、政制方面的變化。而在一九八九年的大時代，身為記者的黃碧雲，在天安門採訪回來，因為感覺到個人拆解歷史事件結構的理性追求，敵不過鎮壓的事實而結果什麼都做不了，而將自己評價為「很失敗」。黃碧雲經常對自己要求很高。

現場採訪八九天安門也許是青年黃碧雲工作生涯的一個里程碑。不過在〈紀錄事件：佔領天安門〉（下稱〈佔領〉，《博益月刊》，1989年7月1日）中，黃碧雲寫下的許多是負面感受，如天安門廣場上的尿臊味、學生領袖出現貪污跡象、美好人們的失蹤等等，坦率地說在鎮壓前「天安門的一切愈來愈像鬧劇」。而作為歷史現場見證者，黃碧雲流露出對「歷史」的深刻執著與思考，這思考並是以非常個人「私己」的方式出現的：

「我們都以不同方式去尋求歷史的肯定，中國尤其難以拒絕歷史的誘惑。但歷史如此沉重，沉重得令人難以負荷。在革命的高溫裡，我只反動地渴望有平靜的生活。」

〈佔領〉中寫及的「私己」衝動，人們不難在此文中讀到一些張愛玲的影子，例如在白色恐怖彌漫的緊張時刻，仍偷得半小時去王府井買皮大衣、絲繡睡裙，便堪與〈燼餘錄〉中張愛玲和炎櫻走幾里路入城吃冰淇淋的事比擬。當六月四日坦克經過酒店外，黃碧雲甚至描寫出自己臉抵著牆、一個很白流蘇的姿態，有類《傾城之戀》的自白：

「就只剩下這一些，其它的我都無能為力。天安門著火了。成千上萬的人流了血。而我渾身打顫，不能遏止。過往的平靜的美麗的優裕的聰明的生活，就打碎了。痛苦偉大的將來，就在火光中誕生麼？」

還有形容戴晴時說，「她的思想，明晰如刀。如今我見著好的事物，亦不驚喜，只覺原應如是。她冷靜、明晰、決絕清亮。」中間一句頗有胡蘭成的語氣。或者超越了對張愛玲「暗藏的迷戀」（黃念欣語）之層次；親身經歷八九屠城，災難、恐懼與創傷，黃碧雲是以文學閱讀的養份，支撐著整個「私己」自我的敘述。至於後來，批評張愛玲人文素養成份不高，應亦包含黃對自己的要求。

歷史與幻滅

儘管私己在歷史面前顯得弱小，但28歲的黃碧雲無法不直面歷史的拷問：「歷史不分巨細，我們都在其中」，因此難以消化理解；但同時黃亦無法不去追求在歷史的輪迴中尋找規律與超脫的可能：「六四並非一個歷史的偶然事件。它的總方向是明確的：不斷的群眾運動（總帶點非理性的成分）及其鎮壓。歷史事件驚人地重複。我們必須對重複作最深刻的破壞與反省。」

六四事件之後，黃碧雲出現了極深的幻滅創傷，與對深刻的極端追求，這成為她日後寫作的核心糾結與關注之一。2018年《盧麒之死》出版，黃碧雲接受鄭政恒訪問時說：「追求與幻滅兩種力量交纏，社會運動是人的追求和提升，但愈提升，幻滅感也愈大。」「我看到的，是人的出賣、人的軟弱，人只想回到所謂正常的生活，而生活充滿幻滅、漂浮的感覺。」（〈香港還有故事未說完〉，明報）可見黃仍在八九民運後的思考軌跡上。六四事件二十九年後，黃碧雲在《盧麒之死》中說出「我們從歷史沒有學會什麼」——有人會遙遙想念，那說「必須對（歷史的）重複作最深刻的破壞與反省」的銳氣。

群眾與信任

歷史是以「群眾運動」的面目撞擊黃碧雲的，面對天真又善良的北京群眾，黃碧雲批評自己「怯懦」：「北京巿民如此勇敢而你又如此怯懦，又不見得誰的生命比誰的寶貴些。我無法思想亦無法工作，只是神經如此尖如此細，小刀一般刺痛我每一寸皮膚。」「歷史事件在我們眼前發生（北京失火了）。我們卻怯懦得無能為力。」但這怯懦的私己，當時曾是黃碧雲唯一可以依靠的事物，她連打個電話報平安都無人可找。

面對高貴情操而造成的巨大創傷、及面對歷史時刻的無力感，回到香港之後則變成對於香港群眾運動的失望，以致造成極大的幻滅。黃碧雲在1989年《博益月刊》八月號的〈狂熱之後〉，狠批香港支援北京民主運動只著力感染與煽情，缺乏理性基礎，「光是憤怒並不給予群眾行動的方向」，白白浪費了教育及帶領群眾的機會，只是喜氣洋洋地遊行集會八小時；而群眾亦呈潰散狀，集會逐漸人少，態度馬虎及無奈，無心叫口號，並作鳥獸散；運動部分轉向為「要求英國給予香港人居港權」，是在同胞屍骨未寒之際就忘情自保。黃碧雲直指支援運動已失敗。

當時，黃碧雲肯定的是在運動中個人的覺醒、認識到必須參與政治、自我管理。她認為群眾不再狂熱，是一種進步與學習。「因為政治不是狂熱幼稚病，它是公民生活的一部分。」（〈狂熱之後〉）相反，「群眾」是要被揚棄的：「一場民主運動裡，群眾開始退下舞台。他們已經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巨大的團結已經不可能。」或者由此可見，黃碧雲是一個人主義者，她信任的是個人（不論精英、庶民），而群眾似乎僅是集結來達到政治目標的手段。在寫及2014佔領運動的〈陰天，間或有陽光〉中，黃碧雲說：「權力、貪婪、暴烈，從來不會離開人，也即是群眾。自稱理想主義者最大的罪行，是不願意認識自己。我們從不理想，不可能完美。」在此，關注理想主義群眾運動，而又不能信任群眾的黃碧雲，或者無法不一再經歷理想的幻滅——她便以此幻滅為創作的底色。過往這種幻滅的自傷色彩曾受到批評，但在2018年傘後創傷的氛圍中，則受到不少文藝青年的擁戴。

傷害與和解

1989四月，當民運山雨未來，在報章上曾有鍾玲玲和黃碧雲的公開信來往。首先是署名「阿灰」的鍾玲玲在明報專欄中寫了三封〈致黃碧雲書〉，三文均篇幅短小（並是鍾一貫重複述說的風格），提及黃碧雲「數落」她，對她造成傷害，文中多處提及「傷害」，並說「儘管我們素未謀面在人生的道路上既接近也相遠，你眼中的我一無是處但我心中的你卻光可鑒人，你的光芒也曾觸痛了我但請求你不要像傷害我一樣地傷害自己。」並指「我和你之間有著某種難以歸類的關係與無以名狀的情感」。

黃碧雲幾乎是馬上回信的，〈雖然你傷害我，我仍一無所懼〉。到底她說過鍾玲玲什麼？似乎不得而知，但黃在文中提及自己曾經「不喜歡瑣碎」，而又坦承當時「我年輕，我性格飛揚」，似有悔悟。黃多次以「委婉」形容鍾玲玲的文字，「如此深刻如此痛」則有時指鍾，有時自指。黃在文中三度寫「我從不認識你」，但態度卻在重複中轉變，有自承不是、不知者不罪、以至開始認識的親近味道。黃表示無意傷害，同時互相勉勵：「我們面對生命，必須一無所懼。不要奢言傷害，因為對於存在，你別無選擇。」重複中有對立與互融，此亦前所未見的兩位女作家公開信對應。後來兩位作家如何變成好友，此處無法詳述；但生命傷害有時，和解有時，小小的驚險轉折，或者是彌足珍貴的情感教育。

1989年，黃碧雲，28歲。距離她離開香港到西班牙，還有11年。

黃碧雲：〈紀錄事件：佔領天安門〉，《博益月刊》，1989年7月1日

黃碧雲：〈狂熱之後〉，《博益月刊》，1989年8月1日

李國威、張煥聘：〈飄泊的年代——專訪黃碧雲〉，《博益月刊》，1989年8月1日

1989年鍾玲玲與黃碧雲給對方的公開信，豆瓣網，陳進權先生提供

（嗚謝：Aaron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