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再會！山川人》

2018年初深冬入春，《邂逅！山川人》差不到還有兩、三個月就要開幕，策劃整個項目的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藝術推廣辦事處同事收集各協作單位的稿件，準備出版展覽圖鑑。就一般展覽而言，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時間表，不過，策劃《在地藝術》的我們當時大感頭痛──這部分的方向是回應村中的人和事，有機自然地發展；經過了之前幾個月的醞釀，藝術項目剛剛發芽，最終會發展成怎樣呢？我們和參與的藝術家其實都還未知道。

於是，我們在開幕派發的場刊記下了一些出發點，之後，經過春雨綿綿和夏日炎炎，《在地藝術》一直生長。三年後，我們有機會將這些當時未能收錄在場刊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可是，仍然有些頭痛──

川龍小隊成員梁棨豪曾經說過一句讓人反覆思量的話：那時他剛剛完成了人生第一個社區藝術項目，參與的藝術家和街坊都非常投入，過程中發生了無數感人至深小故事。我問他：「做完這個項目，你覺得怎樣？」他這樣說：

很多時候，這些項目都會經歷很多很美好的時刻，

但我們怎樣可以不只停留在自我感覺良好，

好好思考項目究竟做了甚麼？

本書的紀錄部分記下了在川龍的美好時刻，在村中經歷的一切，「嘉惠永銘，情誼永念」。同時，作為策劃團隊，我們怎樣思考項目究竟做了甚麼？

從「邂逅」到「在地」

《邂逅！》系列是藝術推廣辦事處把藝術帶到不同城市空間的嘗試。在《山川人》之前，有在四所由舊建築改建成博物館裏舉行的《邂逅！老房子》。「山川人」是歷史學者朱耀光老師為這個項目起的名字，他說：三個字寫起來筆劃簡約好看，也包涵了「川龍」這個地方的風土人情。《邂逅！山川人》由兩部分組成，在前貫文學校的展覽由藝術推廣辦事處統籌，創不同協作負責的是「入村」的部分。開始討論的時候，藝術推廣辦事處的同事提到「大地藝術祭」。2018年剛好是三年一度的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大家都明白，雖然同樣是在鄉郊舉行的藝術展覽，川龍的脈絡和願景都大有不同。有別於越後妻有等地區，川龍是一條老中青並在、生氣勃勃的村落，它跟荃灣市區只相距二十分鐘的車程，在交通方便的今天，大帽山中的位置讓它遠離煩囂，卻也不至於「偏遠」。透過藝術祭帶動人流到人口老化的鄉郊是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的長期目標，川龍沒有這個需要，同時，一次性的項目本質上也難以帶來甚麼具體的社會性成效。那麼，如果這樣的參照不能類比，把藝術帶到川龍的思路又是甚麼？

初到川龍，我們觀察到顏色鮮豔的窗戶旁貼有親切的圖畫，茶樓早早開市也早早休息，大包信心滿滿地賣完即止，兄弟村鄰里關係緊密，小社區環境整潔，空間和人的比例舒適，溪水澄明，村狗竟然是笑咪咪的⋯⋯這個地方可以「給」的，比需要外來的人「帶進去」的大概還多。然而，村民仍是開放地歡迎一班來歷不明的「藝術家」來到村裏（當然，住在川龍的翟偉良先生幫忙開路是重要的關鍵）。

我們希望這次友善的「邂逅」不只是一場「Hi & Bye」，自1980年代以來，在生活空間／社區活躍的藝術家都很在意這類短期項目，怎樣不會只是「one place after another」。［1］面對樂意與我們握手的村民，我們以「在地」為「入村」部分的大前提。地緣是必要的：如果藝術創作跟當地沒有關聯，幹麼不只留在白館子？此外，當一個生活空間願意打開門戶，空降的藝術實在說不過去。《在地藝術》的願景是把在村中的展覽定位為與「山川人」一起創作的機緣，藝術不是展品，會融入生活，發現、呈現，甚至創造價值。

可是，時間短促，怎樣可以在一個千絲萬縷的地方揣摩到足夠的了解，做到真正「在地」的藝術？如果觀察到一些情況，以藝術觸及時，怎樣兼顧相關人士的情感和實際情況？怎樣才不會將別人的生活變成議題？跟人有關的藝術的探索，怎樣在求真的同時，強調對人的尊重？參與者的投入，會否被吸納成創作者的文化資本？當主導過程的始終不是當地人，意願良好的過客可以怎樣處理自己的角色，就算不能達至對等也公平？

是「for the people」，也是「for people」——讀《不離地藝評》有感

跟一條村的「交往」

2014年，台灣的吳瑪悧老師和香港浸會大學的梁美萍教授辦了一個兩地的「社會參與式藝術」展覽及研討，搜尋了三十多個台灣和香港的案例，整個計劃的名稱是《與社會交往的藝術》。在計劃結集中，瑪悧老師解釋說相對於「社會參與式藝術」、「社區藝術」、「社群藝術」等辭彙，「交往」的涵蓋面更廣。［2］我喜歡「交往」這個概念，因為它包含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應許。

「邂逅」之後，「山川人」好客地奉上溫熱的茶給作客的我們──然後，我們真誠地「交往」。

彼此建立關係是《在地藝術》的基礎。川龍小隊的詹昫嵐是「親善大使」，其實怕狗的她在村中四處認識村民，包括山路上的「惡犬」包包和側側；參與藝術家的起點也是與村民互動──李香蘭（Rainbow）跟村民逐一攀談、葉啟俊（俊俊）嘗試在村中露營、陳思光（Ray）跟村民借了所房子在村中小住（雖然最後因為天氣太冷真的住不下來）⋯⋯過程中村民也同樣主動：村長打開一道又一道的門、在村公所麻雀耍樂的長輩總是叫我們有甚麼需要就自便、彩龍茶樓的大鼻哥和綠美果汁店的May姐提供了大大小小的支援、數之不盡的村民在參與活動期間跟我們分享生活細碎⋯⋯這些都不是被「營造」出來。人與人願意花時間真誠地相處，自自然然地成為整個《在地藝術》的基調。

李香蘭完成了人氣十足的《川龍百態地圖》，也給了觀眾一張留白的地圖，請大家記下自己在川龍的足跡。

因為有模有樣的關顧，藝術家在創作中處理的不單只是抽象議題，而是有呼吸、有溫度的人事。例如《山旮旯OK》以客家話切入身份認同和承傳等命題，但同時也是俊俊與時任村長輝哥、國威司理一起回想童年、讓大家見識到Elsa逗趣一面、喚起達叔的創作魂、由爸爸教曉Aiden和Khloey用客家話數「123321」、令本來覺得客家話「老土」的Adi灌錄了〈極速阿婆太〉的真實過程。「作品」可以說是一種力量，由所有參與的人一起，重新關注消失中的語言和箇中內涵，在笑聲中彼此認識。

「關係美學」的思辯

1990年代，法國策展人／評論家Nicolas Bourriaud以「關係美學」形容在歡愉／歡宴（convivial）場景中，促成「關係」（或者人與人的互動）的藝術。Bourriaud認為，在資本疏離的世代，這些不限於傳統形式、過程為本的創作，填補了「社會的縫隙」（social interstice）。［3］藝術史學者／評論家Claire Bishop質疑這種愉悅的歡宴，指表面的和諧隱藏了根深蒂固的衝突，有違藝術須持批判性的原則， 亦失焦地把倫理放於美學之前。［4］Bishop的評論觸發了之後數年的大辯論，持不同觀點的包括社會參與式藝術期刊《FIELD》的主編Grant Kester，他認為：說藝術得以美學為先，其實是在捍衛菁英價值；眾樂樂的互動，也可以是很積極的促變途徑。［5］

「歡愉／歡宴」只是conviviality片面的翻譯，如果理解這個字為con-viviality－－「當生命走在一起」，或者對「關係美學」的思考可以超越二元對立。當生命走在一起、當藝術跟這些走在一起的生命走在一起，所謂的「美學」、「批判性」跟「倫理」其實是一籃子的事情。跟「山川人」的交往笑聲滿載，我們也一直注意，與笑聲同在的種種情況。在川龍時間久了，我們發現年青一代對村中生活的投入，遠不及長輩及村長的中生代，不少村民已互不相識。在十年、二十年後，村落人情還會否如今天一般親厚？大伙兒在山野遊玩的時光已成過去，親近自然的鄉郊生活形態，會否被冷氣房間中的虛擬空間取代？作為過客，我們關心但小心翼翼－－把問題攪動之後，真實的狀況由誰來處理？

雖然沒有說在口裏，Ray的《新新相續》與黎慧儀（Monti）和田邊藝術研社的《苧麻公園》其實觸及這些情況。Ray曾經想過跟村民一起造一些和川龍有關的陶器，由還住在村內的居民送給已遷離的親人，用泥土黏起結連。項目發展起來，成了用川龍泥倒模而成的「川龍杯」，送贈的部分沒有強求，但當檬伯說他把杯子收了在保險箱，待孫女、朋友到訪時拿出來給他們看，沒有刻意做的事情也自然地發生了。

像在茶沒了的杯子邊輕輕一敲，短暫駐留的藝術家禮貌地提出問題，提供一些想像方向，不強加自我觀點與意願，待想把杯子注滿的主人慢慢燒水倒茶。《苧麻公園》以種植客家植物復刻傳統生活智慧，同時也為除村公所外沒有甚麼公共空間的川龍開闢出聚腳點。公園的藍本，來自住在毗鄰的小村民一一。項目完結之後，借來的土地要歸還，苧麻送給村民，公園再不復在。訪談中，一一的哥哥Bosco說想種一棵樹，讓大家一起在樹下乘涼。差不多一年後，他們的媽媽爸爸開始了在家中園子種咖啡。

「啲藝術家嚟做藝術」

村長曾問我們有沒有興趣一起向地政申請重開村校，一半用作村民活動空間，一半繼續「做藝術」。我們受寵若驚，延續性是此類項目的最大挑戰，在地扎根是長遠的承擔。這需要當地的同行，也需要很多不同的其他條件。在有能力許下重諾之前，我們把村長的邀請記在心中。

如果真的有機會回到川龍「做藝術」，不知村長和村民的期盼會是甚麼呢？說起來，起初他們都說：「有啲藝術家會嚟，畫吓壁畫嗰啲囉。」我們用了很多方法跟大家解釋其實我們不是去畫壁畫。最後，大家沒再說我們畫壁畫，只是說「啲藝術家嚟做藝術」，詳盡點時，會說「用啲泥整杯」、「唱卡啦OK，『阿婆賣咸菜』，哈哈」⋯⋯

《在地藝術》的作品，大都是完全融入村內生活環境的。它們沒有「我是藝術品」的姿態，由素人共創的K歌、杯子、家具等等，稱不上也犯不着精雕細琢。當藝術脫離了既定的媒介及美學準則，我們怎樣考量它的藝術性？台灣學者龔卓軍在研究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時，引用了日本歷史學家鶴見俊輔「限界藝術」的概念，切入「藝術」與「非藝術」之間的分野：在高雅藝術和流行藝術以外，「限界藝術」存在於生活的邊界。［6］「限界」是一個有趣的概念：當它不是一道牆，而是可以進出的閾，潛台詞就是兩邊空間相互拓展的可能性。

「做藝術」的我們，又怎樣定位自己的工作？如果藝術創作的本質是審美和價值判斷、對合適形式的尋找、美學的實踐，在《邂逅！山川人──在地藝術》跟川龍說「再會」的一夜，回轉的颱風突然遠走，我們以感激、離愁與盼望點亮了三百把轉着「Hi! Hill」的LED小風扇，用紙巾盒改裝的環保乳豬奉上。村民笑不攏嘴地拍照，一邊燒烤、一邊參與台上的「歡樂！滿川龍」。最後，在村民分享的川龍生活照圖輯後，項目紀錄短片以村民對川龍的寄語作結。這時候，輝哥捧出一大盤熱辣辣的咖哩魚蛋⋯⋯人聲喧鬧，一切盡在不言中。

「再會」是認真的承諾。《邂逅！山川人》完了之後不久，輝哥榮升外公，邀請我們上去吃黃酒雞；阿嵐閒時會跟家人到川龍飲茶；村民成了Rainbow的「粉絲」，途長路遠去看她的展覽；Ray獲邀在別的場合再造泥杯，請來村民一起參與，「大帽山杯」登陸市區；俊俊申請了新的資助，回到村裏繼續創作新曲加精選；落戶的狗狗雕塑有些「甩毛」，李淑雅（Agnes）買來青苔，幫狗狗添上青綠；鍾惠恩（阿恩）和吳家俊（阿喜）問：「我們還剩了一些『山水龍頭栓』，可以再問問有沒有村民想更換嗎？」⋯⋯

自我感覺良好以外

我們在川龍的回憶很美好。在村民熱情關顧底下，總覺事事順利。多次訪談中，有記者／研究員問：「這個計劃遇到甚麼困難？」我們每次的答案都是：「Mmm⋯⋯很慶幸⋯⋯我們好像想不到。」因為這次出版，我們有機會再跟視點不同的朋友回顧。楊秀卓老師提出了幾點項目的局限：半年的準備，未能讓外來者全面掌握村內脈搏；投入的村民算不上村中大多數；儘管作品零星地儲於私人空間，卻很遺憾未能繼續作公眾展示。這些問題，有一部分的主導權超越了項目可以處理的範圍，但當能運用到公共資源的項目，一個又一個地出現時，或者我們真的應該給自己更嚴厲的要求，在自我感覺良好以外，再進一步實踐以地緣為本的藝術項目的在地意義。

在2020年的夏天再次回到川龍，村民親厚依舊，我們收到了一個冬瓜、一袋荔枝、很多蕉和幾瓶健康飲品，強村長請我們吃甜筒，高興地告之：未來五年，川龍會跟另一個藝術組織合作，繼續與藝術結緣，在城鄉交流中營造村落。我們祝願藝術的種籽在這片土地上生長成蔭，也帶着邂逅的記憶和學習，走下一段旅程。

村民來哥和實習生Mandy替村中山水喉換上鍾惠恩和吳家俊創作的《山水龍頭栓》，這些小小龍頭栓不奪目，今天仍在村中守着山川流動。

註：

［1］Miwon Kwon, One Place After Another: Notes on Site-specifi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2002).
［2］吳瑪悧（編），《與社會交往的藝術：香港台灣交流展》，（台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視覺藝術協會，2015）。 Wu Mali (ed), Art as Social Interaction: Hong Kong Taiwan Exchange, (Taipei: Association of the Visual Arts in Taiwan, 2015).
［3］Nicolas Bourriaud, Relational Aesthetics, (Paris: Les Presses Du Reel, 1998).
［4］Claire Bishop, “Antagonism and Relational Aesthetics,” October, Issue 111, Fall 2004: 57-79.
［5］Grant Kester, Conversation Pieces: Community and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Ar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6］龔卓軍，〈限界藝術——大地藝術祭與藝術的當代性〉，《藝術家》雜誌，第485期，2015年10月。Gong Jow-jiun, “Marginal Art: Land Art Festival and Art’s Contemporaneity,” Artist Magazine, Issue 485, October 2015. 轉載於 Reposted at http://gongjowjiun.blogspot.com/2015/10/blog-post_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