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界:香港研究及其不滿」研討會由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香港研究小組主辦,在2022年3月26-27日(星期六、日),從文學、文化研究、人類學、政治學等不同角度,探討反修例運動後香港研究面對的困境。
新界一直是香港研究的其中一個重要討論議題,從早期的新市鎮開發,到現在的東北發展爭議和大珠三角規劃,皆成就一場延燒數十載的「新界熱」。因此,研討會特設「新界研究及其後」圓桌論壇,由容邵武(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擔當主持人,邀來鄭肇祺(國立台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劉海龍(土地正義聯盟前執行委員)和黃山(史丹福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參與會談,從個人經驗到研究方向,分享自身和新界之間的關係。
鄭肇祺關注的是新界人的「不滿」。鄭肇祺從2007年開始以新界為學術研究主題,早期關注農業,後來亦開始研究宗族文化傳承。他認為新界人的不滿可以分為五個範疇:生活、發展、土地、歧視和性別。
生活方面,新界的工作機會少,新界人難以維持生計;發展方面,新界的新市鎮發展令人口密度增加,但交通始終不便;土地方面,新界原居民對土地分配時有微言,而新住民又對丁權和丁地的配置感到不公,彷彿形成了新界新市鎮內的「城鄉對立」;歧視方面,新界人時常感到城市人對自己的歧視;性別方面,則是關於原居民內部於對男女權益不平等的分歧,以及外界對於新住民女性的刻板印象。
那如何面對這些不滿呢?鄭肇祺舉出了幾個常見的可能性,例如節日慶典和儀式,如中元法會和太平清醮,長久以來一直是凝聚新界人的一項傳祭典;也有針對土地本身的社會運動和政治參與。他指出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現在原居民常常用反諷或自嘲的方式來面對歧視:「我土氣,但我有錢」。性別上,新界內也有自發組成的性別組織,為女性賦權。
最後鄭肇祺展望新界研究的未來,認為有兩個關鍵值得思考:一是分類上的問題,「香港」和「新界」之間的邊界在哪裡?二是目前政治狀況的局限,令學術研究多了制肘,有什麼是可以繼續明言討論,什麼不可以,這是令人困惑的。
和鄭肇祺不同,劉海龍自嘲是一個「沒甚麼不滿的新界人」。他從自己的生活經驗開始說起──成長於元朗十八鄉,小時就讀鄉村小學,和同學一起慶祝天后誕;父親在改革開放後到中國做生意,後來父母離異,他和母親搬到天水圍公屋,「景色和豪宅一樣,看到濕地公園、紅樹林和蛇口」。童年時期受惠於鄉郊的傳統文化、中港融合和新市鎮發展,一直到投身土地運動,他才發現新界暗藏種種不公,例如東北發展、棕地閒置問題等。
劉海龍提倡城鄉共生,認為城市應該保有一定的食物自給率(self-sufficiency),香港必須保留一定的農耕土地,亦希望喚醒香港人對本地農業和新界發展的關注。他批抨,政府在討論自足率時,只把指標放在蔬菜的重量上,這是中產主義的表現,只著重產量,而忽視了農業其他方面的貢獻。
隨著時間流轉,過去以中國輸入為主流的農作物市場迎來了全新的改變。反修例運動後,民間形成黃色經濟圈,有人發起罷買中國蔬菜,隨取代之就是支持本土農作物,同時台灣或其他東南亞地區的作物市場亦急速冒起。同時,在新冠肺炎爆發之後,中港兩地的運輸鏈遇上阻礙,中國蔬菜無法供應到香港市場,也引起了大眾對於本土食物自給率的討論。
黃山在2016年才開始接觸新界研究,那時他第一次認識香港的鄉村和農業,並自此著迷於新界。他的研究主要關注兩個面向,一是土地社會運動如何發生,二是民間團體如何實踐城市生活的願景;2018年到2019年間,他到新界不同地方進行了田野調查。
黃山認為香港的城市運動出現了一種鄉村轉向。早期香港的土地運動關注的是以城市空間規劃為主,例如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保育運動,利東街舊區重建,西九龍文化區建設等,但現時卻慢慢關心起了新界和鄉村,如新界東北、橫州公屋發展爭議等。共同的是,在一系列運動中,始終瀰漫著一種不滿情緒:一是對於生活環境快速消失,甚至被取代的恐懼;二是社區規劃沒有按照承諾或民意需求來進行;三是對中環價值、中產主義的批評。
之所以轉向鄉村,黃山認為菜園村是關鍵,但並不是從菜園村突然開始,而是有著一段漫長時間的鋪墊過程。較主要的是皇后碼頭保育運動。相比於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並非市民日常的活動範圍,較難進入公眾視野,它似乎熟悉,但其實人們對它並不了解;因此運動期間的佔領,其實為該地方「活化」出了新的社會價值。這個模式沿用到了後來的菜園村運動裡,來自城市的運動者其實未必認識鄉村,卻在運動之中逐步認識鄉村,甚至為地方建構了新的意義。
三位與談人發言後,主持人容邵武簡單作出了回應。針對這場圓桌論壇的主題:「新界研究及其後」,他認為重點在其後──未來的香港研究會如何看待新界?在日漸被國家轉化的新香港,「新界」還有保留的意義嗎?新界研究作為歷史研究固然沒有問題,但如三位與談人所談到從農業、城鄉等角度出發研究,將新界視為一個特定範疇來進行論述,「新界」的獨特性又何去何從?這是新界研究學者需要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