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音樂本身的純粹：《Tár》

距離前作 16 年，Todd Field 交出《Tár》，是為 Cate Blanchett 的個人秀，為她帶來金球獎影后殊榮，看她飾演的天才指揮家如何呼風喚雨，享盡才華帶給她的奢華生活和崇高地位，後來因為 #metoo 指控，一夜間被推下神壇。

被稱呼為大師（maestro）的女主角 Lydia Tár，是世界著名音樂家，柏林愛樂樂團史上首個女性指揮家，更是 EGOT（艾美獎、葛林美獎、奧斯卡獎和托尼獎）大滿貫獲得者。開場的《紐約客》媒體採訪，展示了她在音樂界殿堂的地位。她正在出版個人自傳，完成難度最高的《馬勒第五交響曲》後，便會正式封神，創造另一個事業高峰。

電影成功塑造出 Tár ，一個有缺陷但引人入勝的角色。她為人自戀、有野心、操控欲強、戀棧權力。在某一個節骨眼，妻子Sharon 形容 Tár 所有的關係，除了她們的女兒，都是一場交易。Tár 對待年輕女性的方法，往往是經歷誘惑、服從到拋棄三個階段。她從軌道上的每個人身上提取她想要的東西，譬如她忠心不二的助手 Francesca，也例如新歡年輕大提琴手 Olga，甚至是短暫傾談過的女生，都被她一一利用過。她無法控制自己內心的掌控欲，一有了欣賞的女孩，彷彿如狩獵一般，巧妙的使用自己的權力一步步將獵物拉到自己的身邊。在電影一個鏡頭，女兒用玩具擺出了一排排演奏者，彷彿直接映射出了 Tár 站在指揮台時的樣子。正如她將樂團日漸衰老的首席 Sebastian 撤換，樂團招聘新的大提琴手，參加徵選的樂手必須站在帷幕後方，她在洗手間認得 Olga 的鞋子，給年輕美麗的她打上高分。她對樂團人事的掌控就像擺弄玩具一樣，她就是指揮一切的救世主，擁有絕對的權力，並沒有民主可言。

作為一個公開出櫃且在音樂界享負盛名的指揮家，Tár 一直是學生的榜樣、媒體的寵兒，直至 神秘女子 Krista 的回歸，令 Tár 原本順遂的生活掀起波瀾。雖然角色沒有直接亮相，觀眾可以從電郵及短訊裡看出她的底蘊。Krista 就是上一個 Olga，跟 Tár 發展出超越一般工作關係﹐有交易性質的曖昧關係，後來大概因太纏人而被 Tár 拋棄。Tár 甚至電郵各大交響樂團將其封殺，指出她有不尋常的舉動需要介入，亦有可能對樂團帶來危險，引致 Krista 走投無路決定自殺。消息傳出後，大批年輕男女線上線下為 Krista 呼冤，甚至到 Tár 出席的場合示威，要求追究她的責任。

電影忠實展現「取消文化」甚囂塵上的文化環境。Tár 給學生上課，男學生說他無法欣賞巴哈，理由是他作為黑人、原住民和泛性別者（BIPOC pangender person），無法接受白人巴哈的厭女世界觀，因為巴哈生了 20 個孩子，當時 Tár 拋出一句「我是中產階級女同志」（U-Haul lesbian），意在呼應學生的少數族裔、泛性別者身份。Tár 指出政治正確不應綁架藝術：「異類身份的迷戀，會讓你變成一個無聊又循規蹈矩的人，讓自己的認知和審美受限於政治立場，生育觀、信仰和性取向製造出的藩籬，那你的才能也會被某一類人否定。」然而學生聽不進耳內，憤而離場，課堂上的一幕也被人惡意剪輯，發到網上傳開去，給她貼上了種族歧視、厭女的標籤，成為政治不正確的罪證。可是想把藝術與私人領域分割的出發點有誤嗎？我們應怎樣評價私德敗壞的藝術家？難道要人人喊打？

傑出藝術家可享有倫理免死金牌嗎？——從《Tár》和取消文化議題談起

Tár 最重要的一層社會身份，不是性小眾，也不是女性，而是金字塔尖的特權人士，屬於 1%的社會精英。Tár 以 男性的 maestro 並非女性的 maestra 自居，平素以中性打扮西裝視人，流露出一陣陽剛氣質（masculinity），恐嚇霸凌女兒的同學時亦以父親之名告狀，當有憤怒時會用拳擊洩忿。即使身為生理女性，她跟典型的「老白男」並沒有兩樣，同樣賺取從上而下的父權紅利，也讓位處下游的女性攀附，從她身上索取利益，作為一種等價交換。多年後，她去東南亞按摩店，無數按摩技師跪坐著，穿上號碼牌供她選擇。先前的自己也正像這樣，在一個容易獲得獵物的圈子裡進行捕捉，這種異樣的感覺令她嘔吐。

在電影的結尾，Tár 失魂落魄地回到兒時的家，衣櫥裡滿是音樂錄像帶，她戴上年少時獲的小獎牌，熱淚盈眶的看著電視裡自己崇拜的指揮家 Leonard Bernstein 做演講，講述著音樂的含義與奇妙之處，這是她在電影中唯一表現出脆弱的一刻。後來，她回到熟悉的台上，在東南亞一個小型樂團任指揮，指揮著遊戲 Monster Hunter 的配樂，仍然保持著同樣的熱情。究竟藝術應否與個人品德掛鉤，這是電影交出的問題。Tár 不是個「好人」，但她是個好的音樂家，這是無容置疑的。在被「取消」過後，撇開一切爭端，回歸音樂本身的純粹，尋回「最接近神性」的聲音，可能就是電影給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