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出藝術家可享有倫理免死金牌嗎？——從《Tár》和取消文化議題談起
今屆奧斯卡金像獎「慘食白果」的熱門電影《Tár》，除了因為女主角姬蒂白蘭芝（Cate Blanchett）的精湛演技惹人談論，其表達的主題也令觀眾和評論人一再側目。
電影裡的主角Lydia Tár是一個「才華橫溢」的作曲指揮家。片初她好像擁有了俗情世間嘉許和追求的一切——名聲、財富、家庭、事業、愛情、朋友；然而，隨著關於她「逼死」前女友的醜聞四播，連環引爆她之前不當行為的後果，終至一沉百踩，最後「淪落」至到相對偏遠地區為角色扮演音樂會擔任指揮。
從神壇被趕下來的故事本身未必好看（在主流電影市場，成功故事始終較受歡迎），姬蒂白蘭芝固然令電影無論如何都變得可觀（也就是說，無論電影拍成怎樣，單單看她便值回票價），導演托迪菲爾德（Todd Field）把主角設定為白人女同性戀者，有效突顯藝術家和文化人過往每每忽視，今天卻因為「政治正確」運動而倉惶面對，部分更出現恐慌式反彈的權力問題，令我們都不得不肅然面對，思考箇中引發的各種問題，亦直接增加了影片的認受程度。
電影引發的其中一個重大當世議題，就是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Tár》在美國公映之初，便有論者指責它有「反女性」之嫌。這種指控當然十分膚淺，幾乎不值一駁。姬蒂白蘭芝公開回應時便提到，權力是無分性別的（power is genderless），Lydia Tár雖然是一個生物學界定的女性，但從文化形構和身份認同的角度，觀其言行舉止，以至思想模式，都表現得百分百雄性（masculine），所以，與其說權力無分性別，（濫用）權力問題可以發生在男人身上，同樣可以發生在女人身上，不如說，電影沒有打破性別研究的主流觀念，致力暴露一個雄性思維者（即使她是一個女人）如何被自身的嗜權慾驅上末路。片末她在提供性服務的按摩院「揀蟀」時，突然遭映照出她過去所作所為原來如此不堪，直接令她即時嘔吐，狼狽不已，乃把她的末路從客觀、世俗的事業失敗、聲名狼藉提升到主觀、精神層面的疚歉與自厭。雄性無法實現自我是對「他」的第一重打擊，無法自我肯定則是第二重，也是更深刻的打擊。
故此，《Tár》非但沒有「反女性」、政治不正確，相反，它勿寧是太政治正確了，父權和雄性文化批判始終是影片的核心母題，並且因為將批判對象設定為一位生物學上的女性，增加了批判的層次。例如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情節上Lydia Tár固然通過她的父權言行傷害了她身邊的弱勢者，但她本人何嘗不可以視為父權的受害人？第三波女性主義（波段區分依據姬絲杜蒂娃Julia Kristeva）和性別研究早已敦促我們關注男性在父權文化中的受害位置，但由於始終是男人，他們蒙受的傷害不太容易被看見（包括他們自己也不以為然），換成一個女人，一個「有陽具」的女人，情形便立即變得清晰了。
《Tár》沒有如指責它「反女性」的批評者那樣認定過於保守，但也沒有太過走出性別研究的定見。影片中前段故作搖擺，令我們一度產生它可能在鼓勵觀眾認同女主角的錯覺，但隨著故事走向尾聲，我們幾乎可以清楚讀出編導傳達的訊息——做藝術家之前，首先得好好做人；即使你多有魅力，你多有才華，像Lydia Tár那樣，仍得背負自己「惡行」的後果，接受公義彰顯後各種有形（失去名利地位）無形（被人看不起、嘲笑、攻擊以至自我否定）的懲罰。
法理和道德上Lydia Tár有缺失相信沒有人會異議。但去到生活倫理層面，即道德的應用層面，我們是否接受大家因她的失德行為，部分以至全面抹殺其人格，甚至進而不再正視、取消其藝術成就，就構成了邏輯和倫理思考的滑坡問題。
傑出藝術家可享有免死金牌（license to kill）嗎？托迪菲爾德告訴觀眾，不可！但問題隨即來了，歷史上很多偉大的藝術家、文化人、哲學家、作家，私德上都異常敗壞。難道像羅丹、畢加索、希治閣這類天才都要被趕下神壇了嗎？盧梭還好，他自己先懺悔了，誠實認錯或者可以加同情分，但無數的其他人呢？他們的作品該否被重估價值，以至須在他們還未好好做人的基礎上抵受正義群眾的審訊？
由「政治正確」、「MeToo」運動引發形構的取消文化，是近年令不少歐美藝術、文化工作者大感頭疼的現象。眾所周知，藝術界、文化界、影壇、樂壇這些界別，以往一直有著濃厚的父權傳統，由上而下的工作方式、天才的崇拜、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說法、不顧倫理道德以成就藝術水平的觀念，為人擁抱實踐多時，假使動輙講平等、平權、絕對尊重、鋤強扶弱，那麼，傳統標準界定下的藝術水平自然下降，而以傳統方式創作、製作的從業員，也會動輒得咎，無法好好工作下去。
事實上，取消文化也確然有過猶不及的發展趨勢。JK羅琳被取消《哈利波特》作者身份的事件，可謂其中最極端的範例。香港較早前因《給十九歲的我》引發的紀錄片風波，導演張婉婷飽受過份的人身攻擊，以至一生藝術成就幾被全盤否定，也令不少人望之心寒。
於是出現了強烈的文化反彈。去年開始美國各地掀起的右翼政策回朝，由佛羅里達州立法禁止幼稚園使用討論多元性別議題的教材，到迪士尼樂園中性洗手間爭議，再到最高法院推翻女子墮胎權利聯邦法，你說是逆向取消也可以。
本來性別、種族或年齡歧視的確是不對的，但當指責及平權運動用力太猛時，就出現逆向歧視的反指控。同樣，取消文化大行其道之後，便自然激化出逆向取消。
美學上，我們一直有天才首出抑或受眾首出的歧異。天才首出的美學以天才藝術家生產「美」，「美」當然是由他們界定，因而他們自然擁有這方面的無上權威；受眾首出的美學則強調美學判斷由鑒賞者提供，所以「美」該由審美判斷保證。大家都講究品味和想像力（尼采和佛洛伊德之後則加上無意識），但天才美學還多出了創意或創造力的尊崇，所以一直在理念上主導著藝術文化界的意識形態。
一但考慮到天才問題，便來到那殘酷的事實認證——人人都可以（嘗試）做藝術家，但不是人人都是好的藝術家。創作的確有天份之分，賢愚之別。為了平權，我們必須接受平庸，以至有意無意混漫評鑒標準，弄得模糊難辨。當美醜高低不再能輕易判別，藝術評論便順理成章成為「畀面派對」或赤裸的權力遊戲。
取消了美，取消了相對客觀的創作和審美標準，我們就可用倫理、政治以至宗教的標準來肆意肢解藝術。講政治正確就是將藝術倫理化，進一步政治化的舉措。有人甚至認為在波笛爾（Pierre Bourdieu，以象徵權力場為文化藝術操作定性定位）和洪席耶（Jacques Ranciere，以感知分配理解藝術操作）之後，藝術領域可以整個被取消的了。
以上的情況，相信不會有太多人意願其發生吧。
也許，當我們察覺問題其中一個核心正在天才這觀念時，則志切思考一下，天才是否必然是父權文化的產品？天才及其傑作的誕生，與公義理想可如何相容，大抵會助我們走出一條中庸之道。而更根本的問題，也是第三波女性主義者一早意識到的：父權文化是否真的萬惡不赦，非徹底打倒、消滅不可？當今天大多數人嘗試努力論證，傑出藝術家從來就不一定要是天才，從來就不一定要依賴父權模式，我們有沒有智慧和勇氣去反過來問：即使傑出藝術家就是天才，就是父權，其實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父權的問題也許從來不在它本身，而是欠缺適當的制約和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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