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ár》：一部關於權力腐敗的黑色喜劇

闊別16年，美國導演Todd Field為《Tár》（2022）重拾導筒。《Tár》是導演的第3部劇情長片，「他上一次拍電影時，George Bush還是總統，當時還沒有iPhone」（Paul Thomas Anderson，2023）。這部電影表面上像奧斯卡評審鍾愛的傳記電影，實際上主角是一個虛構人物。故事旨在回應現今社會所關注的權力濫用文化，以及它衍生的不實指控問題。

Lydia Tár（Cate Blanchett）既是影片焦點，也是故事裡柏林愛樂樂團的中心人物。她是享負盛名的作曲家兼指揮家以及EGOT（電視界的艾美、音樂界的格林美、電影界的奧斯卡、劇場界的東尼4個獎項合稱，現實中有18位得主）大滿貫得主之一，自稱「U-Haul女同性戀者」（U-Haul是一家美國公司，提供移動卡車、拖車、自助倉儲租賃服務，該詞可謂對女同性戀關係的刻板印象，意指女同志傾向於短時間相處後同居），寫了一部標題存在造神意味的回憶錄，諷刺的是影片講述她是如何跌落神壇：從《Tár on Tár》（音樂大師）到「Rat on Rat」（過街老鼠）。

影片令我想起奧地利導演Michael Haneke執導的兩部傑作：《鋼琴教師》（The Piano Teacher，2001）、《偷拍》（Caché，2005），而事實上導演坦言被Haneke啟發，並且請來對方御用的剪接師Monika Willi合作，這些作品在形式和內容存在共通之處。Lydia像《鋼琴教師》的女主角墮入慾望陷阱，跟職場的後輩展開不道德的情慾關係，亦像《偷拍》的男主角飽受一些謎團困擾，這些謎團沒有答案，但都存在後設色彩（始作俑者或是鏡頭後的導演），並且指向主角不願意回首的一段往事。舉個例子，究竟是誰在茱莉亞音樂學院的大師班拿出電話，秘密拍下Lydia跟一名BIPOC（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種簡稱）、泛性別學生Max（Zethphan Smith-Gneist）交鋒的過程，然後剪輯成斷章取義、令Lydia遭受網絡公審的短片？論茱莉亞音樂學院的大師班，觀眾見到主角對Max所說的話和做的事相當挑釁，但冒犯程度不至於短片所暗示的那樣，一直作為加害者的Lydia在這個語境實乃不實指控的受害者。為了強調短片多麼斷章取義，導演採用一氣呵成的長鏡頭：儘管主角專橫獨斷，她在試圖說服對方不要基於個人身份認同否定Bach的音樂；她把自我膨脹個性表露無遺，本身要表達的卻是指揮家須放下其自我和身份。導演避免膚淺判斷，並且揭示身份政治、「取消文化」這些議題的複雜性與危險性，加害者被懲罰是毋須同情的，然而社交媒體容易令人作出輕率或錯誤的指控。

回歸音樂本身的純粹：《Tár》

【劇透注意】

大部分荷里活電影傾向明確地傳遞影片的信息，Todd Field倒是傾向隱藏戲劇細節，被揭示的戲劇細節往往是曖昧不明的，文本具相當廣闊的詮釋空間。影片長度達158分鐘，觀眾卻逐漸地覺得主角仿如一座冰山，導演所展示的只是冰山一角，不過這些戲劇設計足令觀眾咀嚼以及消化一番。影片高明之處在於它在許多方面不是表面看起來的樣子：表面上是關於藝術，實際上是關於權力；乍看非常嚴肅，內核卻是一部黑色喜劇，主角不是女權主義者甚或女性的模範，性格存在不少缺陷，就連Lydia Tár亦非她真實的名字。這部電影驚喜不斷，結局既幽默又開放，主角赴東南亞指揮電子遊戲音樂演奏，對於音樂大師而言既是懲罰（一直崇尚古典音樂，按道理看不起電子遊戲音樂）又是機遇（在東南亞重新發展是公關團隊的主意，但仍持守專業和認真的態度）。

對於部分觀眾質疑為何導演要把主角設定為女同性戀者，甚或批評東南亞部分帶殖民主義色彩，個人認為這些觀點不無道理，但亦覺得這些具爭議的設計在文本上是成立的。權力運作跟性別、種族與階級密不可分，同時我們無法排除一些弱勢背景的人成功進入建制之後亦會腐化的可能性，影片呈現制度較平等的場域並不代表導演否定現實存在結構性的權力問題，反之導演也許展示權力結構的曖昧性。柏林愛樂樂團為了選拔公正設置屏障，然而在洗手間（同性場域）遇見年輕貌美的大提琴手Olga Metkina（Sophie Kauer）的主角在評選時還是透過縫隙（制度漏洞）中的腳步認出對方，後來從Lydia身上得到好處的Olga亦不完全是受害者，反映兩點：即使我們真的身處制度較平等的場域，完善的社會制度不敵普世的人類慾望；除了在上位者濫用權力之外，在下位者利用制度問題上位這個現象同樣存在。從英語影視產業的角度析論，《Tár》的戲劇設定容許導演創造具瑕疵的女性角色，挑戰荷里活的刻板女性形象，呼風喚雨、狂妄自負的角色不是男性演員的專利。

我從網絡資訊知悉導演的原意是在菲律賓拍攝，當地防疫政策逼使劇組移師泰國拍攝，不過導演試圖保留菲律賓的戲劇設定，效果卻像幾個東南亞國家湊合而成的模糊形象。這個做法實屬不妥，像一些影評人所言令東南亞國家淪為沒有主體性的他者，但我理解為何導演不直接設定為泰國，誠然多年來跟美國關係微妙的菲律賓比起泰國更加適合美國人「墮落」的語境。導演如此執意加入菲律賓的文化「成份」／導演寧願塑造一個西方語境的東南亞，令我覺得導演意在透過殖民主義語境暴露權力的階級性：Lydia在某場意識這點，故忍不住嘔吐大作。主角在東南亞受到盛情款待，工作上卻為了服務流行文化／消費產品喪失昔日的主體性：主角指揮期間需要戴上耳機；台上出現電子遊戲投影畫面；管弦樂團由一群青少年組成（並非殿堂級演奏家）；鏡頭焦點從指揮轉移到觀眾（他們都是為了電子遊戲出席該音樂會）。

Cate Blanchett演出爐火純青，指揮管弦樂團、使用德語溝通、恐嚇孩子、「打低男人」（無論字面上還是比喻上）對她來說似乎都是簡單任務，無論公開場合中的失控抑或私密空間中的崩潰，觀眾可以同時見到主角既可憐又可恨的雙面性。導演善用中景或中遠景鏡頭的負空間，2.39：1的畫幅比例突出主角的權威和自信，音響設計匠心獨運（權力和聲音都無法看見、無處不在），連同Blanchett細緻的肢體語言準確呈現主角的恐音症和不安感。不過Nina Hoss只有21分鐘的配角演出更加令人驚艷，飾演Sharon Goodnow（Lydia的妻子、樂團首席）的她只需一個眼神就能傳達其角色的內心想法，此角色的特點在於她一直對Lydia的惡行保持沉默，但實際上其財富和權勢比Lydia更加雄厚（影片透過後段一場對話交代是她教Lydia如何攀到權力頂峰）。舉個例子，Sharon意識到Lydia想舉辦伴奏曲的大提琴手「甄選」意在為Olga提供差別待遇，整場戲都一言不發，不過觀眾可以通過Hoss的眼神變化看出角色的懷疑和不滿。

在中文裡，無論「他」還是「她」都一樣讀作「ta」。如果我們真的相信個體不被標籤定義，應該當心權力腐敗可以發生在不同的生理／社會性別以及性向，只是我們一直活在由男性主導的／父權社會，濫權的往往是男性。試想影片的主角是一個男人，也許故事就沒有這麼有趣了，但這正是因為我們已經對於男性濫權司空見慣，視為正常。作為一部講女同性戀掌權者被「取消」的黑色喜劇，《Tár》提供了不無爭議但富洞察力的進階思辯空間。

導演：Todd Field
主演：Cate Blanchett、Noémie Merlant、Nina Hoss、Sophie Kauer、Julian Glover、Allan Corduner、Mark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