闊別16年，美國導演Todd Field為《Tár》重拾導筒。劉建均認為故事旨在回應現今社會所關注的權力濫用文化，以及它衍生的不實指控問題。作為一部講女同性戀掌權者被「取消」的黑色喜劇，《Tár》提供了不無爭議但富洞察力的進階思辯空間。

電影《Drive My Car》上映以來受到熱議，劉建均提到，村上春樹原著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本來就存在借題發揮意味，因為靈感正是樂隊The Beatles同名歌曲，濱口龍介深諳文學、電影實屬不同創作媒介，「走出自己的路」倒是體現對村上的敬意，而淡化性別觀念、強調心靈交流，更成功透過改編作品體現了濱口龍介自身的作者性。

早前劉建均發表的《浪跡天地》影評，惹來另一位影評人陳廣隆先生迅速撰文回應，劉建均透過這篇文章，再加以闡述個人觀點，以作更進一步的回應，同時相信自己的評論沒有感性壓過理性，也認為《浪跡天地》尚有大量的空間可作討論。

近讀劉建均早前對《浪跡天地》的評論，陳廣隆認為它是相關影評中，寫得甚為出色的一篇，有些論點更值得仔細討論，並對此作出幾點回應。當我們回憶觀影歷程時，如何明確分辨自己到底在甚麼時候生出怎樣的情感並得出怎樣的結論，陳廣隆借這篇文章嘗試分析。

橫掃獎項的《浪跡天地》，其紀實文學改編、明星主導項目等背景，令人反思評論準則，但虛實夾雜形式在這種製作模式中，卻仿如把清水倒入墨水中，本來沒有問題的場景都變得令人出戲。既然導演踩入這片灰色地帶，劉建均認為我們不應錯過討論的機會。

羅馬尼亞影壇人才輩出，劉建均提到新銳導演Radu Jude，於上屆柏林影展放映的《Uppercase Print》，是一部實驗色彩濃厚的文獻劇，如劇組在廠景內搭建如問答／辯論比賽的多面表演空間，角色對着鏡頭打破第四面牆，以「旁枝末節」拼湊出羅馬尼亞社會面貌，展現了Radu Jude既銳利又富想像力的創作力。

劉建均評最近於港台播放的《無惡之罪》，六集整體上不無新意但缺乏銳利視角，結果在形式和內容的取捨上進退失據，然而《無》的拍攝正值艱難時期，仍可見到香港新晉導演的意志和執行能力。

一直不想寫《浮城絮語》（“Minor Than Nothing”，2020）的評論文章，因為這是很困難的工作，一來6集風格各異，實驗味濃，不易評論，二來有我認識的人，我在東京影展觀摩團認識《流浮》導演鄧朝騰，《浮城之後》攝影指導黎葦林則是我的同學和合作伙伴，然而閱讀《〈浮城絮語〉的沉溺與虛妄》（陳力行）一文，我萌生回應的念頭，近來影評界和大眾出現對《幻愛》（“Beyond the Dream”，周冠威導演，2019）的罵戰，亦令我有感要回應。嚴格來說這篇不是影評，是影評的評論。

作為象喻，Little Joe空洞卻又明確，可以是有毒心靈雞湯或小確幸，可以是賀建奎的基因編輯嬰兒，可以是軟性維穩工具，可以是武漢冠狀病毒⋯⋯但本質上就是全球資本主義社會產物，恐怖在害人於無形，人不是被魅惑，就是為了「和諧」若無其事，一旦遺禍全球並且不可收拾，我們就要從此跟它共存下去——21世紀電影對災難或怪物的嶄新觀點，不是說消失就消失，《真・哥斯拉》（“Shin Godzilla”，庵野秀明、樋口真嗣導演，2016）就是一例。

波拜克試圖塑造兩個既可憐又可恨的立體角色，態度卻是很曖昧和不連貫的，而角色立體的條件乃兼具受害者和加害者身份，因此導演應該避免道德批判。

麥曦茵拍攝首部劇情長片《烈日當空》時只有23歲，那時她拿著200萬港元經費，並要在24日內把電影拍完。事隔10年，由麥曦茵執導及編劇的中港台電影《花椒之味》（Fagara），台前幕後陣容鼎盛，然而探討的命題，卻從未離開《烈日當空》，說的是自我發現、自我療癒的過程。《花椒之味》小輯包括劉建均與高琳達的精彩影評，同是以《海街日記》作比對，前者麻辣、後者芬香，也有虛詞記者黃柏熹的麥曦茵專訪，揭開了電影對導演的特殊意義。

《花》片的設定令角色行為符合道德規範，於是觀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他們。不少華語片也存在這個問題，我也可以拿近年港產片作例——《翠絲》（“Tracey”，李駿碩導演，2018）中的政治宣言、《淪落人》（“Still Human”，陳小娟導演，2018）毫無逾距的主僕情深。外國的月亮不是特別圓，也不是沒有這樣的作品，但《海》片的人性缺陷、《人魚沉睡之家》（“The House Where the Mermaid Sleeps”，堤幸彥導演，2018）中的道德爭議（雖然結局太爛），在主流華語片始終太罕見了。

《雪國》的鏡頭不是倒帶，但在我看來乃是另一種駛入，以實為虛，走進了淒美和虛渺。然而，縱使川端康成的文字富有電影感，以景入情，一些人物心境的意象始終無法影像化，只可想像，更不用說川端康成已入化境，深諳日本美學的物哀和幽玄，拍成電影的確不易。

李駿碩的《翠絲》（“Tracey”，2018）作為首部跨性別題材華語電影的確不容易，不像TVB劇集等香港主流影視作品醜化LGBT群體更加不容易，但在我看來根本沒有比《丹麥女孩》（“The Danish Girl”，Tom Hooper導演，2015）進步，就是一篇只剩下姿態的政治正確宣言，更印證香港電影多麼「不健康」，創作者和觀眾皆以「議題」為先。「同理心」一詞被濫用，「關注甚麼」和「如何關注」應是一樣重要的。

《愛》（Amour, 2012）面世後，奧地利大導演米高漢尼卡（Michael Haneke）沉寂數年，直到康城影展70週年，才推出《快樂終結》（Happy End, 2017），當中女孩毒害母親的情節是由流產的項目Flashmob移植過來，令不少影迷引頸期盼。可惜成品像是以鬧劇、社交媒體和難民為亮點的舊酒新瓶，而且劇作有點鬆散，這不像是以嚴謹見稱的漢尼卡犯的錯誤，再者劇力好像隨著艾曼妞麗華（Emmanuelle Riva）「告別」後減弱了，但他仍然相當緊貼時代脈搏，本片還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