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percase Print》:對極權殘害未來社會棟樑的銳利回溯

影評 | by  劉建均 | 2021-04-15

羅馬尼亞影壇可謂人才輩出,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除了Cristian Mungiu、Cristi Puiu、Corneliu Porumboiu這些知名導演之外,羅馬尼亞影壇在10年內出現3位榮獲金熊獎的新晉導演。Radu Jude就是其中一位,而且他和Adina Pintilie似乎決意走出自己的路。我未觀賞新作《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2021),但在上屆柏林影展看過《Uppercase Print》(2020)。


影片講述1981-1985年之間羅馬尼亞少年Mugur Călinescu因為抗爭先後受到逼害以及離奇死亡,而且採用實驗色彩較濃厚的技法探討。那是壽西斯古(Nicolae Ceaușescu)時期,冷戰與獨裁的氛圍籠罩羅馬尼亞社會,他的父親是一間工廠的裁縫,他的母親是一間百貨公司兒童服裝部的售貨員,二人離異,他跟母親過着單親家庭生活。他喜歡聽音樂,母親給了他一台收音機,但意外地令他接觸Radio Free Europe(美國國會出資,電台總部在慕尼黑,鼓勵被禁資訊自由流通)的節目,被波蘭的團結公會衝擊。


他意識到自己國家問題叢生,問同學借白色粉筆,夜晚走上街頭寫下抗爭字句,包括「我們不能接受國家的污穢和不公」。他的行動招來秘密警察的問話和監視,父親認定他有勾結外國勢力,否定他的獨立思考,母親強調自身職場壓力、孩子健康狀況,希望透過求情帶他脫離險境,但他最終還是入罪。後來專心求學的他始終無法擺脫監控,直到離奇死亡為止。


影片是一齣文獻劇(Gianina Cărbunariu劇場作品改編),採用真實材料敘事,戲中現實主義色彩消弭悲劇英雄色彩,故事焦點從而回歸公眾以及生活本身。擺脫歷史劇的做法容許導演更順理成章地引入「旁枝末節」,一向被視為削弱戲劇張力的「旁枝末節」跟主線互補和碰撞,令觀眾對案情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敘事策略上的另闢蹊徑帶來荒謬效果。


劇組在廠景內搭建如問答/辯論比賽的多面表演空間,角色對着鏡頭打破第四面牆,拍攝家庭對話方面嚴守構圖對稱原則,營造間離的儀式感。除了主角現身說法,我們亦可以聽到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政府部門、區內街坊等不同持分者的說法,從而拼湊案件原貌,並繼續聚焦於社會群像而非個別人物。全片最具悲劇色彩的場景都沒有失焦,主角站在寫滿文字的偌大黑板前一旁接受一群老師批鬥,可是佈景有如教堂,十字架的中央位置掛着壽西斯古肖像。獨裁領袖就是上帝,意識形態就是信仰,文字對國家是大殺傷力武器,控制國民思想須從教育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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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離奇死亡之後,廠景出現墳墓佈景,父親訴說人們不敢直言主角是個英雄,不少秘密警察亦有出席喪禮,母親訴說秘密警察在案件後繼續纏繞,更指有傳主角是死於幅射的。鏡頭一轉,我們見到坐在佈景後的幾位秘密警察,畫面似乎參考了《最後的晚餐》(‘The Last Supper’,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90年代),父母遂跟他們對質。


秘密警察的回應是叫父母冷靜地說話,並在父母拂袖而去之後偷換概念自辯——不是「虐待」(mistreatment),而是「保護」(protection);不是「監控」(surveillance),而是「情報」(information);不是「虐待」(abuse),而是「改革」(reformation);不是「令他被邊緣化」(marginalisation),而是「令他重新融入」(reintegration),試圖為招募少年告密者陷害主角開脫,強調不用強制方法(coercive methods)令人在正確軌道上(on the right track)。


他們說是因為壽西斯古說不要政治犯,所以主角才免受長達15年的牢獄之災,難言「懲罰」(punishment),只是「防範」(prevention),他們對自己的惡行沒有「悔恨」(remorse),現被定罪也認為做法有「智慧」(intelligence),還說這種「政治壓迫」(political repression)罪犯當中「9成的人履行職務」(90-percent did their jobs),只是處理「最次要問題」(most minor issues)的「中介」(intermediary),說穿了這種心態跟「惡之平庸」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如出一轍,以忠於國家的誓言作擋箭牌,態度始終理直氣壯、推卸責任,主角離奇死亡是社會的共業。


影片另一高明之處在於採用檔案錄像,並跟演出交叉剪接。檔案錄像補足劇場式的佈景設計缺乏的真實感,直接展示1980年代的羅馬尼亞社會面貌,令儀式感與真實感互相交織,影片製作相當經濟。導演所採用的檔案錄像可謂包羅萬有,包括輕娛樂、新聞短片以及政治宣傳片,而且部分錄像跟案件的關係根本/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碰撞出一種詭異的觀影效果,一來我們不難發現意識形態宣傳幾乎無孔不入,二來日常錄像與間離演出之間存在誇張的差異——主角抗爭字句對於市民而言可能只是一宗新聞,或無形中被國家機器操控的媒體淡化。


由於不大熟悉羅馬尼亞歷史,我不肯定每段檔案錄像是否都有意義,導演的創作思路到底是隨意還是縝密,作為外國觀眾偶爾審美疲勞,不過首尾呼應可見導演立意,影片開首呈現一段「檔案錄像」(不知是否偽紀錄片),兩男一女在電視錄影廠讚頌壽西斯古,但讀稿機沒有文字時就無法照本宣科(接着引述傅柯(Michel Foucault)、Ion Stratan),影片結尾呈現主角的真人肖像和抗爭字句照片,而這些真誠的說話只換來了極權對主角的逼害,對比既諷刺又悲涼,批判極權食子文化。Radu Jude視角既銳利又富想像力,一面緊貼時代脈搏,一面積極回溯歷史,是不容忽視的新晉作者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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