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夢想到生存，《狂舞派3》中的本土深情——訪導演黃修平

「為咗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2013年，《狂舞派》上映，這句對白成為了當時的潮流。人人都講夢想，人人都問「為咗＿＿，你可以去到幾盡？」8年過去，時代轉變了，導演黃修平的心境亦有所轉變。《狂舞派3》說的不再是一個青春熱血的勵志故事，而是一個更發人深省的故事。

回想起《狂舞派》上映時的情況，即使事隔多年黃修平仍記得當時的情境。在謝票場上，不少觀眾都詢問電影會否拍攝績集，亦有人表示因為《狂舞派》而重回戲院睇香港電影，「所以我覺得要擁抱這個命運，因為不是每一套戲上映後都會有續集的呼聲。」他眉飛色舞地說著。不過，黃修平亦深深明白到一個道理，如果續集只是跟隨第一集的方程式去照辦煮碗，只會落得失敗的下場，「假如我只是複製第一集的成功到第二集，這個做法違反了狂舞派的精神，也違反了我們的精神。」回歸現實，續集還是要拍，如何拍更是一大難題，怎樣才能不辜負觀眾的期望是台前幕後都要面對的。「在這個矛盾之下，不如就想像我們拍了一個平平無奇的第二集。」於是「狂舞派2」就這樣發生了在《狂舞派3》之中。「但世界沒有因為多一部熱血電影而改變，甚至變得更差。」黃修平之後補充道。

在夢想與生存之間

正式拍攝《狂舞派3》是2018年的事，香港的情況雖然未有2019年後般灰暗，但已有不少轉變，亦令到他的創作有所不同。《狂舞派》與《狂舞派3》之間的轉變 ，也反映了黃修平這幾年來心境的改變。「近幾年叫我拍一套熱血或者單純勵志的電影，我真係拍唔出。」他緩緩地說道。說起構思《狂舞派3》時的想法，黃修平變得更認真，鏗鏘地說：「好簡單，義利之爭就係電影的主題。由原來單純勵志的一群人，佢地跳返出嚟，要面對生活的壓力和殘酷，他們的前路要面對一個義利之爭的問題。」

對比起《狂舞派》，《狂舞派3》的主題顯然更沉重，是一個斡旋於地產霸權與次文化，尤其是Hip Hop之間的故事。如果說《狂舞派》是關於夢想，那麼《狂舞派3》就是關於生存。「從前呢，有隻老虎，佢為咗證明自己係一隻老虎而走咗入動物園，你話喇，佢仲係咪一隻老虎呀嗱？」在預告片中，阿弗說了這樣一句話。Hip Hop是一種由貧民區之中誕生的文化，充滿著對社會的控訴以及反抗。同樣地，當Hip Hop變成大財團的搵錢工具；當「狂舞派」變成「狂舞LIE」，咁樣仲係咪Hip Hop？

現在，黃修平覺得藝術來自生活，所以他會把自己日常生活中體驗到的事情放到自己的作品之中。「或顯或暗，點都有啲係度。」而其中一種體驗是不忿，「即係藝術的藝與虛偽的偽之間的分別。」黃修平斬釘截鐵地說道。他覺得創作人要有一種自覺、一種分辦「藝」與「偽」的自覺，「搞藝術最弔詭的是藝術要尋求真善美，但藝術往往就最會變成一些虛偽的東西去掩識本質身醜陋的事物。」而這些事情正正就是他感到不忿的原因，「所以套戲都係一種宣洩嚟㗎。」

藏身工廈的藝術家

香港寸金尺土，樓價高昂，一個一、二百尺的住宅單位租金動輒也要過萬元，更遑論要買樓。所以，近年不少年輕人另覓出路，選擇租用工廠大廈作為自己的studio，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小天地。Band房、畫室、舞蹈教室、設計工作室⋯⋯以往的重工業廠房在時代巨輪的推進下，漸漸化身成為各式各樣的工作室，有不少創作人藏身於此，絕對是一個卧虎藏龍的地方。《狂舞派3》中的KIDA正正是改寫自這群人。KIDA是Kowloon Industrial District Artist的簡寫，他們是一班在觀塘工廈區中默默耕耘的創作人。

黃修平出生於1975年，自小在觀塘長大，童年時期剛好見證了觀塘工業區的轉型。小時候於地鐵站附近的基法小學就讀，較少踏足工廈一帶，「我記得7、8歲以前，如果搭巴士經過工廈區，啲大廈係會冒黑煙，會聞到陣燒車肽嘅味，真係一個重工業區嚟。」60年代，當時香港政府致力於發展衛星城市，希望建立新市鎮及新興工業發展區以應付急升的人口，整個觀塘南都被劃分為工業區，小至化裝品、藥品、服裝，大至傢具、金屬製品、機械零件等，都能在觀塘的工廠中找到生產商。直至70年代尾，中國內地提供了較廉價的土地以及工人，令不少工廠績漸北移。其後，這些空置的廠房陸續改建為商業大廈又或者貨倉，甚至是私人屋苑。及後在他初出茅蘆之時，又見證了第二次的轉型。「開始做嘢的時候開始見到個區有轉變，有創作人開始進駐這個地方，慢慢地文藝的力量完全滲透在工廈區入面。」黃修平帶有些少激動地說著。

在《狂舞派3》之中就可以徹底地感受到這種力量。音樂人、舞者藏身在工廈之中，在各自的單位中默默耕耘，又或者互相幫助。窄巷中、樓梯間、牆壁上到處都充滿著塗鴉，似有一股力量正在慢慢醞釀當中。「我哋喺工廈起身，就喺工廈度瞓。」劇中HEYO的這句對白正正就是他們的寫照。「我覺得這個區無論質感、又或者嗰種lifestyle，都是十分浪漫的。」黃修平慢慢地說道。日常生活中，他不時都會在觀塘工作至深夜。凌晨時份落街走走，總會遇上不同的人，這些人也許剛在自己的工作室中奮鬥完、又或者方才剛練完舞，皮膚上仍留有揮灑完汗水的痕跡，「有時走過工廈的後巷，會聽到夾band的聲音、在街角又會遇到在拍攝的人、在轉角士多店又會碰見朋友。我覺得這種生命力，好強。」這些種種，正正是他口中所說的浪漫之處。

「好人一生平安」

電影在2018年完成拍攝，卻不難在當下找到共鳴之處。看畢作品後不禁暗暗驚嘆，比起2018年，電影所描寫的與當刻更為相似。牆上被塗抹的塗鴉，還有劇中婆婆的口頭禪「好人一生平安」，一切都十分巧合。「很多元素在2018年拍攝時並不存在，尤其是『好人一生平安』這句說話。」對於如此巧合，黃修平自己也不禁驚嘆。

在劇中，這位婆婆每天都默默地執拾紙皮，並且在後巷中有一個小小的位置用作存放之用，每每有人幫助她，就會以「好人一生平安」來答謝。說到執拾紙皮的婆婆這個角色時，黃修平表示他和阿弗二人感受都十分深，阿弗當時提議為這位角色加上一句口頭禪，而黃修平就聯想起一位在真實生活上遇過的婆婆。2012年，黃修平拍攝短片《花椒八角咖啡豆》，故事講述一位在街市雜貨舖成長，後來成為一位在咖啡師比賽中獲獎的女生的故事。當時，他向一位婆婆借用店舖，這位當時已過杖朝之年的婆婆爽口答認，並說：「你哋借啦，唔使比唔使講錢㗎，我阿婆80幾歲，你哋啲後生仔大把前途，拎去拍啦。」導演模仿著婆婆說話的語氣一路說著，激動感慨：「當時我真係想企埋一邊喊，好尊敬這一代人的艱苦，但有時這種善良會被衰人利用。」出於感慨，黃修平於是想到「好人一生平安」。這句說話除了是角色的口頭禪之外，更是那一代人的生活態度。

無論是KIDA、抑或是在街上執拾紙皮的婆婆，都與導演黃修平的生活息息相關，同時亦包含著導演對於生活的不忿，有人被逼在一個原本不應用作居住的地方生存，有人的善良被人利用。這些角色不只是一個出現在電影中的虛構人物，而是真真確確生活在這個社會上的人，這些事亦每天都在發生。因為日常，所以本土，而這種本土是自然而言的，來自他對這個城市的熟悉，「在香港拍戲，邊條街邊個角落有啲咩、邊間茶餐廳張枱崩咗隻角、邊度可以搵到邊種質感我都知，當我熟到這個地步的時候，我的創作又可以如何不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