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欲望一座城到鍾愛一座城──《焚城》影後

我們如此鍾愛這座城市，我們原以為可在這座城市終老﹗

閱讀電影視角，可以循劇情、細節、拍攝方式、特技或意識形態，從而尋找電影的深層意義場，如果要說《焚城》是一套怎樣的電影？它必然是鍾愛這個城市的人所拍攝出來所謂後真相時代的影像真實。

導演明哥（潘耀明先生）說，整套電影所見的垃圾場來自五個空間，因導演的堅持，整個空間拍攝必須在香港之內，配合特效，所謂高度真實感，電影要呈現的也就是完全的香港意識。電影在說話，從城市的失去談論城市的意義，從城市的意義解讀城市的悲涼終局，我城荒原幾可以說不在於天意，其實在人事，在天意與人事之間，彷彿一瞬間把這個繁昌的城市滅絕。

劇情張力龐大，自電影開始至結束，編劇設定時間線，凝縮在一天以內，時間壓迫造成巨大的視聽性隱喻，例如高官與災難現場的互通、災難現場與科學理論的碰撞、顧慮自身家庭和犧牲自我的矛盾，透過影像化和穿透性的聲音，在爆破之聲下所展示的雖有人性的真實，然而，電影企圖觸碰生命的底線，而最終發現原來人在最危急關頭時，仍舊能展示光輝人性的表述。胡晴舫說﹕欲望是簡單的，快樂卻是複雜的。電影張力之凝塑，全在於幾百萬人的生命在二十四小時內可以化為烏有，原來建基於富商為牟取私利，堆砌電子廢物飬養個人的欲望，高培德作為富商縮影，輕易說出：「唔使驚，定啲嚟。」快樂的本質就在個人欲望的膨脹，卻犧牲了整個城市的想願與將來。要毁滅一個城市很簡單，只需斷絕她的集體快樂，《焚城》的表層意義場在製造城市的空間絕望，然而最真實的隱喻其實在說城市快樂的失去。觀塘、深水埗、太平山頂的滅絕，在電影視覺化地展現香港成為下一個切爾諾貝爾，一百年裡不再可能有人居住，我城曾經作為引以為傲的現代化之城，然而，荒原一瞬，無所謂價值，在沒有快樂的年代，價值再也沒有其本身的意義。不過，也不要如此絕望，電影告訴我們，在大災難面前，人性與情義之角力到底一直存在，且完全沒有止盡，無論是高官議事廳內、災場混雜與困窘之間，人性最終不能戰勝人情，甚或是，親情原來是人性欲望最有力的對抗。

另一個閱讀《焚城》的視角，是電影的場面調度，所謂空間與時間的活化。那個名為銫137的伽馬輻射源，電影不單止展示了這個由核分裂產生的核裂產物，原來細小的醫療用品可造成巨大的輻射擴散，特寫運鏡范偉立失手跌墜微細的小瓶，對比大爆炸能瞬間毁滅整個香港，空間與時間的捕捉令觀眾頓然屏息靜氣，無聲的窒息感自電影擴散至劇院，微細的小瓶成了終極的空間符號，進入觀眾眼球，就像眼白白地看着自己的城市瞬間灰飛煙滅。可以說，過去沒有看見過香港曾拍攝如此荷李活式的宏觀場景，例如爆炸造成的橋面，集體疏散的浩大橫切，當然有電子垃圾場的複雜場面堆疊，作品的存在語境既為獨特，電子廢物問題被推高至作為香港土生土長居民不能不關心的課題，也就是說《焚城》很值得所有香港居民進場觀賞。

電影演員的表現專業且高質。除了展示消防員的勇毅，真誠地還原消防員進火場的險峻，以市民生命蓋過自身利益的大無畏犧牲精神，頗能觸動觀眾神經。王丹妮脫離《梅艷芳》裡的姿態，Fish也不是《毒舌大狀》的鍾念華，重新表演尤其眼神演繹的細緻。何啟華高水準演出，收放自如。嘉雯姐甚有驚喜。固然華仔擔演一貫實力，莫文蔚誠如高官，所謂最好的演員，就是有能在電影中完全消失了自我。

焚城具備時代意義與獨特性，電影離不開商業大片的置換，在商業大片與探討社會議題之間，《焚城》可說是社會與商業的電影融和，電影說白不是無從稽考，最終以Documentary的方式處理，冷靜而深遂，除了還原人性之幽微，電影處理問題方式不單是解構香港，更有力地構連世界，原來卡爾榮格所謂的集體無意識沒有地域之別，卻竟然如此普世，電影意識形態的展示，完全歸功於電影巧思的提煉與創造。

那是一個平和的晚上。筆者原以為觀賞一齣電影首映，怎料到江志強先生在劇院外接見（江老闆去年因《毒舌大狀》獲最佳電影，在香港金像獎頒獎台上說了漂亮的話），江先生如此成就，卻謙厚得宜，實在難得。他談及拍《焚城》的原委，談及期許為下一代能做的種種。筆者要說的是，能有多鍾愛一座城市，才會拍攝出如此質量的一齣好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