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與混雜：淮遠〈加拿大鹿〉的身份書寫

香港身份問題，一直是本地文學歷久不衰的主題，又以上世紀回歸前夕的80年代尤為盛行——淮遠的〈加拿大鹿〉（1983）， 便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詩作。和不少淮遠的長詩風格一樣，這首詩亦採用了敘事的賦體， 以暢曉直白、散文化的語言敘述「一個中國人和一個越南人在公路上爭奪鹿屍」的事件經過 —— 據廖偉棠分析，此當源於一次作者在加拿大的旅行見聞。 雖然〈加拿大鹿〉敘述的事件發生在異地，但如夏多布里昂所言：「每一個人身上都拖著一個世界，由他所見過、愛過的一切所組成的世界，即使他看起來是在另外一個不同的世界裡旅行、生活，他仍然不停的回到他身上所拖帶著的那個世界去」， 表面的異地風景其實照見了淮遠的内心風景，乃其心心念念的「香港寓言」。

作爲一個曾被英國殖民、歷來身世曖昧的城市， 不少人視香港作中西的中間地帶，乃兩大地緣政治實體之間互相角力的夾縫， 故形成「邊緣」和「混雜」兩種身份特質。在〈加拿大鹿〉中，身份的邊緣性見於開首（「停在魁北克／與渥太華／之間／深夜的公路／邊上」）和結尾（「躺在秋天／深夜的公路／邊上／躺在兩輛／熄了火的汽車／之間」）交代的空間設置，二者的指涉對象雖有不同（前者指的是中國人和越南人的汽車，後者指的是鹿），但當中對「邊上」、「之間」字眼的重複運用，亦有强調人物邊緣身份之用意。

在身份的混雜性方面，則見於淮遠對爭奪鹿屍二人的多重身份的塑造：二者原國籍為越南和中國（而「用胡志明市／和香港的喉嚨」又暗示其原居城市為胡志明市和香港），以留學生、難民的身份在加拿大居住，談判時使用的是異於其國籍身份的英語。由此身份論述加以延伸，淮遠呈現了港人游動在不同政治、文化之間的高流動性：中國人和越南人取得加拿大鹿的國籍的願望，及鹿成爲中國鹿或越南鹿的可能。然而，或受殖民政府經濟至上的管治思想所影響，這種身份的流動性又有功利主義的意味，如淮遠交代中國人和越南人之所以爭奪鹿其實只是為了「吃掉牠」（「用菜刀／煎鍋和作料／改變牠的國籍」），而非「與牠談一談／解一解／悶」，反映物質層面的基本生存需求乃身份流動之主要原因。

以上對「邊緣」和「混雜」兩種身份特質的論述，實指向被動的身份建構問題，可見於〈加拿大鹿〉中人物身不由己的情節設計。先言加拿大鹿，淮遠以其名爲題，給人此鹿或為事件主角之先入印象，但諷刺的是，此鹿實為被二人爭奪的屍體（「法國人的汽車／壓了一下」乃死亡之暗示），但牠在談判中沒有話語權（「雖然牠知道自己／再也沒有話說」）和知情權（「牠不知道」的重複出現），只能躺在二車之間等待結果，始終要依賴他者、「搭便車」才能離開。而中國人和越南人，一方面固然代表了兩個政權的角力，但一方面又是香港身份的象徵，尤見於略帶黑色幽默的結尾：「要作越南鹿／或是中國鹿／還得通過／一枚加拿大角子／去裁決」—— 二者對鹿之國籍歸屬沒有最終決定權，還得訴諸於「一枚加拿大角子」此等不可控制的天意。

關於〈加拿大鹿〉的創作背景，除上文指其或取材自淮遠旅行經歷外，現存資料中未有發現作者的直接講述。但若審視淮遠其他同期的詩作，當中〈綿羊與K〉（1984）亦是以異地旅行風景為題材、書寫香港身份危機的長詩，其内容或能為剖析他的創作心態提供綫索。在〈綿〉中，淮遠以旅行入住酒店的糾紛帶入港人護照問題， 突出了英國國民海外護照與港人身份之間的落差（「牠說：我要接的／是一位東方人／瞧／河本先生護照的紅色封面／就有兩行／東方文字／你的藍色封面／全是英文」）， 再次呈現身份的邊緣和混雜性。在詩的第四至五節，淮遠更暗示了當時香港社會氛圍：「啊，對，香港／可是這個時候／幹嘛還要出門／別人都在／等／就是這個時候／才要出來旅行／透透氣／透透／氣／你這樣刁難我們／就是落井／下石」—— 他在這裏强調的「這個時候」，結合80年代的香港歷史來看，實指始於中英談判的大變動時代。

1982年，中英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並於1984年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宣告英國於1997年正式將香港主權移交中國。 在這攸關港人未來的談判中，香港卻無權加入作為「第三者」參與決策。 因此，淮遠才在〈綿〉中表示港人所能做的只有被動地「等」、或「出來旅行／透透氣」，又言他人的「刁難」是對港人身陷前途未卜困境中的「落井下石」。同樣，〈加拿大鹿〉的創作時間為1983年，正值中英談判進行期間，詩中所重複出現的「談判」二字當為此政治大事之暗示，言則「中國人和越南人爭奪鹿屍」亦有其政治隱喻。〈加拿大鹿〉中流露的無力感，又如〈綿〉般所反映的焦慮， 這才有「中國人和越南人爭奪鹿所代表的加拿大國籍」另一層象徵：移民潮。

基於中英談判所引起的政治恐慌，不少港人對香港前途問題出現信心危機，故在「97情結」的促使下形成大量港人移民海外的浪潮， 而〈加拿大鹿〉的空間設置、即加拿大便是時人移民定居的熱點之一。雖然移民潮在80年代初仍為發展階段，但作爲少年時期已積極投入政治運動、大學新聞系出身的淮遠， 他便以敏銳的政治觸覺將時人的被動處境，用詩記錄下來。據淮遠在一次訪問中表示，他在90年代更移民到加拿大生活， 故此詩所呈現的對香港前途、移民去留的思考，亦有記錄淮遠個人在80年代移民前夕的内心掙扎的意味。

或受當時壓抑的政治氛圍所囿限，淮遠在〈加拿大鹿〉中側重於呈現香港身份建構的被動性及面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無力感，未有對身份建立的可主動性作深入思考，僅停留於萌芽階段。不過，有前人的「破舊」才有後人的「立新」，淮遠對香港身份在殖民體制下的邊緣與混雜特質的反思，實為後來建立主體的文化解殖運動奠定基礎，也是一個時代變遷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