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職人」鬧雙胞 集體回憶視覺元素常撞樣？

近日，香港出版界有一場關於原創性的風波，誌傳媒有限公司（下稱「誌傳媒」）留意到獨立出版社好年華（Good Time）出版一本名為《香港職人誌 城市的那些微光》（下稱《香港職人誌》），與「誌傳媒」於2023年出版，同樣以香港傳統工藝為題材的《香港職人》，在書名及封面設計高度相似。誌傳媒因此發表聲明，強調雙方並無任何業務往來、授權或合作關係，並要求好年華公開澄清該書與《香港職人》無關，令事件引起大眾關注及討論。隨後好年華發表回應聲明，澄清《香港職人誌》為獨立出版，封面採用插畫與《香港職人》有所不同，而且「職人」一字屬公共文化詞彙，認為不足以推論兩書有從屬或模仿關係。

然而，有關本土社區藝術、工藝文化史等題材，由於設計上經常使用類近的視覺元素，不時出現命名沿襲或設計「撞樣」之事，確實值得探究深思。為此，虛詞編輯部整理是次爭議始末，並邀請到本土社區藝術界幾位具開創性的代表人物，包括藝術家盧樂謙、王天仁，以及發掘香港工藝文化史的「香港遺美」專頁版主、《香港遺美》作者林曉敏接受訪問，分享他們對兩書「撞樣」的看法，以及在社區文化、集體回憶範疇中，文創元素如何在沿襲中找到新意。

誌傳媒發聲明指高度相似 好年華稱「職人」為公共文化詞彙

誌傳媒於6月22日在社交平台發表聲明，指早於5月留意到坊間出現一本由「懷舊香港同學會」編著、好年華出版的新書《香港職人誌》，與其2023年底出版的《香港職人》一書在書名、字型及封面設計上高度相似。

聲明表示 《香港職人》自2021年起聯同多名作者進行口述歷史記錄，歷時3年籌備，期間包辦採訪、攝影及設計，「數年間艱辛經營的『香港職人』已不止是一本實體書，而是承載著職人們與誌傳媒有限公司團隊的理想和精神，亦是我們出版的初心。」由於近日收到大量讀者及合作伙伴查詢，誌傳媒特此澄清與好年華及懷舊香港同學會毫無業務往來，並已發出律師信跟進。

面對誌傳媒的指控，好年華於25日發聲回應聲明，澄清《香港職人誌》由好年華獨立出版，並為懷舊香港同學會所著作。書作內容由團隊自行整理撰寫，視覺上以彩繪插畫為核心表現形式，採用「場景式」排版，透過完整插畫呈現人物與城市風景。

好年華在聲明強調，無論書籍封面、版權頁及所有宣傳資料均清楚列明出版社及編著單位名稱，從未使用「續集」、「續篇」或「官方授權」等字眼，亦從未聲稱與其他出版物存在系列或合作關係。

關於書名「職人」一詞，好年華認為這是多年來廣泛見於港、台、日及華文地區的公共文化詞彙，非任何機構專有；而其彩繪插畫封面結合行業特色與城市情懷的風格，與以攝影紀實為主的表現形式，在創作方法與閱讀體驗上有明顯差異。好年華指，即使人文懷舊色調、留白運用等屬出版設計常見語彙，亦不足以推論兩書存在從屬或模仿關係。

好年華認為，誌傳媒在聲明中多次提及「高度相似」及「經法律團隊比對」，卻未同步展示具體理據，令公眾先入為主接收結論，導致社交平台出現「抄襲」等揣測。好年華表示已於25日透過律師提交書面回覆，現階段不便就個別法律觀點作進一步評論。

「為何最終仍要選擇如此相似的設計？」成更重要問題

是次之所以引起大眾關注及討論，在於書名同樣有著「香港職人」的字眼、書名字體相近，以及相類似的圖像設計，繼而令大眾誤會兩本書有關連性以至出現抄襲疑雲。《香港職人》書名選用的字型，為香港「叁語設計」總監陳濬人在2024年推出北魏真書體，既代表著香港情懷，又是本土重要書法品牌廣為人知。而《香港職人誌》書名使用楷系書法字體，雖不一樣，但在視覺上效果類近，屬同一套視覺語言系統。

談及書名字型時，「香港遺美」專頁版主、《香港遺美》作者林曉敏與香港藝術家王天仁不約而同指出，業界在字型上選擇上缺乏突破，陷入了某種慣性。林曉敏笑說：「做本地社區文化題材時，設計師往往傾向選較多人識的『北魏真書體』，出來的設計便會有類近感。」而王天仁提醒其實坊間還有「勁揪體」、「李漢港楷」、「香港字」等選擇，「它們同樣代表到香港。無人再去思考有否其他選擇，歸根究底就是一種『但求就手』的不良風氣。」

香港社區藝術家盧樂謙指出，在AI技術盛行的年代，如果基本技術已經能輕易創造出各種不一樣的視覺效果、字體與排版，那麼「為何最終仍要選擇如此相似的設計？」就變成更重要的問題。我們更應追問：「背後的邏輯是什麼？製作得如此相似，究竟能得到什麼？」盧樂謙強調，若創作者真正細心思考、經過內化與吸收，必定會發現即使面對同一位傳統師傅，也存在許多不同的表達角度，「這些內容材料，也才是設計最核心的養分」。

盧樂謙引述一則網絡留言「其實呢一類嘅書，賣得多過五千本當你贏。」他認為應跳脫「作品到底像不像」的單純表象爭辯，轉而思考背後的動機與初心：「每一個計劃背後，必然存在一個動機，不論是出於純粹的熱愛，還是帶有其他目的。這當中並無高低貴賤之分，純粹取決於出發點是什麼？背後想推動什麼？而推動這些事物的同時，又希望達到什麼效果？」

王天仁認為，如果將事件拉闊來看，便會發現這其實並非單一事件，而是反映出香港創意產業幾十年來根深蒂固的慣性通病。他表示香港市場小，無論是出版界還是藝術設計圈，往往過度計較成本與效益：「不少人認為既然某種做法已經有人做了出來，成品亦受大眾歡迎，那為何要冒險選擇另一種風格呢？」相反，重視創意的地方則絕少這種「跟風」做法，王天仁以日本足球漫畫題材為例，指《足球小將》出版後大獲成功，其他繪畫足球主題的漫畫家便會意識到不應再做相類似的故事及劇情敘述，而是會另辟蹊徑尋找講述足球故事的新視角。

諗真啲：點解係「職人」？何不叫「師傅」？

至於書名，王天仁表示對「職人」一詞有保留：「『職人』並非香港的語言，其來源是日本文化；當地人亦基於是他們自己的文化，才會使用。在香港，我們從小到大的環境及文化都是稱這些人為「師傅」，為何要選擇用『職人』呢？例如可以叫「師傅教精你」，既有廣東話，亦兼具本土氣息。」即使內容並非完全照抄，他認為沿用他人已證明有效的名稱與設計元素，亦已反映出思想層面不夠闊的問題。

王天仁以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副教授蕭競聰著作《揦西設計》為例，指出此書「完全擺脫好多字眼，用回更地道、本土的字。甚至乎連封面，他都會用類似街邊小廣告嗰啲字體來設計，這才是真正經過思考的選擇。」

盧樂謙指出，多年來，這些與社區、保育、工藝相關的內容，表面看似大同小異，但只要細心觀察，便能察覺創作者到底有沒有真正去思考當中的每一個用字。「例如『香港職人』，這個『香港』指的是哪一個年代的香港？『職人』的定義又是什麼，背後代表著什麼精神？同樣地，《香港職人誌》中，為何偏偏要用『誌』？而不是用集、手冊或其他用字？又為何每當提起傳統工藝或社區主題，大家就會約定俗成地套用某些懷舊字體？」

盧樂謙認為其實這些看似相似的內容，如果創作者真正細心思考，經過內化與吸收，必定會發現即使面對同一位傳統師傅，也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表達角度。而這些不同的切入點，最終會影響整本書的氛圍，「回到最初從FB帖文中節錄的那句留言，再沉澱一下——這類與香港、與職人相關的書籍，在這個年代出版尤其重要，但也比以往任何世代都更加困難。正因如此，如果大家能在內容轉化與設計概念上多花一點心思、深化根基，其實完全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誤會與爭議。」

創作不是插旗，也不能純粹模仿

「香港遺美」林曉敏表示，誌傳媒聲明主要針對書名與字型「高度相似」，而非直接指控內容抄襲，加上她並未看過《香港職人誌》內容，難以判斷在內文上是否同樣有著高度相似的情況。她亦分享了當年《香港遺美》被抄襲的經歷，指該書出版後坊間隨即出現另一本在書名內容上皆與其極度相似的書籍，甚至更抄襲他人的研究成果，甚至揚言要告她抄襲。

「該出版社曾將另一組織成員歷時近兩年、針對彌敦道一幢戰前唐樓的研究成果直接拿來使用。當時原作者幾經辛苦聯絡上身在澳洲的建築物後人，並尋獲昔日的法庭審判文件，沒想到該出版商在社交平台得知此事後，竟於新書付印前夕直接向後人索取相關研究連結，並隨即把別人的心血搬字過紙納入自己的新書中。」林曉敏坦言，當年作為新人，面對這些具備印刷資本與團隊的「老手」感到相當無奈。

她同時反思香港創作界特有的「插旗文化」與模仿現象，指出社交媒體上常見一種傾向：「哪一個首先發現某樣東西，後來的人都會變成模仿者。」但她認為健康的生態不應如此運作，業界反而應鼓勵後起之秀從不同角度切入，讓主題得以透過多重維度相互補足，令文化記錄更為立體與全面。林曉敏以自身為例，早年學習《飲食男女》的風格拍攝老店故事，自己並非第一個涉獵此題材的人，「老店的故事其實已經在坊間很多」，在學習前輩的基礎上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視覺語言，才是健康且可持續的創作生態。

以書作為城市紀錄香港的集體回憶，固然是出版界的重要使命，不過正因意義重大，製作者更應時刻叩問自己的出版初心。若每次觸及本土題材只懂貪圖就手，搬出約定俗成的懷舊元素或別人成功的例證因循「抄考」，塘水滾塘魚味道就太濃。立志為本土留紀錄者，何不深思發掘、在前人成績上再另闢蹊徑，既喚醒舊日歷史亦以舊立新，才能為香港留下真正具誠意的文化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