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煙雨任平生——論嚴瀚欽《錯覺與和解》

時代之靈喜歡實用與價值，但另一種靈迫使我不顧一切地說出來，超越證明、實用與意義。

深處之靈取走了我一切的了解與知識，臣服於世間的無可理解與矛盾。他奪走了我一切無法為他所用的言語與文字，把理智與無理融合在一起，從而產生了終極的意義。

榮格，《紅書》

一、在「有情」與「事功」之間

熟悉嚴瀚欽的人多少會感到他字裡行間總是流露出一份與年齡不符的滄桑。洛楓曾在一講座談及嚴瀚欽的《錯覺與和解》（下簡稱《錯覺》），稱這是他本人的地圖。嚴稱封面設計的交疊與破碎，正為呈現出一幅「當代的文學地圖」：透過一眾港台詩人群像，文評專論，及那些個人午夜夢迴的零星絮語，最終「引領讀者看見那個更為隱密、卻更真實的自我。」（註1）

1925年約1月份，沈從文從垃圾堆中翻出一本《史記．列傳》選本，隨手翻開，「竟彷彿如同回到二千年的社會氣氛中，和作者時代生活情況中，以及用筆情感中。」他由此想到：

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屬於情緒一部分的發展史，如從歷史人物作較深入分析，我們會明白，它的成長大多就是和寂寞分不開的。東方思想的唯心傾向有情也分割不開！這種「有情」和「事功」有時合而為一，居多卻相對存在，形成一矛盾的對峙。對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會中「事功」相背斥，易顧此失彼。（註2）

對沈從文而言，司馬遷不單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學家，他的作品正是對個體生命與現實掙扎中最真實的體現，更可說是他的心靈史。太史公以史言志，成一家之言；中國文學傳統好以詩言志（註3），以文字而自況，既是言詞優美的詩句，也是錯綜複雜的歷史，筆者對《錯覺》也作如是觀。嚴瀚欽既寫文人，也道自身，他們活在這俗世，承受沈從文一樣的「事功」跟「有情」之糾結。

二、為詩人立傳

在《錯覺》第一輯：追憶與消失中，嚴瀚欽以冷靜的目光，為年輕詩人立傳。他們大多不為世人所悉，他不止「為他們」說話，更與他們一起發聲。內中有文於天對私密的家族記憶梳理，（〈家的形狀〉），也有個人青春成長與心靈的蛻變（孔銘隆〈海石敲響潮音〉）。面對現實事功的掙扎，詩人總想為自己的職業辯護，但不想為職場而辯護（黃燦然〈不上班多好〉），總想暫時不讓自己成為自己的重擔，能體驗在現實以外那些不同的可能，可是「事功」與「有情」總是難以兼得，回憶對文學熱情的初心，總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變得迷糊。韓祺疇的〈日子有霧〉中九次出現的霧，一方面觸及我們居住的城市發展與變遷，也寫下人們對歷史的失憶：「失去歷史的人，註定只剩下廢墟一般的虛無。」這樣，個人的書寫能成被看見的歷史嗎？不知道。至少，嚴願意讓一眾詩人被看見的同時，也讓被這視為生來帶下原罪的年青人，藉「書寫，成了一場自我赦免的儀式」（倞均情〈毛囊經〉），「今生之我，留著前世的苔痕，唯藉有著書寫完成救贖，才能讓下輩子，有翱翔天際的可能」。

在第二輯：蕩漾與收攏裡，嚴瀚欽透過一眾文學先輩，寫出他受其影響的同時，也指出他創作中對神秘生命力的大量關鍵詞。嚴戲謔詩人愛看海、用海，「這個文學世界一個極為便利的意象」（鄭琬融〈在海上〉）。詩人在這裡開始展現他對「情」的重視，特別是愛情；但愛情像海，充滿變數，故「鬼、腐爛、末日、死去」成了詩中跟海的關聯詞。在評蕭宇翔〈湖面的動靜〉裡，漣漪、飛鳥、魚、文字、語言、更直言是詩人刻意被囚禁在自己建構出來的文字牢籠，當詞語消失、拒絕固定、抗拒，漣漪收攏，唯有文字退去，詩才得以真正發生。可是愛情何曾是可言喻之物？她「並非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讀小冰〈到了你我撒手的時候〉），就如回憶向來如碎片般零散，比單純的史實更複雜，非經驗的重複，而是往事的新生與再造。（讀帕麗〈出錯〉）往事讓人回味還是不堪回首，有待詩人說明。

讀者可在第三輯：庇護與逃逸看出一絲端倪，「悲傷、生命、消亡、世界、黑暗、記憶、痛苦、愛」（讀柏森《原光》）這些字詞碎片早讓個人的詩與歷史像「一塊擲向潮水的海石……憶述自身，本已遙遠的返鄉之路將更加遙遠」（讀孔銘隆《海石敲響潮音》），童話世界有蝴蝶、花朵、月亮、星點，現實生活卻只是一片凍土，共同體的愛與死（論顧城之死及其晚期作品），時代的更替是恆常的，沒有好壞對錯（讀律銘《沿道尋回》），但情真的沒有對錯之分嗎？如果沒有，那如何證成顧成為愛而狂？如詩人弗里德里希．溫迪施曼〈獨白式詩歌〉所言：詩人為何要寫詩？作為一位中學教師，嚴更必須以自身的經驗去撞擊學生的認知。他以雅科托為例，說明「智力不是從不平等到平等，而是一開始就平等。僵化的教育制度正在消磨學生創作的靈光。文學作為石塊之書，既然肩負表達社會的重任，就要以現實斷片為素材，以文學寓言為方式，以沉默的姿態書寫。」這樣就從個人的情感而擴充至家國了。當然，有情不能脫離現實，學生更須走事功的軌跡，如西西在《欽天監》所言：「歷史不是普通人寫的，那要看誰當家作主。」教育在培養年輕人成為未來的主人翁，但畢竟最後，能當家作主仍屬少數。

從詩人群象到在碎片中立傳，在廢墟中仰望星空，在宏大的星空下，人只會頓感渺小，這是嚴在第四輯小說評論中向讀者的引介。嚴尤愛胡遷，總想在刻板的日常中作顛覆。佛洛伊德說的人類破壞之能，正是胡遷最擅長的事情。「我反抗，故我存在」（讀胡遷〈鞋帶〉），正好與西西「唯有重組個體零散的記憶，才能與官方的話術抗衡」對讀，當然，這不過是向大海拋擲的一顆石頭而已。面對「有情」和「事功」的存在與矛盾，詩人願意剖開心扉，以遊戲的心態寫下深刻的戀人絮語。除了見證出嚴情感的深邃與成長，更體現文學從碎片割裂到尋求和解整合的過程，故我們宜先回到他早期作品《碎與拍打之間》，檢視詩人對情的階段變化、重整與自癒。

三、孤獨的理由：從破碎到和解的遊戲

詩人的赤誠每被人看作稚嫩，筆者卻視為對文學的赤誠之心，試看他的自述：

我，嚴瀚欽，性別不詳/像大西洋深處的一隻貝，又或者——神

我降生於一片曾經染血的土地/….我以不合時宜的站姿閉目，而絕望地咕咕

如今已到了惜淚的年紀/於是我也寫詩——孤獨的另一種叫法

詩人或帶一點狂傲，但讀者應注意他那始終如一的孤獨，這正是作為詩人與評論者之必要條件。他在〈壞日記〉寫到：

星空——我與我寄居在宇宙的洞穴，對談——存在與毀滅擁有同樣的閺寂

然後，讀者從一眾的自述詩中，斷續地看到嚴的孤獨成長史。「那是在不知多少個凌晨三時裡自夢中驚醒」（〈孤獨〉），「在每個夜晚，他都是練習書寫黑色幽默的小孩」（〈雙子星的閃耀—再致讀者〉）。愛情是醫治孤獨的良方，而他也不違言，直面剖白愛情。他在〈自述〉中更帶出從性的啟蒙接著帶來的隱痛：

猶似北京城，南鑼鼓巷的冬天/和我一起取暖的那個女孩/突然褪去我的衣衫;….後來和另一個寫詩的人造愛/猶似在旺角街頭，當汽車尾氣揚起/我們戴著口罩仍不忘親吻的女孩/恰巧被我的詩句所傷。

羅蘭．巴特說戀愛的災難近似精神病學領域裡的極端環境現象，是無法挽回的局面：我們如此全身心地投射到對方身上，以致一旦不存在了，我就再也無法抓回自己，恢復自我。（註4）詩人在〈自由〉一詩中提到這段成長史是從「肋旁的深處，慢慢抽出，無休止的陣痛」。在與嚴名字語帶相關的〈霧臨〉組詩中，詩人詰問自身：「為什麼穿過霧的指示，還是無法抵達踏實的本體？…..那來自內心深處不斷震顫的，不可言說的寒意。」甚至把恐懼上昇至宗教層次：「凌晨有著凌晨的靜默，被寒冷包圍之後，日子變成天花板上，一道貧血的傷口…..有你存在的必要」，詩記錄於2021年1月16日凌晨，「寫於地獄」（〈記一次與耶穌的談話〉）。這是經試煉之火，方得以重生。嚴再次從文字中得到救贖，在〈雙子星的閃耀—再致讀者〉的後半部分，他記下：

這些年來我學會用破折/接續不同的敘事，用逗點/闊別昔日的舊情人/用無辜的括號 (夾敘夾議的筆法)包藏於語言夾隙中/聽者最不願意聽到的那些詞語……這是一場杜魯福式的辯爭/顱內的廣場歡狂而盛/此外的時間無關要緊/愛慾和酒可以毫不意外地缺席

因此，詩人「一生註定在纏綿裡打轉，註定在失宜的場合開一些不甚討喜、帶刺的玩笑」，這無疑也是一種對情、對事功的反抗。詩人最後重歸文字的純粹：

如今正深鎖在淡褐色的琥珀石中/而我躲在水仙花的河畔/凝視倒影，擺出一副有待破讀的神情/每寫一首詩，水裡的人面堆擠更多皺紋/像樂於製造詞語的匠人臨淵造夢/沉醉於一場語義解碼的遊戲

這正是我們從嚴初期作品，從《碎與拍打之間》，過渡到《錯覺》裡〈寂寞的遊戲〉的最佳註腳。在同名的〈碎與拍打〉一詩中，愛情是「裂縫的填補，讓寄身於此的人重拾勇氣，接受已經發生的，以及即將發生的，新的破碎」。在〈情論〉中，詩人以詩人自身對外界的錯覺，讀者對詩人的錯覺，人與人之間一系列的錯覺設想成了世界，而世界與錯覺竟在不知不覺間和解，形成了詩。詩人更帶領讀者從詩裡「發現文學史」：

我發現文學史不過是一由一整個時代的作家，組合成的巨大的結構。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更長遠，就會發現每個時代都有它的魯迅、老舍、張天翼。（〈結構二〉）

當「歷史」與其他意象搭配，反而「歷史」會被其他意象點綴….不見的，只有歷史。（〈詞語的重量〉）

弔詭的是，組成歷史的關鍵詞竟又重回詩人童年的回憶，這種無休止的循環記憶和歷史不斷重疊，「一個小小的詞語足以與那段歷史緊緊相連。隨意翻開桌前的一本書，看著自己是如何徹底記住生命中出現的這些詞語。兒時在床上，母親帶睡意和微笑說月亮上住著長翅膀的天使，照亮了童年的幻想。」（〈寂寞的遊戲三〉），不論是袁哲生的《寂寞的遊戲》，或是普魯斯特式入睡法，詩人總會透過一系列的詞語，藉著某個意象去喚回記憶。「焚盡」、「蛀蝕」、「失蹤」、「消亡」、「刀子」、「地獄」、「裂縫」、「荒原」、「窒息」、「衰老」、「荒蕪」、「孤獨」、「天使」、「海」、「濃霧」等關鍵詞，最後又不過是文字遊戲，入夢的方法：

記憶冰冷、堅硬、相互咬合，成為一條無限延長的鎖鏈。而每一環的暗處，亦蟄伏這無數岔道，隨時可以延伸出更多的鎖鏈。時間和空間在遊戲中穿梭、跳躍、失序、崩解，漸漸才有睡意。（〈寂寞的遊戲二〉）

這也是一種和解、療傷之法。

回到現實，我們不得不在文章結束前再次觀察嚴的老師身份，這身份也呈現了詩人在有情與事功的掙扎。且看他在〈意義與無意義〉中的夫子自道：

教師的氣味，像緊緊焊在身上的一襲舊衣，來自說教的衝動。寫作極度自我，教學必須頻繁地把自我打開。只有失語是確切的，我與世界之間那座橋樑的摧毀是確切的。

開放與封閉，現實與理想，有情與事功，在森羅萬像的世界裡，從來都不是單純的二元對立。詩人回想少年時，「大約也在這個年紀，我在舊屋房間角落的書架子上偶然拿下一本厚厚的書，不小心走入那個作家編織的一個夢境，從此便沒有從夢中醒過。這些年的文學之路，不過是這些夢與它們瀕臨破碎的加總。」他在課堂幻想在「這個以功以行來量度一切的世界裡，如果說文學班非得要有什麼意義得要什麼意義的話，這意義就是在想像力註定消失的未來到達之前，允許自己合情合理地，在這三年裡面任想像馳騁。」他不得不發大哉問：「我們為什麼寫作？」他再次審視語言：「一個看似尋常的問題，其不尋常處在於提問者設定了一個共同的主詞：我們。我們可以指同一個語種、同一個社會、同一個時代、同一個文類，或者是同在一個社團、街坊、協會或者同一張茶几酒桌上對話之人」（〈偽後記〉），其實，考據的遊戲由始至終不過是讓嚴重拾「寫的衝動」，那是不為「求偶、成名、謀生、創造以及寂寞」而寫的衝動。但在近作〈餘煙〉裡，他又重複地問自己：「你還靠憤怒寫詩嗎？還是靠戰爭？歷史？城市裡愛與恨的日夜壘沓？」可惜，詩人儘管心裡有火，也難敵「下工時的黑夜….這副身軀什麼都有了，唯獨失去了摧毀一切的慾望」，生而為人的底線，總是在歲月中不住消磨。那些失眠的〈夜話〉，那些熟悉的〈語霧〉，都隨著每週的〈迥圈〉中，把「四處散落的自己，釘成厚厚的秩序，以目送那漸歸於平靜的貨櫃碼頭遠處。在事功與情之間，好像容不下選擇。

當那個以歷史、以地域、以風格、以思想，而建造起來的舒適架構逐漸崩毀，不再允許線性的朝聖。我不得不學會遷就生活，形成另一種秩序。

或許詩人的路徑充滿了困頓，但這條以「嚴瀚欽」命名的路徑，更多的是對生命與生活間的領悟，它「偏僻，滿是泥濘，會遺漏一些必要的風景」，也許是一種精巧的自我安慰，但在如此當刻，如此時代。

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

註1：洛楓與嚴瀚欽對談，「當錯覺為世界本相，詩以和解之名重生」——《錯覺與和解》新書分享會回顧，參〈虛詞〉：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5994.html

註2：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9），第19冊，頁317-318。

註3：「詩言志」的傳統指出詩歌的核心本質與功能，即表達思想、抱負、意志與情感。最早見於《《尚書·虞書·舜典》：「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戰國時《荀子·儒效》云：「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漢《毛詩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註4：羅蘭．巴特著，汪耀進、武佩榮譯，《戀人絮語》（台北：商周出版社，2010），頁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