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靜的朋友》:無法脫離自己認識他人,但仍可窮盡想像靠近對方

影評 | by  吳芷寧 | 2026-07-02


「人生就是一連串嘗試,嘗試尋找比喻來貼近真實的世界。」《寂靜的朋友》中,梁朝偉飾演的腦神經科王教授,在大學講台前,提到手邊那個塑膠造的大腦模型時,徐徐說了這句刺點一樣的開場白,一個普通教學工具頓時變成意韻深遠的哲思,看得在心裡嘩了出來。


隨後王再連番拋出幾個比喻。先是讓發光白球在漆黑中傳來傳去,奪人心神,隨後再道來,光球流動的畫面,就像嬰兒感知世界的方式,流動、多變、全面,「observe in every imaginative context」。而這感知方式還有個同樣用隱喻來指稱的名字:「燈籠意識」。相對而言,成年人的「聚光燈意識」專注,卻排除了許多。連番震憾。如果我讀大學時聽到這課,我未來三年會把這教授開的所有課程都讀完吧。


而這幕猶如打開電影的鎖匙。


近年才明白,關於比喻、擬人、類比,這些文學修辭手法反映的其實是人類的認知過程。用熟悉的A來理解陌生的B,用五官可感知的B來靠近抽象不可見的C,都是按照類似的邏輯來運作。就像當你理解到,人類依賴腸道微生物來幫助分解、吸收營養;然後你會更容易想像,植物依賴根系附近的微生物來助其吸收養份,人與植物其實都是共生社群。


《Planta Sapiens》,那本匈牙利導演 Ildikó Enyedi 請梁朝偉在演出前要看完的書中如此寫道:「我們的本性就是會將自己身上看到的東西,和周類環境做類比,用熟悉的來推斷不熟悉的,從近處的拓展到遠方的。我們會不可避免地以自身為基準,將自己內心的主觀體驗作為理解世界的出發點。」


於是當女植物學家在演講中如此問道:「要跟沒有共同語言的生命連結,你會做些什麼?」你知道這提問顯然也是導演想回應的。這齣圍繞三人一樹的跨時空跨物種電影,關於孤獨,關於溝通的渴望,正正在探索這些認知慣性於大熒幕呈現的各種可能,包括其帶來的驚人美麗連結,還有投射帶來的偏差。誠如導演透過攝影師伯伯的口來表達,攝影並不是反映現實的工具,攝影乃在「探索現實的脆弱本相」。



戲中到處都是人與植物的類比。包括在疫情之下,香港腦神經科學教授Tony Wong滯留空洞的德國校園,研究和教學皆被停頓,無事可為,卻在看網片時靈機一觸,決定師隨植物學家,以自己熟悉得來又多出一點什麼的研究方式(他需要的工具來自生物學實驗館和腦神經實驗室)──捕捉腦電波影像的方式認識植物。


只是植物作為另一個王國的生命,跟人類完全不同,要走進對方的世界,要穿越多少事物?像下雨了,為模仿植物感受雨水,王教授趕緊跑去洗澡,卻仍是忘了要模仿得夠像,他得至少在洗澡時同時飲水。下雨於植物不是洗淨的概念,而是吸收水份。女植物學家直接告訴王,這研究結果在科學上只能是糊模的。


可是,在科學上徒然,實驗倒更有趣了。當長久以來,大腦都被人認為是智慧的載體,有腦的生物才有智慧(無腦也當然是罵人的話),人類亦相當自負的自稱為Homo Sapiens──意思是智人,有智慧的人,那當一個研究大腦的科學家,用一種捕捉智慧物種的方式去嘗試解讀植物,豈不也恰好代表他相信他們也有智慧,賦予/還原他們人一樣的地位?


說到底,我們該用什麼基準來判定生命有沒有智慧呢?怕羞草之所以被認為有智慧,只是因為它回應快速,貌似動物性,剛好接近人類可以感知的時間維度,如此而已,導演提醒。還未計,將人類的生物學名定為Homo Sapiens的,正是戲中提過的植物學家林奈,他同時被視為科學種族歧視的先軀。林奈當時不只將植物分類,他還有套四體液學說,指亞洲人憂鬱貪婪,黑人怠惰狡猾,美洲人固執暴躁,唯有歐洲人最聰明。「有智慧的人」,在18世紀指的其實是白人男性吧。


《Planta Sapiens》書名的想像和宣示更清晰:藉由構建假/新學名,表達植物的智慧,可不讓人類專美。



並置人與植物,不只是王教授的選擇;電影中,兩者確實多次被放在相同的觀察位置。如電影第一幕,先是植物的初生(種子)破壁而出,繼而是初生的人類(嬰兒)的模樣。又如格蕾特幸運地獲叮嚀要多使用珍貴的照相機後,她先是用相機捕捉植物,包括各種盆栽、街市買來的洋蔥,最後還拍攝了自己的身體。在此,植物是被凝視的客體,自己亦然。同時植物是被尊重的主體,自己/女性也終於是。人與植物,可以相似相通,甚至互相慰籍。


這份慰籍來在70年代的故事尤其特出。去到70年代,人對植物的興趣,由可見可觸的形體結構,變成更難驗證的植物感知世界的方式。漢內斯對女生漸生情愫,為她照顧一盆天竺葵,及後更跟天竺葵發展出一段神奇的默契和情誼(或至少是,漢內斯對天竺葵建立了感情)。女生做研究時,天竺葵還主要是用數據記錄的對象,過程客觀化而疏離,漢內斯卻是直接跟他互動起來了。無論是扮鬼臉、設計裝置讓植物為他開門,他都比女生更似在做實驗,他在實驗跟植物當朋友。


亦即,當漢內斯討厭被迫──他不喜歡被家人強迫照顧農作物,卻享受獨個兒爬樹,在草地躺下看書;他不跟風抽煙,諷刺Hippies同學盲目崇拜叛逆如同神父崇拜耶穌,但他獨處時其實會抽煙──總是格格不入的他,倒是跟天竺葵相處得好快樂。


在在詰問,人跟植物,可以建立起友誼嗎?或者借Donna Harraway的說法,可以建立kinship?植物又可不可以不跟死物同類用「它」,而是用「牠」,甚至「他」?

還有很多時候,鏡頭明顯在引導你代入植物的視角去觀察人類。你不時看到鏡頭靠近樹幹或枝椏,再拍攝前面的人,彷彿樹幹枝椏上有眼晴,彷彿他們才是觀看的主體。連街角牆上那株毫不起眼的小草也「看」著人走過。而格蕾特在樹下抽煙,那徐徐上升的白煙,植物「看在眼內」,其葉片細胞亦有人讀不通的反應。「What if they observe us like we observe them? 」這是王的疑問、女植物學家的想像,也顯然是導演在帶引人走進的視角。三百年的校園老樹,承繼著一億多年的基因智慧,「見」證三個時空裡,三個孤獨的靈魂。


去到片尾的鳴謝名單,熒幕甚至列出電影中所有出現過的植物名字,滿滿的兩頁,予他們人一般的待遇與謝意。植物在此不再是背景的綠意,而躍升為參與者。太震憾。



「相較之下,英文無從認可『另一生物的單純存在』。如果你不是人類主體,就預設你是無生命的客體──是『它』(it),『只是個東西』。如果為了理解非人生物,而調整人類的概念,會落入擬人化的陷阱。用『它』來當代名詞,等於把物變得客體化,落入另一個陷阱。


生物學的現實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為什麼我們用來理解世界的故事和隱喻,得是那樣?我們能不能拓展一些概念,例如說話未必需要嘴巴,聆聽未必需要耳朶,而解讀未必需要神經系統?我們能不能做到這樣,而不用偏見和影射來扼殺其他生命形態。」引自《真菌微宇宙》,另一本討論真菌與植物智慧的書。



除了用人有的腦袋(神經元)、感官(觀看的眼晴)來想像植物,性這課題也在電影中反覆出現,且層次豐富。最初,性以權力的形態現身,是用來侮辱女主角的手段。1908年,那個女性仍被拒諸於各知識領域門外的年代,格蕾特在大學面試時遭年老男學者肆意羞辱揶揄,而羞辱的依據,正是植物學家林奈對植物繁殖方法的擬人化描述:多雄蕊暗示一妻多夫,花瓣即新娘的床,等等。


18世紀的(男)人藉由觀察植物外觀(繁殖部位)發展出一套新的科學分類系統,劃時代,同時卻把自身的沙文主義、家庭價值加諸了在植物身上,以致於植物被擬人化後,落入了淫亂的污名,以致於格蕾特在面試時要用「我不是植物」的區隔來抗擊。擬人的威力,擬人的失當,擬人在此帶來了區隔而非連結。


偏偏連結仍是發生了。有天,格蕾特在清晨偷偷走進森林起舞,沒料到這個美麗短暫的喘息空間,竟讓她落入跟植物一樣的窺境──她被指控淫亂失德,被寄養家庭趕出門外。那刻,在那個父權又人類中心的權力系統裡,女性跟植物因承受相同污名而奧妙地連結起來。


不過植物的繁殖/性,在電影中不只得負面意涵。面試過後,格蕾特在花園行走,指頭輕觸花的柱頭,花瓣打開如同陰唇,鏡頭壓制克制得來亦充滿性意味,一如漢內斯和女生之間的壓抑欲望、格蕾特和助教後來的曖昧紛圍。後來女植物學家更直接以「sperm」指稱花粉,對王說「maybe I could send you some sperm?」視花為性器,導演大膽翻開了跟植物學糾纏甚深的性別文化視角。


還未計性有另一個維度,細胞的維度。電影尾段,王教授替銀杏樹授粉後,顯微鏡下的細胞在大熒幕上蠢蠢躍動(忘了是精子卵子在結合還是細胞在分裂)。在配樂的加持下,性,由禁忌淫穢變得神聖、莊嚴,成為躍動澎湃、催開生命的原始能量。那是什麼物種的精子卵子或細胞?其實不太重要(無計唔識睇),反正什麼動植物不是由細胞所結合的?惟值得一提,絕大多數開花植物的精子,都不是人類熟悉的游動形態(花粉會長出花粉管,把精子細胞送到卵細胞附近),但銀杏竟是極少數的例外;原來銀杏的精子跟人類的很相似,同樣有鞭毛而能游動。銀杏與人竟然在這層面可比。


甚至,下一次下雨時,王教授再沒有帶上腦電波儀器,卻是全身赤裸,坦然張手直接沐浴在雨中。一個成年男人甩開科技,脫掉衣衫,剝落各種文明痕跡,返回原始狀態,跟一顆雌性銀杏樹同在一地。場面依然寂靜,畫面什麼都沒發生,想像卻這樣大膽飛馳──性與愛作為最親密的溝通方式,可以存在於人與植物之間嗎?(別忘了,植物從來都是靠不同中介來替自己授粉繁殖,不是自己直接來的。)又或者是,一個知性理性的成年人,還能夠返回原始初生狀態經驗燈籠意識嗎?與其說王在延續科學實驗,那更似是一趟跨越物種界限的思想實驗。相信那一刻,王像嬰兒一樣,像愛人一樣,返回燈籠意識,感知全開,迷幻昂奮,很high。


至於他等到清晨在睡夢中醒過來,看到電波影像艷麗盛放,獲授粉的大樹給予反應,那刻朦朧,迷幻,驚艷,如幻似真,那幕更是名副其實的「甦醒」了,生理、意識與靈性層面的。



「演化生物學家理察·路翁亭指出,若是不用『比喻』,不可能『做科學』,因為幾乎現代科學整體,都在試圖解釋人類無法直接經驗的現象。而比喻和類比則充滿人類的故事與價值觀,所以討論科學概念絕對少了不文化偏見,即使這段也不例外。」


「如果說植物『學習』、『決定』、『溝通』或是『記憶』,這是把植物人性化,還是把一系列的人類概念給植物性化?人類概念套用在植物上,可能產生新的意義:就像植物的概念套用在人類身上 ,可能產生新的意義——像是綻放、盛開、健壯、根抵、長青、基進⋯⋯」引自《真菌微宇宙》。



於是,導演到底在拍什麼呢?有人問。將人與植物平等並置;用看待人的方法看待植物;當植物是人;將自己的價值觀套進植物身上;想像植物就像人一樣觀察世界;想像自己是植物,用植物的角度來感知世界;嘗試認識一棵植物如同認識一個人;跟植物互動,建立親密感情。《寂靜的朋友》基本上把以上都拍齊了。由近及遠,結果導演可真是observe in every imaginative context,拍出了燈籠意識。流動、多變、全面。


尤如訴說:我們無法脫離自己去認識他人,但仍可以窮盡方法和想像去靠近對方。並在過程中,讓對方撐開我們自身。一如植物生長之初,種子外殼必先破開。



那麼人對植物甦醒、開眼之後會怎樣呢?梁朝偉在《大把戲》的訪談呈現得再明顯不過了。這位內斂的i人巨星,在訪問竟雀躍得像個小孩,直說「好開心呀真係好開心」,又多次「心心眼」狀態力推《Planta Sapiens》,暢談讀書發現,指這書「完全改變了我對世界的看法」。太可愛。訪談很好看。你會感受到那種自身被撐開後,學習的快樂。你會想起自己在農田在課堂在看書在跟誰的交流裡,也經驗過的快樂。



看樹是樹,看樹不是樹,看樹還是樹。生命牽引投射,包容投射,卻又終歸超越投射。電影最終幕,三人跨越時空並存於銀杏樹下,隨後人類退去,剩下銀杏樹獨存於天地間,䇄立,舒展,金黃燦爛。兩個半小時的遊歷之後,最後不再召喚思考,而是召喚最直觀的感受,讓你被生命驚艷,被觸動。


世界好醜好惡,願仍能被生命驚艷,被觸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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