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牧手稿拍賣風波 一探所有權、著作權與資本市場的拔河

台灣文壇近月因一場古書拍賣會掀起罕見的法律與倫理風波，已故台灣現代詩巨擘楊牧生前投稿至報社的三件珍貴手稿，原訂於3月底由「掃葉工房」進行公開拍賣，卻引發楊牧遺孀夏盈盈與家屬的強烈抗議。家屬指控手稿來源非法且涉嫌侵權，最終促使拍賣行致歉並宣布全面撤拍。

在數位化與雲端儲存普及的今日，作家早年沾染墨跡與塗改痕跡的手寫稿，不但是拍賣市場上具備高度經濟價值的收藏品，更被視為承載創作者靈魂的文化資產。當這些手稿的實體所有權（Ownership，台灣稱物權real right）與著作權（Copyright）發生扞格，且未經家屬授權便流入商業市場時，隨即引發社會廣泛熱議。本文寫於具體人事處理塵埃落定之後，意在紀錄事件相關之深入討論，為歷史及文化留紀錄。

爭議始末

事件起因於「掃葉工房」原訂於今年3月29日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舉辦的「清風似友 2026 春 台北古書拍賣會暨絕版書市」。在該場拍賣的圖錄中，出現楊牧的三件重要原稿，分別為〈北西北〉、〈夜宿大度山〉以及〈西班牙・一九三六〉，三份手稿皆為楊牧於1970年代親筆書寫，並投稿至《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

楊牧遺孀夏盈盈與「楊牧書房暨研究中心」得知消息後，於3月11日委託北律師正式發函給掃葉工房，其後在23日再公開律師函，指出楊牧當年僅為提供稿件給報社刊登，並未轉讓原稿的實體所有權與著作權，質疑這批手稿極可能是報社前職員利用職務之便私自侵占並流入商業市場。若執意拍賣，委託人與拍賣方將涉嫌刑法的侵占罪、媒介贓物罪（香港為處理贓物罪），且在圖錄上公開展示手稿亦侵害了著作財產權。此外，律師函亦要求掃葉工房公開賣家身分，以便追討原稿及損害賠償。負責此事聯絡的洪範書店總編輯葉雲平表示，撤拍並非最終訴求，而是希望藉此喚起社會對作家手稿智慧財產權的尊重。

洪範書店創辦人之一葉步榮亦於29日公開說明2025年至26年間楊牧手稿拍賣事件，指出早在2025年3月，夏盈盈便曾發現楊牧的手稿與私信遭拍賣。當時葉步榮曾試圖代為向提供手稿的作家洽談全數買回，但因對方健康與私人因素婉拒。隨後，葉步榮與夏盈盈在拍賣預展上遇到掃葉工房代表傅月庵，葉步榮曾當面提及手稿拍賣可能涉及的權利爭議，但當時獲悉的回應是，拍賣方僅提供交易平台，權利瑕疵應由提供人自負。直到2026年3月再度出現三篇原稿，夏盈盈深覺若繼續容忍，對家屬無異於凌遲，因而決定正式委任律師抗議。

面對家屬的嚴厲指控與文壇的熱烈議論，掃葉工房最初於23日夜回應已將手稿撤拍，但礙於拍賣業保密義務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無權提供委託人身分，並呼籲家屬循司法途徑釐清物權歸屬。

隨著事件不斷發酵，掃葉工房代表傅月庵於31日再次發表公開聲明，為此次風波正式致歉。傅月庵坦言，在拜讀葉步榮的說明後，已完全理解夏盈盈的焦慮與介懷。他承認，即便去年家屬是直接與提供方洽談買回，但掃葉工房未能及時扮演溝通管道，且今年在承諾撤拍後，圖錄與網路訊息仍廣為流傳，在服務流程上確實有未盡周全之處。傅月庵承諾，未來將積極建立事前溝通機制，主動關注原創作者及其家屬的權益，並善盡拍賣公司的專業責任。

文學資產的所有權（Ownership）與著作權（Copyright）之爭

今次楊牧手稿之所以有所爭議，源於涉及實體手稿的所有權（或物權）與文字內容的著作權產生衝突。根據台灣作家李志銘在《獨立媒體@天下》中〈徘徊在拍賣槌下的墨跡：從楊牧手稿爭議，看文學資產的物權與著作權之辨〉一文，指出早期台灣文壇，報社副刊常印有「恕不退稿」的條款，本意是為免除龐大的退件郵資與保管責任，卻在無意間成為某些編輯私下截留、收藏名家手稿的歷史淵源。

李志銘續指，若從法律定義來看，報社所支付的稿費，買下的只為「著作財產權中的發表權與重製權」，亦即將文字印刷成冊並發行的權利；至於手稿或原稿「實體紙張」的物品擁有權，除非作者明確表示將手稿轉讓給報社或出版商，原則上依然歸屬作家本人。

針對所有權與著作權分離的鐵則，李志銘引用了美國法庭於1989年做出的沙林傑（J.D. Salinger）未發表書信案判決為例。當時一位傳記作家在大學圖書館挖掘出沙林傑的私人信件並加以出版，遭到沙林傑提告。美國法院最終確立了一項重要原則：即使圖書館合法擁有信件的「實體紙張」，但紙上的文字與表達方式永遠屬於創作者及其繼承人，未經授權絕對不得公開重製。這項判例清晰定立法律規則，即便藏家在二手市場以真金白銀取得了手稿的所有權，也不代表其擁有將其內容公開展示與散布的權利。

拍賣市場的雙面刃

在強烈譴責未經授權的拍賣行為之餘，台灣資深出版人沈雲驄則提出另一個視角，指拍賣市場在文學資產傳承中，扮演著極其矛盾卻又關鍵的角色。他指出將作家手稿拍賣固然常被文化界批評為不可取的「文化商品化」，但發展至今，交易市場的存在卻是許多文學文獻免於毀滅的救命索。

沈雲驄列舉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早年與Gollancz出版社的往來信件，指出在出版社遭數次併購後，於2018年險些被當成廢紙清空銷毀。最終古書商將這批檔案拆散拍賣，其中《動物農莊》的信件更以十萬英鎊天價成交。此事件折射出台灣早期出版與報業的常態：在電腦普及前，手稿僅被視為排版用的生產載具工具，付梓定版後便失去價值，往往被塞在辦公室角落或由退休編輯順手帶走。在這個仰賴「人際信任」而非嚴謹合約運作的年代，手稿的歸屬權成了一筆缺乏白紙黑字約束的糊塗帳，為日後的產權糾紛埋下伏筆。

除了物權爭議，手稿的私密性也常與市場機制產生劇烈摩擦。以極度注重隱私的美國隱遁名家Thomas Pynchon為例，他寫給經紀人的百餘封私密信件，在兩人決裂後被轉賣給私人藏家，最終捐贈給摩根圖書館。然而，當記者取得閱覽權並公開報導內容時，震怒的Pynchon立刻透過律師介入，迫使圖書館將信件無限期封存。這突顯了當文學手稿成為交易標的，作家的隱私權往往面臨被剝削與公開檢視的風險。

儘管拍賣行為常被文化界批判為庸俗的「文化商品化」，但沈雲驄說一個殘酷的現實：「手稿最大的敵人，不是交易與拍賣，而是時間與遺忘。」若是缺乏實質的經濟誘因，無數珍貴手稿恐將在搬家紙箱或廢紙堆中灰飛煙滅。拍賣市場的存在，賦予了持有者保留文獻的理由。同時，大型拍賣行在編撰圖錄時，會進行嚴謹的年代鑑定、筆跡比對與流傳歷史考證，使得拍賣圖錄本身成為極具價值的學術文獻。全球頂尖的典藏機構（如德州大學哈利・蘭森中心），亦高度仰賴拍賣市場來擴充館藏。

當一份手稿躍上拍賣目錄，它便正式進入了公共視野與學術雷達。即便最終由私人購得，其身影也已被數位化與編目記錄。正如歐威爾當年流散的信件，最終在2025年由倫敦大學學院（UCL）順利購回併入檔案館；多虧了交易市場的緩衝，這些文學瑰寶才得以逃過時間的銷蝕，免於永遠失落於歷史的縫隙之中。

然而，將文學手稿推向資本市場，無可避免地會面臨嚴峻的倫理拉扯。當手稿被標上價格，進入拍賣體系後，它所牽動的不再只是單純的流通，而是價值的徹底轉換。在缺乏制度性安排的現況下，「市場價格」成為衡量文學物件的唯一力量，文學逐漸被轉化為可以被資本持有的「單位」，原本閱讀與理解經驗，被迫讓位給了收藏與交換的商業邏輯。

這種將個人隱私與人格權延伸商品化的行為，屢屢在國際間引發家屬與市場的激烈爭議。李志銘提及，美國非裔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家屬，就曾以涉嫌偷竊為由，阻擋其生前戰友拍賣其〈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的演講大綱。沈雲驄亦以美國作家Thomas Pynchon的案例，表示其極度私密的書信被經紀人賣給藏家後捐贈給圖書館，卻因記者查閱並公開報導，惹怒了極度重視隱私的Pynchon，最終迫使圖書館在作家生前全面封存這批信件。

雖然現這把名為拍賣市場的雙面刃，一面無情地將作家的私密靈光與心血結晶切割為待價而沽的商品，挑戰著家屬的底線與文學倫理；另一面，卻又在國家典藏機制缺席的現實下，以資本的力量從歲月與廢紙堆中搶救出無數脆弱的文化記憶。如何在尊重創作者家屬意願、保護隱私權，與避免珍貴史料隨時間灰飛煙滅之間取得平衡。

是次楊牧手稿的爭議，本質上是一場記憶與資本的拔河，當那些承載著作家筆觸、塗改痕跡與私密情感的手稿，其價值究竟該如何被衡量？當文學創作的實體載體脫離了創作者的掌控，進入自由市場的交易流轉中，大眾所面對的，不再只是所有權與著作權的法律攻防，更是對文學倫理的叩問。

隨著掃葉工房致歉，事件已告一段，但其所掀起的歷史塵埃與倫理漣漪，作品擁有權及著作權仍然值得大眾重視。如何讓這些珍貴手稿免於時間的銷蝕與遺忘，保有其不被資本隨意標價與窺探的靈魂尊嚴，正是當代社會與文化界須面對的未竟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