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提到，警察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委託，其權力自然受到公共意志的約束。然而，這不表示民意決定了的一切，它是其中一種標準去劃定警察的權力範圍，另一些標準包括結果論和義務論（或權利理論）。在本文裡，我會先探討和批判「國際標準」的評估準則，然後從倫理角度劃定警方武力的恰當範圍，並用此評估反修例運動裡警察的若干濫權。

2015年10月6日，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至中山廣場的路上，由兩千多件學袍與黑衣組成的隊伍靜默行過，氣場凝肅。校園裡的遊行並不多見，這次行動由四位港大教授發起，為的是抗議校務委員會無理否決陳文敏出任副校長，影響學術與言論自由。當日，遊行發起人、時任法律學系主任何錦璇的一句發言還令人記憶猶新：「（陳文敏）做了多年院長及系主任，如果只是一個nice guy，也不會得到這麼多同事尊重。」

甚麼是調解（mediation）？「審判是很複雜的，有輸有贏，輸了的一方總覺得自己失去了一些東西；即使是法官的裁判，也不是人人信服，總會有人質疑。我們很難用訴訟審判去迎合每一個人的需要、討好每一個人。」

1990年，在中國就發生了一起舉世矚目的版權公案。當年拉美魔幻寫實代表人物馬奎斯到訪中國，發現書店到處都陳列著各出版社擅自出版的《百年孤寂》、《霍亂時期的愛情》等作品，深感憤怒，並決絕地留下一句：「有生之年到死後一百五十年，不會將自己作品的任何版權授予中國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尤其是《百年孤寂》。」

十年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開設了法律與文學課程，任教這門課的Marco Wan教授，正是希望在跨學科的基礎上、從語言和人性層面引導學生重新理解法律。「在法庭審訊中，我們當然需要著重理據、邏輯、案例，但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看，每件案子中牽涉到的人性與經驗，也是需要我們去理解的。」

常常聽到這樣的說法：入得到法學院，不是最聰明的，就是最蠢的。聰明的人知道，選擇法律即是選擇了衣食無憂的生活，幸運的話還能在法庭舞台上一展辯術；愚蠢的人則一早下定決心——學習和從事法律，為的從不是自己。在香港法律界，這樣的蠢人蠢事並不少見。

每個人的小歷史，其實都是一部大歷史，而在大時代之前，任何一步行動、一個決定、一下靈光閃現，都足以改變歷史軌跡。盧麒死後，John Rear妻子被示威者截停座駕，原來六七暴動正式爆發，John Rear萬萬想不到，那就是成立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契機。

文學與法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西西的著作《肥土鎮灰闌記》，卻承襲布萊希特《高加索灰闌記》、元代李行道雜劇《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甚至是《聖經》所羅門王判案的精神，探究公義與人性之餘，西西的創作更進一步回應時代，投射出香港對未來的探問。由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成立的法律診所，也許就是當世的灰闌，在公義之前，法律診所更著重人人享有正確與專業法律意見的權利，尤其是基層市民，認罪可以，但若因為經濟及資源問題而扼殺了他們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就這樣認命，卻是絕不容許。

有時，作品的「主題」會誤導讀者，令讀者急於尋找和援引該主題在其他作品裡呈現的歷史脈絡，造成脈絡的誤用。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即為一例……《小偷家族》並沒有特別關注一般意義下的現代家庭，觀眾毋須按小津以降日本電影中家庭主題的系譜和脈絡來評斷它。當評論的話語過於集中在家庭主題的時候，觀眾倒應該先回到作品的敘事形式，尋找思想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