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不屬任何一國的Patriot——《我想理解：漢娜·阿倫特訪談與書信》書評
書評 | by Sir.春風燒 | 2024-10-31
大多數人是透過《極權主義的起源》《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和《人的條件》認識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又譯漢娜·鄂蘭），相信像我這樣的不少讀者受其政治學常識啟蒙，了解何謂公共領域、何謂行動、何謂平庸之惡、國家機器如何去人性化、恐怖如何成為統治工具、個體在集體中又要負何種責任。身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阿倫特思想涵蓋政治學、哲學、歷史和社會學，尤其對極權主義、革命、自由、公共領域和人類境況有著深刻的認知見解。
儘管如此，阿倫特卻否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也否認自己是哲學家，甚至在強調自己猶太人身份並為猶太人辯護的同時，在不同場合堅決否認自己是猶太復國主義者，這十分有趣，特別在價值壁壘分明、樂於且急於給自己貼標籤的今日，阿倫特這種表現依然先鋒。阿倫特反對抽象的身份認同，認為人類首先是政治行動者，而不是基於性別、種族或其他固有屬性來進行政治劃分的人，因此拒絕將個人簡化為特定群體的代表。但猶太身份則不然，阿倫特對猶太身份尤其執著，堅持猶太身份是一種基於現實的自我認同與道德責任。猶太人在歷史上承受了極端的政治壓迫和道德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她清楚意識到自己的猶太身份不僅是私人問題，還涉及整個猶太民族在納粹屠殺後的命運和責任，承認猶太身份是一種拒絕逃避歷史責任的表現，是對自己在群體歷史和政治現實中的位置的清晰認知。
南京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新書《我想理解：漢娜·阿倫特訪談與書信》，阿倫特的開放包容、敢於發表冒犯同民族人的意見的勇氣，在在可見，令人折服。書中第二部分，阿倫特與卡爾和格特魯德·雅斯貝爾斯的交流，在《關於猶太身份》一節中，阿倫特面對棘手的歷史和身份認同問題，她仍然選擇坦誠相待，她認為不解釋是一種傲慢，儘管每次解釋似乎都隱含著為自己辯解的成分，但在此困境下清楚表達自己的立場還是必要的。
她說道：
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我們之間的分歧，您曾說（或者寫道），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我不記得我是回答了還是只在腦子裡想，有了希特勒做船長（那是在1933年之前），我們猶太人就不在同一條船上了。這也不對，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您根本就不是坐在船上，或者最多跟坐牢一樣。在自由的形勢下，實際上每個人都應該有權利決定他想成為什麼人，德國人還是猶太人，或其他什麼人。在美國這樣的非民族共和制裡，國籍和國家並不完全相同，那麼這個問題就或多或少只有社會和文化意義，在政治上卻毫無意義。（例如，所謂的反猶主義在這裡是社會性的，雖然有些人拒絕與猶太人同住一個旅館，但如果他們的猶太同胞被剝奪了投票權，他們也會非常驚訝和憤怒。當然，這可能會改變，但目前是這樣的。)在歐洲的民族國家體系中，所有這些都更加困難。但是，我的上帝啊，如果一個德國人說他寧願是義大利人，或者反之，並據此行事，為什麼不行呢？
如果今天德國的猶太人不再想當德國人，肯定不能責怪我們，當然這看起來有點奇怪。但基本上他們想要說的是，他們不打算為德國分擔政治責任；而且他們又是占理的。僅僅這一點就是決定性的。您看，對我和今天的許多人來說，我們打開報紙首先要看的是巴勒斯坦發生了什麼，這已經變得很自然了——儘管我無意去那裡，而且幾乎堅信那裡會出問題。
阿倫特強調，在自由的社會中，個人應該有權利選擇自己的身份，不管這個人要成為德國人、猶太人還是或其他什麼人。她批評民族國家對個人身份的強加和約束，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有自主決定自己身份的權利，而不應被外部環境或政治強迫歸屬某個特定群體。在自由的共和體制下，這種選擇可能不會對個人的政治地位產生影響，每個個體都應享有身份選擇自由——有別於學院派的政治學家，阿倫特是以親歷者視角得出這個結論的。阿倫特生於德國一個猶太家庭，20世紀30年代納粹上台後，猶太人的生存環境急劇惡化。阿倫特親歷猶太人在德國社會中被迫害和排斥。1933年，她因為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而被捕，隨後逃往法國，最後定居美國。納粹政權的大屠殺不僅對阿倫特個人的生命造成了威脅，也讓她深刻反思國家、民族身份和個人自由之間的關係。正是這段痛苦的經歷，使她對民族認同有著深刻的懷疑。她親眼見證了國家在極權體制下，如何利用民族身份來進行排他性政治，剝奪部分人的公民權利，甚至在納粹統治下將猶太人驅逐出公民身份之外，最後走向集體滅絕。這使得阿倫特對於「身份」的問題格外敏感，她不相信人應該被固定於某一個民族身份中，尤其當這個身份被國家用來作為壓迫工具時。
國家往往將個人的身份強行與民族、
在與羅傑·埃雷拉的電視訪談部分，阿倫特又對極權主義、暴政與獨裁作出區分：
一個朋友曾提醒我，好幾個世紀之前，有人也說過非常類似的話，即無恥到願意贊同的人並沒有好過那些提出抗議的不遜之人。當然，這就是極權主義的基本特徵：人對人的完全統治。
從這個意義上說，極權主義今天已經不存在了，俄羅斯曾經是有史以來最糟糕的暴政之地之一，現在也沒有極權主義了。即便是在如今的俄羅斯，一個人被送往流放地、勞改營或醫院的精神病房，肯定也是因為他做了某些事情。
現在讓我們看一下什麼是暴政！畢竟，所有極權主義政權出現時，大多數歐洲國家已經形成了獨裁統治的氛圍。如果我們回溯這個術語和單詞的原始含義，獨裁絕不是暴政。獨裁是在緊急情況下，一般是在戰爭或內戰期間暫時中止法律。在任何情況下，獨裁都是有時間限制的，而暴政則沒有。
阿倫特對政治現象觀察和政治壓迫形式的分析之細緻，令人驚訝。對比多數歐洲國家的傳統極權和當代俄羅斯的專制，她重新審視了當代社會權力結構與個人自由之間的關係，也即傳統的極權壓迫已經轉變為更為靈活且具有變異性的統治形式。這些形式不再是過去那種全面而極端的控制，而是更多依賴技術手段、法律工具、經濟政策或文化操控來維持統治，保留了一些形式上的「合法性」，個體不再完全處於絕對隨機和無序的控制之下，至少需要有某種行為作為迫害的依據——讓我們發散思維，其中內涵都可能有什麼：威權主義、數位監控、文化霸權、輿論操縱、經濟剝削、國家安全……不過，筆者想強調，壓迫方式變化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和控制並無減少，相反，以「開誠布公」的外表使其歹毒的心腸愈發「隱蔽」，包藏禍心，人民更難反抗了。
國家安全在美國是一個新詞。我想您應該知道這一點。國家安全，請允許我稍微解釋一下，實際上是法語中「國家理由」(raisom d'état)的翻譯，而「國家理由」，即對國家理由的所有設想，在這個國家從未發揮任何作用。它是一個新的舶來品。而現在，國家安全突然涵蓋了一切，您可能從對埃利希曼先生 的問詢中知道，各種罪行都可以用它來辯護。例如，總統絕對是正確的……他不會做錯事。也就是說，他是共和制的君主。他淩駕於法律之上，他無論做什麼，都可以辯解說是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
就好像無國籍問題也屬於我們這個時代，並在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膚色中不斷重複。但如果我們要談這些普遍問題，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殊性還包括犯罪行為對政治進程的大規模滲透。我要說的東西已經遠遠超出了那些不論對錯總是以國家理由來辯護的罪行。雖然那些總是例外情況，但我們在這裡突然要面對的是一種本身就是犯罪的政治風格。
它根本就不是什麼例外。這些人（包括總統）都在說：我們處於特殊的緊急情況下，必須對所有人進行竊聽。但並不是這樣的。相反，他們認為竊聽是正常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同樣，他們也不會說：我們只有這一次要闖入精神病醫生的辦公室，以後絕對不會，不，絕對不會。相反，他們會說：闖入是絕對合法的……
當然，所有國家安全的事情、出於國家理由的事情是直接從歐洲進口的。當然，在德國人、法國人和義大利人看來，國家安全是一個正常的理由，因為他們一直都是這樣生活的。但這恰恰是美國革命想要打破的歐洲遺產。
美國的「國家安全」概念其實是從歐洲專制傳統引進的，這對於一直自豪於自由民主傳統的美國來說，是一種偏離。阿倫特擔心「國家安全」這個概念會被用來合理化各種形式的政府犯罪行為，包括竊聽、監控和對異見者的打壓，這使得美國原本的共和理想被侵蝕，並且逐漸滑向一種新的專制形式。然而，她的批評不僅針對美國政治，更是對任何以國家理由為藉口進行統治的政府的一種警示。
在流氓橫行的當代全球政治環境中，「國家安全」日益成為一種掩蓋濫權行為的手段，尤其是流氓政權常以「國家安全」為由擴張政府權力，合法化侵犯隱私，蠶食公民自由。可敬也可悲的是，放諸21世紀20年代，阿伦特對此批評依然沒有過時，甚至可以說她的觀察具有極高的現實意義。當一國將「安全」作為最優先的目標，並且在此名義下不惜犧牲民主、自由和公正這些寶貴價值時，這個國家就失去了它作為自由國家的根本意義；當權力失去制約時，會不斷尋找正當性來維護自身利益，因此，在任何社會中，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都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老牌民主社會中，也同樣會滋生出專制和壓迫，以合法的民主過程迅速摧毀民主制度亦不無可能，正如某些蛆蟲在網上熱衷叫囂的那句：「希特勒也是民選產生的」。
湯瑪斯·潘恩（Thomas Paine）說：「真正愛國者的責任是保護國家不受政府侵犯。」（The duty of a true Patriot is to protect his country from its government.）由此觀之，阿倫特積極介入公共領域、參與政治，毫無疑問她是個Patriot，但轉眼你會發現，她既非美國的Patriot，也非德國的Patriot，更非猶太的Patriot……她不是某一國的Patriot，而是現代文明照臨下人類公民社會的Patriot，這個Patriot是普世的。誰說我們不可以追隨她，同樣成為那樣的Patriot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