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淪落人》小輯】無性的越軌──電影《淪落人》的港式健全主義

影評 | by  盧勁池 | 2019-05-01


最近廣受關注的香港電影《淪落人》,跟早前同獲政府劇情片資助的《一念無名》一樣,似乎背負著一種宣揚殘疾人權利的政治正確目標。在盡力迴避對弱勢社群的悲情消費之餘,同時更力圖展現一種香港人認可的共融精神。當然《一念無明》的敘事風格文藝氣質較強,為達成政治正確的目標,就得更遷就復康組織的復元模式立場。《淪落人》則打正愛情電影的名號,劇本只要依據新聞、社會政策的現實基礎去寫,本該沒太大包伏,可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但結果,其愛情觀卻出奇地來得過份保守。


《淪落人》講的,是一個基層殘疾大叔和一個年輕有才華的菲藉家庭傭工的愛情故事,放在2019年的今日,講述的基礎立足在兩個重要的社會參照:第一個顧然是不少電影宣傳已題到,一名叫Xyza Cruz Bacani曾在香港當過外傭的菲藉女攝影師,得獎和辦攝影展的報導,另一個我想特別指出的,則是香港基層癱瘓殘疾人和外傭相遇,背後存在著的一個福利政策基礎。在殖民地年代或回歸初年,香港並沒任何資助基層全癱殘疾人聘請家傭的政策。後來出現的「特別護理費」,資助癱瘓人士聘請照顧者,是在2006年左右,以回應鄧紹斌著名的安樂死倡議行動才展開的。由於資助的金額有限,除了聘請外藉家傭,受助者亦沒有選擇本地傭工的餘地。


由此可見,這個發生在殘疾人和外傭之間的愛情故事,本來就不是妙想天開,就如在映畫手民中,一篇名為何以的作者提到,這段勞資關係是一個公共屋邨所衍生的種種家庭角色實驗,在性別、「父權」以外,存在著一種基於特定物質條件的「交換方式」。這個交換的空間,在銀幕上,以一個老牌公共屋邨來呈現,但由於以上提到的政策因素,卻跟全球化不平等的傭工市場掛了勾。於是透過這種資本條件壓縮而成的交換空間,同時亦可變成一個對抗新自由主義規訓的,另類(殘疾/情欲)實踐的異托邦。這個空間既能同時讓殘疾人自立生活,亦讓菲藉女性以global care chain逃避父權家庭的約束。由此,我認為即是這個空間存在著種種權力壓迫,仍能展示出一種跨越不同弱勢訴求效果(學術上稱為身份政治交匯Intersection of identities)的自由主義氣氛。


單從這種故事背景的政經因素去看,《淪落人》的故事設置,可以發揮的種族、殘疾/性別政治批判潛質,定必遠勝香港文藝小說家王貽興早期的成名作《我所知道的愛慾情事》。然而,即或有了這麼好的背景設計,電影最後出來的效果,謹被一些評論貶為一部良好勞資關係樣板戲,究其原因,亦非失諸對政治正確的堅持、正向立場,乃是因為抹殺了其中情感和人性的深度,強調同舟共濟的老港互助精神。


誠如陳子雲在一篇網誌所言,在《淪落人》中,黃秋生演的主角昌榮身上有著吳楚帆的身影,「令人勾起昔日對香港社群的美好懷緬」。無疑,《淪落人》已算得上一部用心呈現殘疾人生活經驗的電影,但仔細是一回事,忠實又是另一回事。黃秋生的演技如何逼真,當中所呈現的,仍是演員依據一般觀眾既有的文化期望,所塑造的殘疾角色。不單指昌榮並不等同現實的殘疾人,還有演員得以演活角色的肢體神態,其所隱含的符號成份,亦涵蓋了演員過去在銀幕出現過的既有身影。陳子雲看到的吳楚帆,其實正是黃秋生在《老港正傳》演譯過的左向港,而我們在昌榮身上所獲得的感動,亦正是作為香港獅子山精神的重要一脈,沿於60年代左派文藝工作者所打造的「中聯精神」。


由於知覺障礙,我能研習得到的電影有限,亦略聞中外電影史上,仍有著一些像《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般,講述殘疾、與別種社會淪落人之間相互依存關係(inter-dependency)的經典之作。我想香港的電影研究者,也不妨幫忙回顧一下這個殘酷兒的電影類型傳統,從而再托闊香港電影的參照光譜。這裡,我只能再補充一點點跟殘疾福利政策有關的事實──在電影的末尾,講述昌榮選擇把阿蓮送走,杜絕了這段關係發展的可能。如果這樣解讀的話,似乎只能把整段殘疾人與外傭之間的戀情描寫,視為一種非性化(desexualize)的父女之情。要知道昌榮有否對阿蓮懷有男女之間的欲望,必須釐清幾個重點──電影早段已有一個看AV片的情節,交代了昌榮並非因生理去勢,而全無性欲。如果他對阿蓮本有男女欲求,但最後被迫壓抑,這抉擇倒底是來自妹妹的嘲笑,還是出於對過去父親角色的依戀,把眼前的愛慾對象,作為兒子的替代物?


我們倘若真要這樣理解的話,這裡原來還需要依賴多一個假設,就是昌榮的實況,正如他自己所說,全然是個經濟意義上的廢人,除了食老本,沒有可能跟將成為攝影師的阿蓮,創造任何同時滿足著兩個人的Dream (包容經濟/情慾共生關係的多元成家想像)?但這個判斷合乎事實嗎?是因為昌榮跟你說他是廢人,你就相信他除了犧牲,甚麼都做不來?那到底,是創作人,還是你,假設了昌榮真的沒有開展其他社經狀況的條件?


上面已提過,自2006年開始,政府已有資助癱瘓殘疾人聘用外傭的政策,雖然電影中,好友阿輝曾談及,昌榮是靠工傷賠償過活;但即他花光了所有賠償,他仍可透過申請綜緩,繼續以此資助,聘請阿蓮共同生活。就當昌榮這種香港基層工友,實在太獅子山下有骨氣不肯拿綜援了,但在2015年左右,政府已把這項聘請家傭的資助,變成一種鼓勵低收入殘疾人就業的政策措施。試想想,若好友阿輝開了一間藝術攝影製作公司,聘請昌榮做一些簡單的電腦行政工作。而阿蓮在攝影系畢業後,回流香港,一面使用這公司的服務,從事無償的藝術勞動,一面以政府資助,繼續履行對昌榮的照護工作。這樣的追夢共生團隊,不是更勵志,更值得政府以殘疾人藝術發展基金加以褒揚嗎?


當然這種對政策條件如此細密的考量,除了受惠的殘疾人自身,並沒有任何健全的香港觀眾、創作人、影評人所能理解的。不是嗎,不然的話,為何無論作為觀眾、香港電影研究者、女性主義評論人的你,仍可以一方面看到電影名義上宣傳著所謂的「越軌」關係,但卻對這個,似乎顯得有點掛羊頭賣狗肉的禁慾式電影結局,全然無動於衷吧?


記得早前有一個訪問,問及作為女導演陳小娟怎樣看父權的問題,女導演的回答的大意是,並不覺得以父愛替換性欲,以粗口表達溫柔的愛意是一種父權。而事實也是,即再堅持政治正確,昌榮那種無私奉獻的精神,若你心思真夠細密,充其量說只出於對自身生活的無望,而非父權欲望的實現。從電影的開場至完場,他一直耿耿於懷的,是一種由身體限制所造成的無力感,還記得那個好神奇的,昌榮站立起來去救人的夢嗎?夢裡透露的,只是一種作為「健全人」的左向港超我,對作為「殘疾人』的本我的自我告誡吧?真正壓抑著那一切可行的情慾想像,從來不是父權或甚麼異性戀規範,而是一種一直存在於眾多香港電影裡,被奉為獅子山精神,卻秘而不宣的新自由健全主義。


20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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