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奇(黃色)》五十年後:未曾過時的激進

影評 | by  Mike Kwan@映畫札記 | 2019-11-21

我第一次知道《我好奇(黃色)》(I Am Curious (Yellow)),是在香港 1970 年代的激進獨立刊物《70年代雙週》中對此作的介紹。首見於1970年6月1日出版的第八期,彼時《70》編輯相信「我好奇(黃色)一片,恐怕沒有可能在本港公映」,但據羅卡在今年11月1日的映後談中回憶,當時由外國人組織的「大會堂第一映室」(Studio One)最後亦取得影片在香港作有限度放映。對於1970年代的香港文藝青年而言,《我好奇(黃色)》大概是一部傳說中的禁片。


《我好奇(黃色)》成片於1967年,比姐妹作《我好奇(藍色)》(I Am Curious (Blue))早一年。《我》影片風格明顯受到法國的影響:電影中時有不同字幕介入,包括不同反抗方式與政治名詞、甚或是中段的定格「大抽獎」,都如新浪潮主將高達對布萊希特「間離」效果在電影形式中的實踐;大量街頭訪問,拍攝者、訪問者與被訪者同在實境,參與發問與互動,又與1960年代初由尚胡許(Jean Rouch)的「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在風格上遙相呼應。當然,風格是風格,內容孰真孰假,卻是《我》與觀眾的遊戲。


這部電影之「惡名昭著」、以至成為「傳說」之處,是它為整個當時荷里活為首的西方世界電影審查制度造成軒然大波。《我》的裸露及性愛場面,使之在瑞典鄰國挪威、芬蘭隨即被禁。當影片在1969年發行到美國,隨即受到禁制,更先在麻省告上法庭,最終在美國最高法院結案。電影首先因被指淫褻被禁止放映,後來被裁定並非淫褻,禁令被推翻。也正正是1969年,安迪華荷(Andy Warhol)的《藍色電影》(Blue Movie,英語意即「色情電影」)面世,當中的性愛場面亦令電影一度被禁。這一系列歷史的偶然,卻最後推動了多年來的「海斯法典」(Hays Code)針對性與裸露的部份被廢除,下啟美國電影尺度的革新、以至美國色情電影的盛世。《我好奇(黃色)》意外地成為了這系列事件的其中一個啟動點。


但也正如評論人紀登斯(Gary Giddens)在2003年寫的回顧文章 [註*] 指出,《我》的性愛場面、女主角 Lena 的肉體、以至導演 Sjöman 的立意都不是為了誘惑觀眾而存在的。性愛場面在《我》之中日常得彷如生活、但同一時間又相當符號化,最少不是「為色情而色情」。在 Lena 住家中的首場性愛戲,情人 Börje 與 Lena 情到濃時,卻首先佈置好房間的床墊、枕頭和床單才開始做愛!在瑞典王宮外的性愛戲,兩人沒有裸露但也互相挑情,更不忘剪入衛兵(還是扮演衛兵者?)的窺視眼神,也可算是對當時尚餘政治權力的瑞典王室的一種挑釁?當然後段也有性別角力,槍、女人與性愛的場面。與日本幾乎同時代出現的粉紅電影相比,《我》並不是剝削片的格局、也沒有日本粉紅電影常見的對極端色情暴力的展現和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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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個年代會拍攝政治電影的人怎會沒有憤怒?即使北歐諸國以戰後福利主義聞名,但是社會各種不公、國際局勢的波譎雲詭,仍是《我》成片的當下,籠罩瑞典的陰霾。身處被外人視為樂土的北歐,Sjöman 以《我》寫下自己的宣言:以「真實電影」的風格包裝作真實街訪,問看似匪夷所思的問題。他們問:如果國防如像抗爭,都是「非暴力」的?受訪者說,「非暴力」代表的是「他們不會為信念而戰鬥」;兩名警察受訪,表示自己不懂何謂「非暴力」。以至製作者索性用偽紀錄段落,實踐「非暴力國防」的軍訓會如何發生此一思想實驗——在冷戰美蘇之間的北歐,這樣的做法根本不能想像,也未曾在歷史上發生過。另一問,在福利主義的瑞典,階級已經消除了嗎?受訪者又說:「我不談政治。」「我覺得沒有階級是不公平的事。」「穿起衣服,人就有階級;大家赤身露體,就再無階級了。」再問,男女真的已經平等了嗎?(《我好奇(黃色)》卻是一個自覺的性別角力故事)又,當時流行去西班牙旅行,支持西班牙旅遊業是不是等於支持佛朗哥獨裁政權?(在「良心消費」被系統化講述之前)


真真假假,也在故事敘事。導演 Vilgot Sjöman 與女主角 Lena Nyman,剛好飾演「導演」Sjöman 與女演員 Lena。鏡頭不時在故事推進過程中回頭拍攝「攝製團隊」(又是哪隊攝製團隊去拍攝製團隊?),不時的字幕介入畫面、電視綜藝風的「答中有獎」,不停提示「這只是電影」。而於是乎,那些街訪、Lena 的愛慾喜哀,都僅僅是「劇情需要」嗎?但是何為真、何為假?當我們用 Lena 的視角(假如真的有這麼一個視角)去看身邊世界,就會感覺到她的憤怒:她的憤怒多有來自身邊男性的虛偽軟弱。例如她父親,當年去西班牙反抗佛朗哥卻成為逃兵,以至於 Lena 在電影中看待時間的方式,是父親「逃兵後」紀元;「導演」與「情人」,貪戀 Lena 肉體、又或單純為了佔有的快感,卻自以為聰明又或道德去傷害身邊的人,而 Lena 自己「收集男人」卻不被容忍,實際在詰問性別的不公。


《我好奇(黃色)》放到今天再看,尺度問題已經不再是問題。當年《70年代》刊登《我》的評論文章,對此作極盡貶抑,以之為「噱頭」、「不堪入目」、以至「墮落」。直至這次放映節目的映後談,還是有很多觀眾提問圍繞裸露及性愛場面。然而在真實電影風格、加上間離敘事的辯證,對我而言卻揭示了更為真實的批判與情感:在剪接之後呈現的受訪者,想是 Sjöman 希望我們看見的聲音,他們是些甚麼人?鏡頭下的受訪者對階級不公不以為然,甚至在瑞典渴望更為大的階級差異——「要不然為甚麼要讀這麼多書?」在談及為甚麼一些人值得更高收入時,有受訪者說:何等熟悉!所謂「新自由主義邏輯」其實在它誕生前已經開始。新的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主義」不是從無到有的。而面對佛朗哥獨裁政權的暴政與美好的渡假場所之間,瑞典受訪者毫無保留擁抱自己吃喝玩樂的權利,西班牙的苦難「與我無關」、同時責難問問題的人「想得太多」(「點解要搞Starbucks搞到我無咖啡飲?」)⋯⋯


「我好奇」,所以發問。我憤怒,所以每個問題,都是直奔人們習以為常的、以為牢不可破的社會統識。角色同時向自己發問:Lena 聽蘇聯大使為勞改營辯護,竟也感覺無法抗拒她的宏大說詞,自承不知如何反駁。電影發問無數,有些看似問得太早:電影成片於 1967 年,當年香港左派暴動、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正值最火紅時刻;法國 1968 年學運仍未發生,但越戰的殘暴也深入憤怒青年的眼內,就似 Lena 床前,充滿美軍在越南暴行的相片。而越戰引起國際轟動的「美萊村大屠殺」,在《我》面世後方才被揭發。多少真相、多少暴行,卻年復一年被掩蓋、被毀證,殺人毀屍、無從追究,所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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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所有的情感,竟使我感覺彷似在五十年前的瑞典看到 2019 年的香港。在更為暴烈、暴政更加微觀而無孔不入的今天,我禁不住自己的浮想:在這個世道之下,香港會不會/可不可能也有政治意識上、又或表達手法上激進的電影?我好奇。

[註*] Gary Giddins, 'Still Curious', https://www.criterion.com/current/posts/260-still-curious


Mike Kwan
嗜好觀影電視閱讀,思而鮮學。Facebook Page:映畫.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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