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市裡思考生死——專訪王良和

專訪 | by  李卓謙 | 2019-09-25


在火炭跟王良和見面那天,熱得連褲袋裡的煙盒都要溶掉。我從茂密的工廠大廈群中爬回火車站,一邊無意義地思考這些向我迎面而來的人要去哪裡,那個方向好像除了工廠大廈就什麼都沒有,隔著一個火車站,另一邊是一棟棟氣派的高尚住宅。王良和穿白T恤背斜孭袋,一副街坊造型出現在我面前,散亂的頭髮和稀疏的鬚根,跟我記憶中在課堂上精神飽滿的樣子大相徑庭,他說那天身體抱恙,聲線也有點虛弱。


王良和早年寫詩,後來又在葉輝的慫恿下開始寫小說,出過兩本小說集,準備出第三本,寫過〈魚咒〉、〈降身〉、〈和你一起走過華富邨的日子〉,關於他的童年、父母、家族史,亦側寫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風景,王良和說自己的小說大多基於真實事件,不喜歡虛構,嫌虛構的事不夠質感,不過卻會在技法上運用他所謂的「仿夢筆法」,出入真實與虛幻,製造疑幻疑真的效果,他說:「我諗我無意識寫什麼題材,我只是挖掘我的記憶,記憶裡有這些元素,就寫了這些元素。」


西邊街:去看鬥魚


西邊街


王良和的小說常採用孩童視角,而且還是典型的屋邨仔,因為他的童年在華富邨度過,而更小的時候住西邊街。「在西邊街的時候,我的天地好細。那條街感覺上,個個都好窮。」王良和一家九口住在七十幾平方呎的板間房,對面就是七號差館,即使後來大家姐嫁了,那裡仍擠了八個人,「一張四呎半床,睡我爸媽,細佬和我;另一邊碌架床,下格睡我哥跟三家姐,上格睡大家姐二家姐……」他向我描繪童年那間擠逼的板間房,雖然記憶時有混亂,畢竟已經是半世紀以前的事,「間房好細,沒什麼傢俬,得一盞燈,有張摺檯,食飯時就打開,放在兩張床之間,有無櫃呢……我都不記得了。」


擠逼、貧窮,一家人分吃一罐午餐肉,是王良和在西邊街最鮮明的記憶,最快樂也許就是到第一二街的金魚鋪去看魚。「最鍾意睇鬥魚,但我不知那些是鬥魚,成日見到好靚好想養,媽媽當然說沒有錢。但有一次我考第一,媽媽竟然肯買魚給我,買了一條藍色的鬥魚和一條曼龍,我又唔識養,將牠們養在一起,第二朝曼龍就死了。」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進〈魚咒〉。王良和最快樂的記憶總是與水有關,但有時又伴隨凶險,「碼頭有人釣泥蜢,我大姐夫帶過我去一次,我就夠膽死一個人去,那時才五六歲,拿著副魚絲,走下碼頭的梯級,海水在面前湧來湧去,其他人就話好危險,不懂游水會浸死,我回頭想,如果我注定短命,應該已經死了幾次……」


「最近我睇六十年代粵語長片《工廠少爺》,一開頭影住中環的高樓大廈、大會堂,我睇到就覺得……下,六十年代初,香港有這麼多高樓大廈?真係唔知喎……我住的那條街,個個人都好似霉耷耷,好窮架喎。」雖然如此,王良和有次認識了一個小孩,住在大馬路附近的私樓,對方帶他回家,那棟大廈還有電梯,「那是我第一次搭電梯,第一次見人屋企有地板,上面還有圖案,還見到人造皮咕臣。」那小孩還帶王良和去天台的水箱游水,「打開個蓋,裡面有條梯可以爬落去,都幾深水。有次都幾危險,他說要先走,叫我在裡面等他,還把梯收了起來,然後水箱裡的水位突然愈升愈高,我又不懂游水,只得一塊浮板,好驚。」


1971年,一個十號風球「露絲」,將王良和一家八口由西邊街的板間房,吹到華富邨四百呎單位。因為他們原本住的房子變了危樓。「我坐著貨車,由薄扶林道落斜,經過迴旋處入華富邨,那天是晴天,我好記得,個海好靚。」


華富邨:海闊天空


華富邨


由舊區西營盤遷進「平民豪宅」華富邨,那種衝擊和生活形態的轉變自是不小。「我們住廿一樓,由地面忽然升上二十一層,樓是井字型的,得條欄杆隔住,就覺得好危險,好像會掉下去,只敢貼牆行。但去了華富邨,就覺得個天地好廣闊。」每天釣魚、游水,捉金絲貓,在山邊摘野果,溪邊捉魚,不再是在西環碼頭混濁的海水邊,看泥蜢搶屎。即將推出的第三本小說集,當中亦有寫華富邨,名為〈存在與不存在:華富邨石灘的記憶與想像〉,「童年最快樂就是日日都去游水釣魚,所以會寫得比較多,另外,自己細個係唔知道,到大個就好感恩,港英政府起了些廉租屋給窮人住,有很多康樂設施,有嘢玩有嘢學,改善了很多人的生活,令他們覺得香港係一個安穩,你可以在這裡生根、成長的地方,原來你的記憶,跟你的身份認同,真係好有關係。」


不過華富邨的瀑布灣是出名猛鬼的,也曾有孩童遇溺。「有次我游水遇到急流,被水流沖向西邊,怎麼都掙脫不了,幸好小時候體能比較好,如果現在應該已經浸死。」〈降身〉裡寫三兄弟遇溺也是真人真事,「我最近一篇小說都有寫,講有個中學生在華美樓那邊遇溺,浸死了,屍體半夜才被蛙人撈起,但敘述者仍然看得見那中學生的鬼魂,仍然坐在那邊……」細路仔唔識死,什麼地方都夠膽去,什麼都夠膽玩,所謂恐懼也只是事後的反應,談起〈降身〉,裡面玩碟仙的情節也是真事,「我問他我可不可以做到老師,他說得。小說裡也有寫,玩的時候其中一人在笑,一笑完,就停了兩隻字,睡覺的睡,停止的停,意思是叫你睡覺不要玩,停啦,我們當時好驚,埋怨笑的那個對碟仙不敬,那時夜晚九點幾十點,我還要行七層樓梯回家,就好驚,陰陰暗暗,自己嚇自己,現在諗起也心寒。」


「我細個的確好曳,一線之差,入黑社會學壞都唔奇。」逃學、食煙、講粗口,玩到半夜一兩點才回家,王良和說自己小時候幾好打,喜歡鍛鍊自己挑戰自己,而且好勝心強,「如果要我去劈友,可能那時候我夠膽去也說不定,傻下傻下,還好沒有遇到真正黑社會……」


大埔尾:文學修煉場


不過在升中學之後,這種性格卻改變了,因為喜歡上文學。「中二開始鍾意文學,那個年代教科書是沒有香港文學,全是五四文學,朱自清、徐志摩、冰心、魯迅,我受朱自清影響最深,背影都喊了五次,冰心又喊,又童年大海母親,原來看多了,個人慢慢會變得多愁善感,有同情心,有憂鬱氣質,唔鍾意打架,鍾意睇書寫作。」中二開始喜歡文學,於是經常留連般咸道的山邊書店,認識了肥肥地的老闆,間中會給他打折,後來才知道他是兒童文學家何紫。讀大學時,經黃維樑老師推薦,在山邊出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驚髮》,「好感恩的是,何紫先生沒有因為我還在讀大學,無名氣,而拒絕我,甚至第一次封面印錯了,橫排變直排,何先生真係好好,替我全部重印過。」


開始寫作,參加文學獎,認識了志同道合的朋友,慢慢就跟華富邨的人事疏遠了。「去青文獎的頒獎禮,文學獎的幹事常常會問:你看些什麼書?我話我睇朱自清(笑),他們又沒有鄙視我,不過他們說他們在看余光中、瘂然、鄭愁予、也斯……開始聽到這些名字。」初初接觸現代派文學,讀新詩讀得一頭霧水,只是覺得很特別,但又不知好在哪裡,「但余光中的詩歌吸引到我,它始終講究節奏感,講意象,不會太散文化,第一本讀的是《白肉苦瓜》。」後來王良和入讀中文大學,成為了余光中的學生,「結果死火,我住宿舍,風景很美好,春天的霧,夏天的漁火,冬天煮糖水……發覺我跟余老師一樣面對這些山水,結果我寫的散文和詩,連題材都跟余老師很接近,結果那兩年,人人話我係余派。」


於是王良和心想,如果繼續下去,永遠都會在余光中的陰影下,要發出自己的聲音,首先生活環境要給你新的衝擊。於是他在大學四年級搬到大埔尾村的一間舊屋去住,那間屋在谷底裡,溶溶爛爛,可能有上百年歷史,附近除了包租婆就沒其他住戶,「第一次噴殺蟲水,啲蟻死到一堆堆,好像剛剪完頭髮那樣,曱甴起碼死了二三十隻,這還事小,有次我半夜扎醒,周身癢癢的,一開燈發覺全張被都是蟻,那次我真的呱呱叫。」在那間僻靜的小村屋裡,室友很多時間都不在,一個人用火水爐和瓦煲煮食,讀書寫作度日,那時他在中大圖書館借了程抱一《和亞丁談里爾克》,「發覺很有深度,那些詠物詩,何解那麼特別,穿入了內在世界,於是我開始模仿,寫了〈柚子三題〉,雖然後來發覺,是不像他的,里爾克不會暴露移入物的內在世界的過程,因為他受羅丹影響,直接就穿入內在中心,而我會慢慢敘述,如何遇到果樹,有個過程,其實不像里爾克。」


「人們說我很受里爾克影響,都有一點吧。里爾克走的是沉思的路。住在那間寂靜的大屋也令我沉思,跟在中大時經常感受大自然的美不同,現在面對一種植物,你會留意它開花結果,它的內在世界,你開始思考這些植物是怎生長,它的生命跟我有什麼關係,沉思默想,慢慢轉向里爾克的詩歌路向。」


街市行者


大埔街市


讀王良和的散文,時有讀到一兩篇用第三身敘述,看似在說「他」,其實還是在說自己,例如〈曇花.廟街〉中——「我站在這叢巨大的曇花旁,手肘抵著石欄,俯視燈影迷離的街道。我看到一個少女,一臉為難的神色,拗不過男友,帶著充滿憂慮、彷彿要上刑場的臉,領著他走到這龍蛇混雜、充滿平民色彩的街道。」這一段,雖然彷彿是敘述者「我」在旁觀,但那對情侶的拉扯,卻是王良和的親身經驗,「我外父外母在廟街擺檔,最初跟女友拍拖,她不喜歡說起這條街,不願意和我去,後來才知道,她覺得這條街比較污糟、龍蛇混雜,擔心男朋友唔鍾意,直到第一次帶我去,發覺我好鍾意,也就鬆了一口氣。」


以抽離的視角觀照自己,是王良和刻意而為,「因為我學里爾克,里爾克受羅丹影響,羅丹覺得任何生命都由中心併生而出,有個內在世界,雕塑也要有內在世界,里爾克也是學這種觀物方法,我發覺唔對路,因為我個人已經好敏感,如果經常穿進去(內在世界),好容易會有精神病,會鑽牛角尖,因為你習慣了那種思維,我就提醒自己,你經歷過精神繃緊的階段,你要小心,一旦這種技法成為了你的定勢,你走唔甩,對你的精神健康不太好,所以我習慣拉遠距離,我用第三者回看自己的記憶,我既在其中,又抽離回望既有其中的我。」


王良和說現在最喜歡行大埔街市,放學後要先過去逛逛再回家,不買也要行,漸漸由小時候一個出海的少年,變成逛魚檔的中年人。「或許都跟我的記憶有關,我最快樂的記憶,最熟悉的事物,都是大海、魚蝦蟹,現在最開心就是去大埔街市買海鮮。」早排出版的散文集《街市行者》,當中的同名篇章,便是寫他逛街市的經歷,那篇散文也是以抽離的第三身視角去描寫自己,寫一個男人有時穿T恤短褲帆船鞋,有時又穿整齊西裝挽公事包逛街市,對檔主呃秤斤斤計較,「去睇啲人怎樣呃秤,我又唔鍾意被人呃,呃我一兩我都唔鍾意,最近寫了篇小說叫〈大海魚蝦蟹和我〉,講敘述者對海和街市有情意結,整天斤斤計較,一兩都不肯被人呃,要問人拿回錢,那篇我自己很喜歡,因為很熟悉。」


街市是生死場,每天數不清的生命在那裡斷送,「我點了那條魚,那條魚就為我而死,但我不點牠,是不是牠就不用死?除非遇到有人買魚去放生,但機率有幾大?放生會不會死得更快?是放生抑或放死?」王良和在〈大海〉那篇小說中參雜很多關於生死的思考;同時,街市也是一所學校,學習怎樣的魚才叫新鮮,為什麼要吃海魚,不吃養魚,檔主怎樣呃秤,怎樣才能令他呃得比較少,「你好懷念,好期望,人和人相處,是誠實的,最起碼不要呃人呃得咁盡。(〈大海〉的)敘述者執著的是,童年時跟母親去買魚蝦,檔主都會勾穿個袋,流走若干的水才秤,現在就不同,還故意倒多些水進去。」王良和以童年記憶中的街市作參照,由人的轉變,地的轉變,其實也是透視香港的轉變。


(原刊於「我街道,我知道,我書寫」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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