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有禮貌和守秩序之外,你還記得日本民族的甚麼美德?

書評 | by  沐羽 | 2018-09-26

「若無美酒相伴,賞櫻何趣之有?」厭世自殺不是日本人性格中的氣質成分。「酒」這個詞的詞根Sak,恐怕與「櫻」——Sakura——出於同一詞根。而「幸」(Saki)、「榮」(Sakae)、「盛」(Sakari)等都出於同一詞根則肯定沒錯。櫻花綻滿枝頭的瞬間美麗,會令人聯想到繁榮昌盛和富貴榮華,由於是和飲酒時的心境愉悅屬於同一性質。


以上段落取自日本學者芳賀矢一的《國民性十論》,此書1907年於東京出版,彼時是明治四十年,韓國當年淪為日本保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尚未打響,尚是明治年間的變革期。此時,小說家們像是芥川龍之介15歲,川端康成8歲,太宰治還有兩年才出生。僅僅就在1907年到1911年間,《國民性十論》再版了八次,名副其實是一部暢銷大作,是芳賀矢一最有名的作品,甚至被東京朝日新聞介紹為「青年必讀之書、國民必讀之書」。


但是,《國民性十論》到了2018年才經由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時隔111年才以中文版面世,我們很輕易就能從本文第一段裡看出當時的「國民性」並不是普遍的。這「國民性」具有著當時的民族主義宣傳色彩,因為如果「厭世自殺不是日本人性格」的話,那具有厭世傾向的芥川、川端、太宰治又算不算日本國民?即便在當時明治維新的時代,本書的內容又能否顯出日本人的共同特徵?假如是這樣,我們今日閱讀此書是為了甚麼,想要獲得甚麼資訊?


魯迅《狂人日記》從《國民性十論》獲得啟發?


《國民性十論》的譯者李冬木、房雪霏夫婦兩位教授皆於日本修讀博士,在進行學術研究時,他們發現了當年留學日本的魯迅及周作人兄弟,都接觸過芳賀矢一的這部作品。在全書附錄的〈明治時代「食人」言說與魯迅的《狂人日記》〉裡,李冬木就考據到當年《國民性十論》出版時,魯迅已經是留學五年半的留學生了。而當魯迅在「獨逸語專修學校」修學時,芳賀矢一就是該校的「國語」教學外聘兼課教師。另外在周作人的日記裡,也寫到閱讀此書的記錄,他甚至把這本書帶回北京與同濟開讀書會討論。因此,李冬木從這些證據出發,深入考察周氏兄弟受《國民性十論》的影響。並因此之故,數年後將此書翻譯成中文,把百年前的日本思潮帶到我們眼前,讓我們用東亞文化史的脈絡,理解當年周氏兄弟所吸收的養份。而《國民性十論》就是當年他們閱讀的名著之一。


微妙的是,在魯迅的自創文本中,其實沒有出現過芳賀矢一的名字,甚至沒有相關記載。李冬木教授推斷出此書和魯迅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是從《狂人日記》來入手,這篇寫禮教吃人、愚昧群眾的作品,李冬木從《國民性十論》第十章〈溫和寬恕〉裡的內容來作出聯想,指魯迅在日本重新審視中國的「國民性」,並有所感悟寫下了《狂人日記》。而在周作人處卻是相反,他大篇幅書寫自己的購書日期、讀書紀錄甚至帶回北京。他舉辦讀書會、甚至在講座發表時也常常引用本書的「國民性」觀點。「國民性」一詞從甲午戰爭到日俄戰爭的十年(1894-1904)中開始使用並且「定型」,日本兩戰兩勝,奠定了亞洲現代化強國的地位,除了引起西方國家重視外,更為國內捲起了民族主義的浪潮。彼時,《代表的日本人》、《武士道》、《茶之書》等著作紛紛出版,對外對內宣稱日本人的國民性為何,而《國民性十論》更是當中最暢銷的作品之一,顯出其時日本人對自身的民族性有何等程度的重視。李冬木推斷,周氏兄弟有可能借用此書的框架,以自己的方式在中國建構五四當時獨有的批判性國民性論述(魯迅尤為尖銳)。而其中《狂人日記》就是最有名的例子。


《國民性十論》共有十章,分別是:一、忠君愛國;二、崇祖先,尊家名;三、講現實,重實際;四、愛草木,喜自然;五、樂天灑脫;六、淡泊瀟灑;七、纖麗纖巧;八、清凈潔白;九、禮節禮法;十、溫和寬恕。單看標題,也與我們今日所認識的,從最刻版印象概念去掌握的「日本民族」不算完全符合,比方說樂天灑脫或淡泊瀟灑等等。但禮節禮法卻是今日常被提起的觀點,不管是讓我們這些外來者印象深刻的「恥感文化」、「秩序至上」,還是連日本人本身也常在twitter裡訴自己受到的禮法之苦,日本職場就是真正的「禮教吃人」了。「國民性」作為一種民族主義建構工程,假如我們用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概念去理解的話,也許會比較清晰。


以我們的民族,去嘲弄外來之神吧


在《想像的共同體》裡,安德森為民族下了一個定義: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於是,安德森開始去探究人是如何去想像自己的民族的。有些民族去想像一個共同的文化根源,也有的訴諸共同語言,甚至由過去的戰爭去想像自己民族如何備受壓迫,不一而足。在《國民性十論》的每個章節標題中,可看到芳賀矢一也在進行民族想像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例如他列出了好些日本歷史或文學所記載的美德,〈清淨潔白〉與〈禮節禮法〉兩章就是當中代表。然而,由於本書的出版時間處於明治時期,可以預想的是本書的民族建構方法並不全然是追本溯源,而是混合著現代化浪潮,試圖建構出一種新的日本民族。


在〈禮節禮法〉一章裡芳賀矢一寫道:中古時代的物語類書藉完全淹沒在敬語修辭中,如果日本文學鼻祖《源氏物語》去掉了那些敬語,其容量將會減少一半。又舉台本集《狂言記》(1660)為例,作品裡寫許多出醜作為笑料,而這些笑料大多數都是由於不諳禮節、不懂規矩才導致而成的。芳賀矢一舉了大量禮教的例子為例,有褒有貶,卻在最末寫道:古來敬神貴禮的國民,正是大變革到了忘卻一切舊禮數的程度才做到了明治維新,但我以為禮儀上應多少確立一些秩序。國民不該忘記與我國體有著很大關係的禮節。可以看到的是,作者將日本的國民性作出詳盡舉例後,比對到「現代化」/「西化」過程的明治維新,並提出在創新時不能忘記的是守著傳統,不能讓日本文化在全盤西化的浪潮裡淹沒不見。而所守的傳統,就是禮教。此外,對於西化其實芳賀矢一是帶著批判觀點的,比如說談到神祉,他寫日本人不會將自身祖先之神作為笑料,但外國借來的,哪怕是佛,都會無所顧忌的加以嘲弄。在這裡不難聯想到同一時期的芥川龍之介寫〈地獄變〉(1918)、〈南京的基督〉(1920),都嘲弄外來宗教與揭示它們的黑暗面向。


《國民性十論》讓我們看到的是一部民族自我發掘、系統書寫自身的民族性的作品,其中十個章節如今看起來或許過時,是現代時期的舊論點,日本人的「國民性」已經一變再變,也如安德森所講的:共同體走向逐步分裂及多元化的過程。但我們依然可以從中看到建構民族的方法、如何影響鄰近地方的民族建構、甚至比對二戰以後的日本,尚可以和此書的哪些面向作出連結,又有哪些傳統已經散迭或改變。而李冬木、房雪霏兩位教授翻譯此書,正是想讓更多人把視野放回111年前,去看去理解周氏兄弟如何受到此書影響,回中國後又如何借用此書給他們的思想資源和衝擊,協助他們建構想像的中國民族。李氏夫婦研究所揭示的是一種影響互滲、邊界難以劃清的民族認知,弔詭地與當下政權的民族主義進程產生分歧。就如《國民性十論》裡揭示日本人的「支那性」一樣,中國的現代化參考日本民族性,就是民族難以劃界,難以完全排他的顯現。


儘管李冬木的論點尚待商榷,他發表的論文也在中國學界也掀起了〈狂人日記〉有否受《國民性十論》影響的討論浪潮,比如新左派學者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王彬彬就取態強烈地指出「中國有那樣多的常見書中敘述、記載著人吃人的事情。將這些懸置不顧,認定1907年出版的日本人的《國民性十論》才是鲁迅獲取中國人吃人信息的來源,這能說得過去嗎?」此外還有大量對於李冬木教授此文展開的學術討論,如是他們夫婦二人才於今年出版了《國民性十論》,為中文學界帶來這部歷史著作,為自己的論點站台。也許對於我們一般大眾而言,周氏兄弟的部分並不是我們切身關注的議題,可能是遙遠在中國學院裡發生的一段插曲而已。但我們處於一個政治形勢風高浪急的香港,一個民族意識空前高漲的城市,至少我們可以得以看見一份歷史文本,得知一場現代化浪潮裡,111年前的日本民族如何防守反擊,鑑古知今,用寫書與紀錄去建構民族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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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羽

《虛詞》編輯。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就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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