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智海：關於那個一間房一張檯就能做的夢

看智海的漫畫，像看一面藍鯨在太平洋中心掠過。因為在他的書裡，鯨魚大概是一面面的，而大海不會爭論。

筆者看的第一本智海的漫畫是《The Writer and Her Story》，強烈地感受到了這種詭譎的波伏。故事第一部分的主角是個作家，她的頭重得壓壞了背，於是她決定把那份重量寫出來，寄走。作家蜷曲著身體到郵局去，卻發現她的作品作為一般郵件太重，作為包裹體積又太小。後來智海又讓她走了六頁的樓梯，讓她禁不住轉過頭來，捅破了第四面牆，問，「為甚麼要這樣對我？」宛如上帝的聲音傳來，說，「我沒有讓妳走破碎的樓梯，已經很仁慈了。」

人們無處安放內心思緒的痛苦，原來可以這樣呈現。「原來可以這樣」，是筆者閱讀智海的作品時，心裡反覆出現的聲音。

踏進智海的最新個展「圖書館與六樓地下室」，這種聲音還在持續發酵。現場充斥著單色但多調、詭異卻飽滿的風格，鉛筆的筆觸原生而厚實。挨牆而立的，是智海去年出版的最新作《圖書館》和《我和我聖人》的原稿，在靠近入口的位置，有一個彎腰才能進門的地下室，裡面放著沒有錄入《圖書館》的神秘結局。

沒有像現實世界那樣讓我們永遠都夠不到結局，已經很仁慈了。

《圖書館》緣起恐懼 〈地下室〉畫到入夢

《圖書館》由好幾個故事組成，看似獨立但其實環環扣連，現實和異空間的流暢切換接近一種魔幻寫實主義。人物的生存、對真相的追尋、對身體的惶惑都靠著「書」串連起來；熟知一切「編碼」的圖書管理員似乎能暗中操盤，左右各人的生命軌跡。

人們有時候會忘記，其實控制書本的流通情況，也是一種權力。

智海剛下筆畫第一章的時候，人在紐約駐村。時值梁振英剛上任，各種有關其地下黨員身分的消息紛紛流傳，一種未知的恐懼越洋向智海襲來。

「智海的漫畫展：圖書館與六樓地下室」現場。

「或者我當時對政治的理解很淺，一切都比我認知複雜很多，所以會讓我有這樣的恐懼，覺得有些原本健在的事情——制度也好、記憶也好——都會慢慢消失。那種害怕消失的感覺觸發了我畫《圖書館》。」

智海的聲線很柔和，且不緊不慢，永遠給自己充分的時間。說著說著，就停下來慢思細想；安靜是我們最不該害怕的事情，被沉默才是。

對於漫畫，也是如此。《圖書館》的創作過程有過四年空白；即使故事的整體氣象一直在智海心頭盤繞，但也是直到上年有了出版漫畫的計畫，才讓智海決定補滿最後的三個章節。而〈地下室〉這個沒有收錄在書裡的神秘章節，則是源自於一個真實的地下室的念頭。

去年，智海和台灣漫畫租書店 Mangastick 合作辦個展。「那個租書店收集很多60到80年代的日本地下另類漫畫，當中包括地下漫畫雜誌ガロ（Garo），收藏很齊全，還有日本編輯專程到訪翻找舊作。我自己也很喜歡那個店——觀乎那個租書店的性質，我當時就想到，是不是可以有一部分的漫畫只讓讀者在現場租來看？」

於是，就想到在有限的空間裡劃出一個小小的閱讀室；一個世界的結局從此靜靜躺在那裡，無法帶走，人們的記憶成為討論它的唯一依據。

智海直言，他到展覽前最後那個禮拜都還沒有想好〈地下室〉要畫甚麼。一周內，他白天到展覽場地做木工，打造現實世界的地下室，深夜繼續畫紙上的〈地下室〉，每天只睡少於兩個小時。

「有時候會畫到入夢⋯⋯最後是很潛意識的創作：有個早上坐在桌前思考，腦子裡忽然『叮叮叮⋯⋯叮！』」智海笑著比劃，臉龐透著一股無所謂的年輕氣息。「就這樣。就這樣畫了十幾頁。」

而最後成品就是這種敘述的最好佐證。在一盞小燈前，被隔絕的狹小空間安靜下來，筆者翻閱過那本木桌上像是設定在四維空間的小書，的確像是入夢一般，迷不知吾所如，卻恍惚看了一遍又一遍。

不是在夢裡 就是在書裡

「夢」是貫穿智海很多作品的主題之一。《我和我聖人》裡的《夜長夢多》短篇漫畫合集收錄了智海於2006年在《成報》連載過一陣子的作品，記錄了智海的一些真實夢境。

「我都不記得自己畫過這些，現在翻出來了，又覺得很有趣。」這大概就是夢的意思。

這一切也是為何智海在《我和我聖人》的序裡提到自己最喜歡〈海〉的原因。「一來是因為覺得夢境的結構很有趣——男主角夢到小時候的自己夢到長大後的自己；這是夢裡才能出現的空間。」

「另外就是，當時工作上有些波折，令我很多情緒。我用詩意一點的方法把那些情緒表達出來，自己再看這個故事的時候，都會覺得感動，所以很喜歡。」

這輕描淡寫的形容，其實蘊含著創作的終極意義，就是要透過讓某種感情不斷重生，來延續故事的壽命，達至不朽。筆者希望能把這種被包覆著的、很柔軟的東西翻撿出來，於是進一步問：或許波折內容不必詳談，可是那種再次感動，即係點？

智海很理所當然的回應，「佢會變咗第二樣嘢㗎。」又頓一頓。「你進入故事後，它自然會變成和你在現實所經歷不同的另一回事。可是你無論如何畫了出來，再看一次就會抒發到感受。」那是一種屬於智海和其他能產生共鳴的讀者的私密感情。

〈我和我聖人〉這個故事也是智海的另一處私密。2009年11月，他和其他藝術家在現已結業的灣仔 Hulahoop 畫廊舉辦了一場「樂而不雅淫畫展」，來作畫廊的告別式。

「我一向都覺得，所有畫嘢的人都應該要畫一下咸濕的題材，哈哈！因為畫身體是好好玩的。」智海毫不含糊地指出。「然後我當時就去想，自己身為男人，對身體的焦慮是怎樣的，嘗試去捕捉那些焦慮，再把它畫出來。」

那麼為甚麼會用來做封面故事？「因為故仔名比較適合用來做書名，哈哈。要不然，例如說，本書叫《海》，作者又叫智海，好無聊，哈哈哈哈。」

沉寂。不怕靜穆，但怕無聊。喜歡用夢境般的魔幻寫實包裝內心，面對人生態度卻很實在。對無所謂的事情很無所謂，對鍾愛之事則必定咬住，咀嚼出個千絲萬縷來。這是智海。

這樣的人鍾情書，是再合理不過的事。

被問及《圖書館》裡最喜歡的章節，智海說是〈借來的書〉。為甚麼？「因為畫到書封面覺得很開心。」說完以後和記者兩人都笑了。

「為了畫那些書封面，我特地去借書，例如是《香港人之香港史》，畫的時候已經絕版了。（吳煦斌的）《牛》也絕版了，可是我自己有一本。因為光看圖片的話，書脊和封底最難找得到，也最難畫，所以畫到就很開心啦。」說完以後又笑了。

〈圖書館〉原稿（部分）。版權屬智海所有。

智海對書的情意結是整本《圖書館》的底蘊。早年，他畫過一本叫作《夢的書》的小誌，裡面都畫滿了他幻想裡的、買不起的、珍藏的——有上官華的《屁眼懸崖》這樣無法得知是否真實存在的書，也有Amanda Vähämäki所著的Campo di baba這樣捎在世界某個小角落的書。

「因為看不同的書就像是看到不同的意念互相連結一樣。你會看到不同人搜集意念的方式、思考過程都不一樣。」或許這就是智海在〈地下室〉裡所說的「編碼」。

《圖書館》和《我和我聖人》放任而隱含著秩序，讓人感覺比早期的作品更趨圓熟。可是智海卻不這麼認為：

「今次達到的不是境界，是一個瓶頸。」

這次創作讓智海覺得「寫故仔好難，沒有以前那麼隨意」。從開始到現在，一直驅使智海畫畫的，不是愛也不是責任，是一份「唔畫唔安樂」的心。可是創作生涯來到了一定階段，他坦言自己面對某程度上的壓力，想要敘述一些比較宏大的東西，不過因為篇幅所限等等的原因，他並沒有把太多事情硬塞進去，否則很「核突」。在完成這次創作以後，他發現隨心畫出來的作品更好，更多意外驚喜。所以《夜長夢多》那個系列讓他覺得特別暢快淋漓，讓他更想畫下去。

也許到頭來會像畫一個圓，偏離夢的人又回到夢裡。

用歐洲漫畫的脂腹 撫平香港的憂傷

智海的作品不容易理解，可是他的創作養分卻是少有地清晰可見的：書和夢為經，香港和歐洲為緯。

其實香港在他作品裡，可說是存在，也可說是不存在，感覺像是作者把有關這個地方的碎片搜集起來，下意識地摻和在架空的故事背景裡。那些小村的風光、寬廣的路、電車、唐樓群、沒有高樓大廈卻有霓虹燈和汽車那種摩登伊始的樣子，似乎和我們理解中的所謂「舊香港」有點相像。離他最近的香港，似乎在遠處。

他直言，童年和青少年的時光在記憶裡還是很深刻，甚至比現在深刻。「我在屯門三聖邨長大，那裡離市中心有十多分鐘車程。三聖邨是個漁港，有魚市場，漁民都在這裡停靠避風。後來我們家搬到上水去，每天都要先坐巴士到元朗，再坐輕鐵去屯門的學校。每天來回兩個小時的車程，在林錦公路去元朗那條路還看到很多菜田、廢車場。說是每日重複的記憶也好，說是步入青春期最深刻的記憶也好，都很深刻。」

有時候智海停下來思考，的確像是還坐在車上，側臉映著一片又一片風景掠過。那些虛擲的時光，都像是他的一部分溫潤。

自小時起，智海就對陽剛氣重、色彩燦爛的港漫興趣缺缺。一直到大學時因為選修法語，因而接觸到法國出版的漫畫，才開闢了他對漫畫的想像。

「我從小到大認識的漫畫都是用鋼筆或是麥克筆畫的。接觸歐洲漫畫的時候，發現他們用的媒介很豐富，油畫、炭筆、木顏色、水彩都有，視覺上的影響很大。」當時，懂得法語的智海並不止能接觸到法國的漫畫，還能看到當時很多西北歐國家如意大利、德國或芬蘭漫畫家等的作品，都因為在法國出版的緣故，印有法語版本。

但一開始，智海對自己的作品並沒有信心。「當時我畫畫的風格還很甩漏，像一個不會畫畫的人。人的比例錯，透視法（perspectives）也用得不對。」後來，智海在2000年跟歐陽應霽和利志達辦的獨立漫畫雜誌《Cockroach曱甴》到訪瑞士Luzern Fumetto Festival漫畫節，感覺大開眼界。

〈我和我聖人〉原稿（部分）。版權屬智海所有。

「我發現，很多藝術家畫畫的方式並不是那麼傳統，看起來好像很粗糙卻很有力量。」其中，擅以炭筆入畫的德國藝術家 Anke Fenchtenberger 對他影響最大。Anke Fenchtenberger 的作品更超現實一點，但人體的誇張比例、冷酷異境般的質感等德國表現主義特質明顯亦在智海的作品中有跡可尋。

從一切看來，香港似乎並不是最適合智海的創作環境。可是對於甚麼是最合適，他笑言，「有間房就得㗎喇，哈哈。有張檯有間房，專心到就得㗎喇。」

歐洲漫畫對他帶來很大的視覺影響，若說到家，那還是香港。畢竟，智海是會聽《五點鐘去天光墟》聽到哭的人。對於香港，他難免曾經因為自己搞藝術但別人卻在上街這件事感到痛苦；雨傘運動的時候，他要籌備在 Gallery EXIT 的展覽，但每天看著新聞，心裡沉重，完全無法下筆。

那麼五年後的現在，面對反送中運動，心情又如何？「今次好一點吧，因為有突破。以前都是打不還手，這次肯出手打，我就覺得『好嘢！』咁。」手在空中無力地揮舞一回，一陣苦笑。「相比之下沒有那麼壓抑、憂鬱。」

話至此，看著智海非哭非笑的神情，筆者想起《The Writer and Her Story》裡的那個碰杯的時刻，清脆而凝滯：「Cheers...with tears.」

乾杯以後，只能說說未來。智海說，希望將來能隨心一點創作，多畫一點油畫，漫畫方面，則繼續編夢。

關於夢，筆者記起小思在〈京都短歌〉所說的那些梅花；沒有流水，「有夢也難到天涯」。可是智海彷彿並不需要流水，他的那些夢，似乎已經足夠讓他逶迤到那些甚至不會發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