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作者黃津珏：亞洲 indie 的重點不在「爭取」，而在「爭議」
台灣獨立音樂網路節目《瞎槓》某集，美秀集團吉他手劉修齊禁不住批評那些平常鮮少看樂團現場演出、大型音樂祭時卻抱怨 lineup 不如意的人：「音樂祭就是那種大拜拜——就是有些老美基督徒，一年只有聖誕節去教會一次。你以為你這樣可以上天堂嗎？你平常就是要每個星期天去教會，要去地方的小場館⋯⋯」身旁，台灣資深「聽團人士」黃浚瑜附和：「在 livehouse 看，其實才是最直接，最好玩的。」
如今在台灣，只要稍微節衣縮食，要睇 show 睇到像虔誠教徒返教會，然後「上天堂」，似乎沒甚麼不可能。基於文化部的補助、政府部門在消防設備等方面作配合，台灣 livehouse 的生存情況在近兩三年來得到明顯改善，其中具相當規模者眾，The Wall、Legacy Taipei、PIPE 等都是耳熟能詳的名字。
反觀香港，前身為 Hidden Agenda 的最大型獨立音樂 livehouse This Town Needs（TTN）於 2020 年 2 月結束營運；香港獨立音樂生存空間鬥爭的其中漫長一章，正式劃上句號。供獨立樂隊演出的場地沒有因此完全消失，只是形式轉向更「地下」、更游擊，表面看來是倒退，但另一種角度看，卻不難留意到一種更有機的生態：如今演出的籌辦更依賴搞手的個人人際網絡，但變相也更容易建立契合度高的觀眾群；社交媒體雖然還是主要的宣傳渠道，但口耳相傳亦變得更為重要。這種運作模式的核心，是搞手和觀眾之間的信任。
這種見步行步的「makeshift」狀態，以及背後所牽涉民眾與官僚的潛在衝突，對資深獨立音樂人黃津珏（阿珏）來說，雖反映獨立音樂發展的「不健康」，但也是它好玩的地方。
「我會幾珍惜這些有 contestations（爭議）的場域，去到歐美那樣就沒有了⋯⋯（他們現在玩獨立音樂）有很多補助、政府又認可，變成很重要的軟實力。當然還有佔屋音樂會，但 indie 已經變成一種 way of life，能養活到人。發展到這個位，它已經失去了某些意義或生命力。現在亞洲獨立音樂最有趣的位就是碰撞，觸碰到不同地方比較保守的法例和政治。」
在新書《迴路：亞洲獨立音樂文化地圖》中，阿珏紀錄了其樂隊 remiso 的一次巡演之旅，具體呈現了上述的「contestations」如何在這片土壤上肆意怒放：樂隊在巡演期間借住友人的藝術空間樓閣、大學生佔領的宿舍、收容所等等，都展現出獨立音樂在亞洲的某種特性：它作為一種西方產物，雖早在八九十年代就已在全球各地脈絡化、當地化，但在當今亞洲社會中，卻尚有很大部分處於社會邊陲，在持續與主流文化、官方場域抗衡，甚至被後者打壓。然而，這種碰撞，是否全然是壞事？
remiso 在吉隆坡「Live Fact 現場因素」演出。照片由黃津珏提供。
建基於「好客」的亞洲巡迴路線
阿珏與朋友組成的爵士後搖滾樂隊 remiso 在 2018 年計畫作首次亞洲巡演，在沒有任何唱片公司或代理支持的情況下，樂團一行六人以有限的資源走訪了遍佈南亞、東南亞十多個城市，期間主要靠當地志同道合的朋友接濟。
書中提及巡演期間的十多個住所、演出及排練場地，以及其他交流場所，樣貌不一且性質多元，其中既有比較具規劃的 livehouse 如 Node: Art Hall（釜山）、PIPE（台北）和 Silver Elephant（東京），也有與左翼運動牽連甚深、更處邊陲的實驗性空間，如無頭體（吉隆坡）、全年開放的社區中心紫羅蘭社（長崎），以及由學生自行經營的宿舍吉田寮（京都）等。團員在途中感受到的熱情和互助性之高，阿珏明言在倫敦留學多年也未曾感受過。
「（在歐洲）可能某些類型（的音樂人之間會有這種情誼），但亞洲的連線，並非用一個音樂類型能夠界定——『本身你玩乜都唔緊要㗎，你來拉二胡都得，總之我就非常之會照顧你，所有嘢幫你 take care 晒』。」阿珏哭笑不得地形容，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某些站的觀眾人數太少，本應沒有錢收，但唔知點解又有封利是俾你。有些人是蝕住幫你搞 show，不只是蝕時間，是實體上、金錢上都有虧損，但也要幫你 fulfill 個 tour。」他笑言，《迴路》某程度上都是在這種「虧欠」之情（indebtedness）中生成。
但除了作為回報和紀錄，讓阿珏決意執筆的，更是一個重要的觀察：像 remiso 這次的巡演路線及形式，也許是不少還在萌芽階段的樂團能夠仿效的做法，既相對容易負擔，亦有可能比只在本地演出更能讓樂隊有所成長。
「如果現在藝術發展局忽然說出錢資助 band 仔——只是這樣說，六合彩都有人中啦，這種事情也可能發生嘛——錢該用在甚麼地方呢？其實未必是投放在這裡（香港），可能是資助他去 tour。一隊 band 有 tour 的時候，就見真章啦。你無得 hea 玩，你 hea 玩會俾人屌死的嘛。跟住你可能隊 band不和呢，中途就會散了⋯⋯」
處於釜山鄉郊綠化帶的貨倉，一度成為 remiso 巡演時的排練空間。照片由黃津珏提供。
就是新手樂團，才要玩巡演
經營新手樂團，一般想法是：在本地舞台玩得好，有一定受眾，再向外拓展；或者是，新手樂團一般沒有太多資金，就該專心經營本地市場。但根據阿珏這次巡演的觀察，這似乎不是唯一出路。
即使作為元祖級的音樂人、社運人、文化評論人兼學者，結合了長年累月的行動經驗和思考，但對於香港獨立音樂發展，阿珏不曾停止提問：「我玩了（獨立音樂）二十年，其實不太覺得有發展。所以我想拋一個新的問題出來：其實你想像發展，是不是一定要『本土』？其實未必。」
「長遠來說，可能你（作為一個新晉亞洲獨立樂團）第一件需要完成的事情，就是走一下亞洲的（livehouse 巡迴）路線。」remiso 固然不是放眼亞洲的第一人；而換作是從前，比較經濟實惠的巡演路線大概都是往中國大陸走。但從今次經驗看來，捉襟見肘的本地樂隊若想要向外拓展，除了北上以外，還可以直接衝撞整個亞洲。
這樣跳出本土以外的想法，既和他的國際主義取向及左翼思想不無關係，也是受實驗音樂（experimental music）場景啟蒙所致。「玩實驗（音樂）真的很小眾，niche 到無得再 niche。可能香港的觀眾只有十個、二十個，無得擴展的。⋯⋯所以他們怎麼辦呢？就出去巡演。我曾經在馬來西亞駐場，在當地逗留兩個禮拜左右，剛好有人在搞實驗音樂節，我就看到一些玩實驗音樂的音樂人，拉著一個行李箱，裡面載著一些器材——來到馬來西亞，後來又去新加坡，就十來個人坐在那裡聽。他玩完之後，又拉著行李箱去第二站。他本身太 niche，所以其實要拓展，都只能靠『出去』啦。」
這種亞洲巡演的網絡重要在於，它是西方舞台以外的選擇（alternative）；它的建設無不是在衝擊西方獨立音樂文化的霸權。如果亞洲的 livehouse 連線足夠堅實，我們未必需要再以「衝出亞洲」作為衡量樂隊是否「成功」的指標——亞洲本身就是國際的一部分，亞洲本身就該是一個足夠重要的市場及文化場域。好好梳理自己、互相支援，就不必每每要拿 CBGB、Woodstock 來做標準。
「香港又好，台灣又好，越南又好，如果大家都是想像（最終要像）Oasis 那樣就仆街啦。你只是在不斷係度進口，進口一個想像，一個夢，要變成最大的band，玩最大的festival。這其實沒有意思⋯⋯倒不如思考一下，亞洲的結構可以怎樣做得強壯一點、實淨一點——啊，其實有些東西是更 reachable 的，是我伸手就能做到的，只要你行多兩步。你寫好了10首歌，玩齊啲，你就可以去 tour 啦。先不要想要有很多人看，甚麼幾千幾萬人的，其實可能一、二百人的場地反而最適合我們的想像，而亞洲就正正就最多這種場地。」
他想起自己跟一個年輕的越南策展人聊天，她在英國修讀藝術。他問她會否留在倫敦或英國發展，她說：「不會啊，歐洲咁悶。」讓他一直記著。這句話應用於歐美雖精彩、卻難免飽和的獨立音樂場景，也某程度合適。現在玩 indie 最精彩的地方，可能在亞洲。而它的精彩，有很大部分來自於它的邊緣。
remiso在台北受到手碟音樂人Angus Lee照顧。照片由黃津珏提供。
擺脫邊緣？維持邊緣？
二十多年來，凡是和香港獨立音樂或藝術空間發展有關的議題、事件中，都不乏阿珏的身影：無論是 Hidden Agenda 與政府部門的長期抗爭，還是抵抗「活化工廈」政策扼殺觀塘藝術區生態，乃至討論噪音管制條例如何約束街頭音樂文化、抨擊西九文化區的空降等，無一沒有黃津珏在其中周旋、書寫、控訴。
大抵在 2019 年前，香港獨立音樂圈的主要命題還是「爭取」︰爭取不再被邊緣化，爭取空間自由地玩音樂，尤其是希望工廈裡的演出可以合法進行，或得到合理程度的認受——玩音樂的無須再提心吊膽，聽音樂的無須再鬼鬼祟祟。
但當時阿珏已經很明白，這種「爭取」並非沒有底線；獨立音樂如可以蓬勃發展自然是好，但他很清楚當中有甚麼可以捨棄、可以折衷，有甚麼不可以。是故矛盾地，在某程度上「阻礙」體制所許可的發展，也有其必要。例如有時候，阿珏覺得自己在 Hidden Agenda 的角色是「中止它向上移動的能力」。
例如阿珏提到，林鄭月娥還是發展局局長的時候，政府曾經建議把他們這批獨立音樂人安頓在一所廢置學校，繼續舉行演出、發展；有空間、有認可，似乎不全然是壞事，但這種結局和阿珏對藝術自主的想像，還是有很大落差。
「我就很衰，我企得很硬。我的 rationale 就是，我不想變成一個例外——因為香港的文化建築就是這樣，從八、九十年代開始，一班在自己的藝術範疇裡比較『大聲』的人，他很容易被政府招安，就變成九大藝團。九大以外的，就繼續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我不想重蹈覆轍。」在阿珏看來，這只是政府中止論述（discourse）的手段：「唔使傾喇，我俾優惠你，我俾地方安置你。」
政府保守，且文化認知落後，故此在長年爭取後，獨立音樂場景和政府、或其他官方場域仍處於完全對立的狀態。這完全斷絕了公帑流入獨立音樂場景的可能，卻又同時維持了其邊緣性。在某程度上，這種狀態其實在為獨立音樂保真。
阿珏以不合法的 livehouse 為例，「它和仕紳化有個抵抗性；仕紳化就是所有嘢都要合法——政府認可、商人認可，它才可以執行。如果一個地區，有很多犯法活動在發生，它根本無法仕紳化，因為投資者會卻步。中產、小資產階級會害怕這類活動的發生，當中的關係很複雜。」
如果獨立音樂的邊緣狀態、違法性質某程度上維持了它的自主性，那麼，目前最重要的章程，還是不是要把獨立音樂「推上地面」？阿珏沒有確切的答案，甚至有時會疑惑自己究竟希望推動甚麼。「我有時會想，是不是所有嘢攞正牌，authority 批准你玩的，才叫好？你看到例如台灣，現在推 livehouse 和獨立音樂，很認可你，給你很多錢，那其實是不是這樣一個認證才叫做好？我不敢說是或不是。」
「因為我覺得灰色地帶有它的好處，你會見到不同人有他的 agency（能動性）去參與那件事，去溝通，去演繹、去詮釋那是一件什麼事。一進入權威的認可時，其實你就給了它話語權，它就會想，要怎樣去界定你、釐定你；你們是合法不合法、什麼類型、他們要怎樣支援你。」
在這種「灰色地帶」中，尚有許多制度以外、以人為單位的審議（deliberate）空間。「其實香港執法人員其中一樣好處，就是他們不想執法，唔想搞咁多嘢。例如我們的朋友搞游擊show，你見到差佬來，其實你是有餘地和他商榷，你可以跟他討論什麼是『公共空間』。我的美國朋友來到，我帶他去游擊show，他看著我們跟差佬討論，然後照 run 到個 show，他 O晒嘴，說在美國，不用談，差佬一來就拔掉電制。你邊個駁返，就拉邊個。」
自然，一樣米養百樣人，這些例子也只屬一部分。但阿珏似乎不願一下子就將在制度內工作的人一下子打成毫無思想的齒輪，而始終相信溝通。在他的語境裡，人，總是值得被逐一審視。
即使個人抗拒被官方收編，但阿珏對於想把自己「推上地面」，或靠攏官方的音樂人，亦表示完全理解。「一個 livehouse 想攞牌，想得到政府認可、發展，甚至拎補貼去搞音樂，這一定不是錯。我身邊都很多玩音樂的人都 struggle 得很緊要。」
「我明白不肯妥協那班人做緊乜，又明白很想變成主流音樂那班人在想甚麼。我也不會藐他們。因為坦白說，就是 indie 圈養活不了他們，那麼大家就要找方法。有些人就沒有辦法，要做些band仔會笑的——同謝霆鋒玩、同胡楓玩——但你點能夠笑佢？你應該去批判個制度，是制度令他們需要做這些妥協。」
黃在Node試音。照片由黃津珏提供。
屬於亞洲獨立音樂的「黃金時期」？
既要保留抵抗性及自主性，又要能夠完全「光明正大」地生存，似乎不太可能。上述的「灰色地帶」反而能讓某部分獨立音樂人保存自我之餘，又尋找到自己的觀眾和棲息地。
「所以你會發覺——雖然這樣說好像好抽離——但獨裁的國家都有他（獨立音樂場景）的玩法。所以我自己無特別灰心囉，因為依家個政府變成咁樣，反而令一般人怎麼看音樂，那個思維好似反而進步了。」
這種絕處逢生的看法，對部分人來說可能另類，但對於一直處於狹縫間的獨立音樂人來說，只是長年浸淫在地下場景的必然結果，當中自有一種靈活，也是無可奈何的豁達。
「我自己覺得，如果你看一個本來就很 overground 的東西，可能現在會很失望，或者沮喪。但作為一個一向比較關注 underground 或獨立創作領域的人，我覺得，現在是一個新時代啊。」阿珏解釋，現在心態不同了，他們不用再考慮跟政府攞牌，一切都是想搞就搞，殺到埋身再算，自己搞不來，就跟其他人搞。
他對地下創作場景的堅韌，有絕對信心。「我覺得 underground 總會找到很有趣的方法或策略去面對這些事情。反正我們一路走來都不容易啦。」他半帶遲疑卻又半覺得好笑地比較說，例如當代藝術或美術這些範疇，跟政權的關係比較微妙，但獨立音樂人卻一向都像「野狗」。
「啲人都唔覺得我哋係搞藝術，又無資助，又覺得我們犯法。所以我自己作為一個香港 indie 的 band 仔，我沒有一個黃金時期去回望。從來都無過 good old days，所以我們的抗體比較好。面對這樣一個極權的誕生，我們就自己繼續搵窿窿罅罅玩囉。」
在《迴路》中，我們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在「窿窿罅罅」中自有一片天地：例如吉隆坡「無頭體」既為天台種植場，也是演出場地，更是很多前衛藝術家的聚腳地；又例如日本社運組織「素人之亂」在破落的商店街以便宜租金試辦各種實驗性的店舖，其中「是但bar」則開放予任何有意者任一日店長。
這些縫隙是另類表演空間的可能，也是生活的可能——獨自支撐自然困難，但連結起來就是一條巨大裂痕，把土地撐得足夠開，或許就能互相保存。
吉隆天台藝術空間「無頭體」。照片由黃津珏提供。
在這個時代，更要學會珍惜「衝突」
說到底，這些場景的重要性在於它們對「contestation」的體現——它們是獨立音樂基建尚未成熟、大眾對獨立音樂接受程度尚低的結果；但它們也標誌著，很多事情還未被塑形、仍然不斷被爭議、不斷碰撞。
但阿珏指出，這些「contestation」對消費者來說，並沒有意思。因此，到了生產線的另一端，阿珏相信，作為文化生產者，他們有責任看見這些精彩，並勉力維持之。而從言談中可以理解，這種「contestation」不只存在於獨立音樂和政府之間，更存在於創作者和創作者之間。而後者的碰撞相當可貴。「所以我現在為什麼好像成日寫文鬧人——雖然一直都是這樣，」他笑言。「但現在更有一點刻意，是因為覺得這種 contestation 很重要。」
現在的時局，更讓他警醒自己很多能做卻未做的事。在公共知識領域裡，阿珏的形象從來喜惡分明，以敢言見稱，且對流行文化的生產方式多有批判。如今，他更是本著一種此時不講更待何時的心態，繼續暢所欲言。
「我個心態就係，現在真的好迫切地，要好好利用我們僅餘的表達自由。我們從前有沒有好好珍惜過這個表達自由？坦白講，我覺得無。我自己觀察，有很多東西我們還是避而不談。但現在，你真的好像看著個 timer 在倒數。感覺『有嘢講咗先啦唔該』，心態有點不同。」
相比之下，《迴路》的書寫顯得悠長。與阿珏一般言語犀利的作法有點不同，書中充滿著對「地下」領域的樸實書寫，以及更重要的，是對這個熟悉的場景歷久常新的旺盛好奇。
在巡演期間，阿珏在吉隆坡的藝術空間「Raw Art Space」看到自己多年前的評論集《拆聲》居然在架上，心中感動。他說，那時候才意識到，一些自己以為很「local」的東西，其實很「glocal」。《拆聲》是那麼聚焦香港議題的書，但原來馬來西亞的讀者，或是台灣的讀者會在當中找到共鳴。阿珏在他方邂逅自己昔日的文字，又當時在玩一隊混合了香港人、英國人團員的樂團——這一切讓他更看到「聯繫」的重要性，後來更成為書寫《迴路》的其中一個契機。
對於這本《迴路》，阿珏將之形容為「拋磚引玉」，只是紀錄跨亞洲獨立音樂文化的一種嘗試。而對於書本作為一半民族誌的部分，阿珏則坦言做得未如理想：「如果是一個很田野的考察，我會事前做很多資料搜集，在當地拍很多照片，詳細書寫觀察所得，但現在是事情完結後望返轉頭。」
《迴路》是遊記、是民族誌、還是手記，並不太重要。最重要的是，它沒有刻意歌頌邊緣，或刻意凸顯邊緣的困厄，一如阿珏對本地獨立音樂場景的態度，誠實才是最大本領：「作為很珍惜獨立音樂的人，反而你要看到獨立音樂的缺憾。」對於這個場景，我們必須直視它為創作人帶來的艱苦，但同時擁抱它不入流的美好。閱讀《迴路》，似乎能看到它以一種誠心學習、受恩的形式，讓我們同時看到被邊緣者的弱小和強大。
吉隆天台藝術空間「無頭體」。照片由黃津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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